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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学史

第三节 四大南戏——《荆》、《刘》、《拜》、《杀》

  在元末明初,还有些较著名的南戏剧作。其中《荆钗记》、《刘知远白兔记》、《拜月亭》、《杀狗记》(习惯上简称为《荆》、《刘》、《拜》、《杀》)被称为“四大家”(见凌濛初《谭曲杂札》)。这些剧作的传世剧本都经过明人的修改加工,已非原貌。

  《荆钗记》一般多认为是元人柯丹邱所作。剧本叙穷书生王十朋和大财主孙汝权分别以一支荆钗和一对金钗为聘礼,向钱玉莲求婚,钱玉莲因王十朋是“才学之士”,留下了他的荆钗。成婚后,王赴京考中状元,因拒绝万俟丞相的逼婚,被调至烟瘴之地潮阳任职。他的家书被孙汝权截去,改为“休书”,玉莲不信“休书”是真,坚拒继母要她改嫁孙汝权的威逼,投江自杀,被人救起。王十朋闻知玉莲自杀,设誓终身不娶。后夫妻间仍以荆钗为缘,得以团聚。

  《荆钗记》的开场“家门”声明此剧是为表彰“义夫节妇”而作,它的宗旨是提倡夫妇间的相互忠信。在这个意义上,王十朋被塑造为与早期南戏中富贵易妻的蔡伯喈、王魁、张协等人物相对立的形象,从与之相反的角度表达了相同的家庭伦理意识。同时,剧中也包含了一些新鲜的、具有市民社会气息的生活理想。首先,把“义夫”与“节妇”作为对应的概念,意味着妻子的“节”需要丈夫的“义”作为报偿,这已不是正统礼法所具有的内容。它不仅在某种程度上维护了女性的权利,还隐隐渗透了市民社会中以利益的平等交换为“义”的潜意识。剧中写王十朋误闻玉莲死后立誓不再娶,甚至不顾别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劝诫,更是把维护对亡妻的“义”和维护自身的情感,放在了礼教规范和家族整体利益之上。而钱玉莲出于“烈女不更二夫”的信条而自杀,虽是一种典型的“节妇”形象,但作者写她最初选择王十朋为婿,是因为认识到他“一朝风云际会”,就会“发迹”;

  写她以“若能勾赠母封妻,也不枉了争名夺利”鼓励王十朋赴考,都是直接从实际利益考虑,不假以虚伪的道德掩饰,这些地方也都有浓厚的市俗气息。

  此剧的文辞较粗糙,多用俚俗语言,但戏剧性很强,有较好的演出效果。

  《刘知远白兔记》是“永嘉书会才人”在《五代史平话》和《刘知远诸宫调》等的基础上编撰而成的。现存的几种明代加工本情节稍有差异。刘知远为五代后汉开国皇帝,作为一个穷军汉出身而登上皇帝宝座的人,他一直使老百姓感兴趣。剧本的中心内容,就是写他的“发迹变泰”以及他和李三娘悲欢离合的故事:刘知远未发迹时落魄潦倒,后被李文奎收留作佣工,李文奎见他身有帝王之相,就将女儿李三娘嫁给他。李文奎死后,刘知远不堪忍受三娘兄嫂李洪一夫妇的欺侮,弃家投军,被岳节使招赘,建立功业。三娘在家受尽欺凌,在磨房生下儿子咬脐郎,托人送至刘知远处。咬脐郎长成后,因追猎一只白兔,与生母相会,终于全家团圆。

  《白兔记》是一部平民意识很强烈的作品。剧中写李洪一夫妇的贪婪狠毒,以种种刁钻的方法欺凌刘知远和李三娘,表现出民众的鲜明的爱憎。又像刘知远为了攀升高位而娶节度使之女,但他最后能接回“糟糠之妻”,所以也并不因此而受到责难。在民间朴素的观念中,社会低层的人们为了求得权力和富贵,这样做是可以原谅的。只是写三娘至死不肯改嫁的情节,带有传统的道德意识。

  此剧保留了民间创作的艺术特色,文字质朴顺畅,刻画人物、编排情节生动自然,许多细节,散发出古代农村生活的气息。

  《拜月亭》(又名《幽闺记》),前人多认为是元人施君美作,尚难确定。此剧系改编关汉卿的同名杂剧,人物、情节、主题思想均与关作大略相同,曲文也有部分沿袭,故不再复述。

  此剧虽是改编之作,却受到很高评价。关作以四折的短小体制写两对青年男女在战乱时代背景中的婚恋故事,固然显示了出众的才力,但毕竟难以充分展开。而到了南戏中,由于扩大了规模,因而得以增添出许多生动的细节、细致的描写、委婉的抒情,使剧情的发展更显得起伏跌宕、波澜层叠,这是它的成功之处。

  在戏剧情调方面,此剧增添了很多喜剧成分,在悲剧性的事件中巧妙插入巧合、误会的关目,机智有趣的对话,以及插科打诨的手法,使这出戏表演起来有更多的娱乐性。

  此剧的语言往往在平易自然中显露出文采,历来受人们赞赏。李卓吾认为它超过《琵琶记》,可与《西厢记》媲美,并说:“《拜月》曲白都近自然,委疑天造,岂曰人工!”

  (《李卓吾批评幽闺记拜月亭》)

  《杀狗记》与后期杂剧作家萧德祥的《杀狗劝夫》情节相同,但孰为先后难以推断。其作者,前人多认为是元末明初人徐畩,但实际上他不太可能是此剧的原始作者,而只是改编者。剧中写富家子弟孙华交结市井无赖,并受他们的挑拨而将胞弟孙荣赶出家门。孙华妻杨月真为了劝夫悔改,杀了一条狗扮为人尸放在门外,使酒醉归来的孙华误以为祸事临门。他的那帮市井朋友不但不肯应邀帮忙,反向官府告发,还是孙荣为他“埋尸”避祸。最后真相明了,兄弟重归于好。这也是一出家庭伦理剧,强调了稳定的家庭秩序的重要,提倡“亲睦为本”、“孝友为先”、“妻贤夫祸少”等伦理信条。它虽是以道德训诫的面目出现,却是针对着因财产争执而使宗法家庭遭到破坏的现实,有着很实用的意义。在艺术上,此剧较为粗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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