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文到了元代中期，战争的创伤渐渐平复，元朝的统治较为稳定，经济较以前有显著的恢复和发展。同时，由于儒学得到官方的尊重，科举得到恢复，社会文化进一步“汉化”，文人的心态也多少趋向平衡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在以京师为中心的诗坛，由赵孟带来的“风流儒雅”的诗风得到推展而成为主流，而且在赵氏诗中所蕴藏的历史与个人身世的伤感也不大容易看到了。这时的诗歌几乎有一种“盛世之音”的味道。其主要作家，就是有“元四家”之称的虞集、杨载、范梈、揭傒斯。他们在大德、延祐间（1297—1320）先后任职于京城，遂相互唱和切磋，而成为宗师式的人物。
四家的诗仍沿着与宋诗相背的轨迹。如杨载主张“诗当取材于汉魏，而音节则以唐为宗”（《元史》本传），即表明了他们宗唐复古的取向。在诗艺方面，他们发表了不少见解，对诗的结构的安排、声律的调节、字句的锤炼，都加以仔细的探究，巩固和发展了前期诗歌的成就。
但另一方面，他们在讲究诗歌艺术特征的同时也重视文学与“治道”、“教化”的依存关系，创作中又有一种个性收缩和伦理回归的倾向。明人胡应麟评四家，说虞集“典而实”，杨载“整而健”，范梈“刻而峭”，揭傒斯“丽而新”（《诗薮》），指出四家诗风各异；然而从总体上说，他们在艺术上也呈现出明显的整一性，即讲求法度，形式工整，措辞典雅，不追求情感或个性的激烈或纵恣的表现，而崇尚一种合乎正统美学趣味的风格。
对元四家，历来不乏“为有元一代之极盛”的评价，这其实是从“风流儒雅”这一类正统美学趣味而言的。如果单论诗歌写作的精致，他们确实是元代最突出的，但要说由热烈的抒情而形成的诗中的生气，则四家的诗比较前期、后期均为逊色。我们只能说它是元诗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而无法给予太高的评价。
虞集（1272—1348）字伯生，号道园，祖籍仁寿（今属四川），迁崇仁（今属江西）。早年受家学熏陶，通晓宋儒“性理之学”。大德初至京师，任大都路儒学教授。后历官至翰林直学士兼国子祭酒、奎章阁侍书学士，曾奉旨修撰《经世大典》。晚年告病回江西。有《道园学古录）等。
虞集历数朝皆受优宠，诗文中不乏歌颂朝廷盛德之作，如《金马图》所谓“太平疆宇大无外，外户连城无闭夜”之类。
但同时不少作品仍带有一种惆怅、哀伤或感慨，实即显示了历史遗恨和种族歧视给汉族知识分子带来的心灵创伤。如《至正改元辛巳寒食日示弟及诸子侄》之二：
江山信美非吾土，飘泊栖迟近百年。山舍墓田同水曲，不堪梦觉听啼鹃。
虞集作此诗时七十岁，谢病在乡。这诗表面上是感慨自己的家族离开蜀中故乡侨居异地多年，欲归而不能。但虞集的父亲原任黄岗尉，在宋亡动乱之际迁来江西，所以“江山信美”二句，虽不能说是对元人怀异心，但说其中包含着在元人统治下的无归依的失落飘零感，该是不过分的。后面的“山舍墓田”云云，也令人联想起虞集引为光荣的五世祖虞允文——南宋初主持抗金大战的名相。这诗的情调是伤感、悲凉，但表达得极委婉。另外，虞集有一位宋亡后隐居不仕的从兄，留下不知是否为其本人所作的两句遗诗：“我因国破家何在，君为唇亡齿亦寒。”虞集也特地把它补为完整的诗篇，说是为了替从兄“发其幽潜之意”（见《从兄德观父与集同出荣州府……》）。这里面同样包含了个人无法抗衡的历史的遗憾。
虞集对诗歌主张温厚平和而不失声韵光彩之美，他的作品也就是循这一条路数，题材大多较严肃，是四家中最为典雅的。但他的诗虽然缺乏洋溢的才情、洒脱的风致，却也并不古板迂腐，具有重抒情的特点。
虞集是元代文章的名家，后世如黄宗羲曾给予很高的评价。其风格以追踪欧阳修为主，文辞自然舒展，好谈说习见的儒家道理，同时也常常表现追慕隐逸的情趣。但结构既不如欧阳修那么讲究，又缺乏独特的才情和感受，只是写得熟练，成就是有限的。
杨载（1271—1323）字仲弘，浦城（今属福建）人，后迁居杭州。先以布衣应召为翰林国史院编修官，后于恢复科举时，登进士第，官至宁国路总管府推官。有《杨仲弘集》。
杨载在“四家”中多一些浪漫的诗人气质，《元史》本传说他“为文有跌宕气”，他的诗也是如此。《遣兴偶作》云：
“放浪天地间，无今亦无昔。”这样的句子显得有些纵恣，但他的“放浪”是很有分寸的，常体现为一种潇洒，富有雅致的意趣。如在送别友人时，想象“却到江南春水涨，拍天波浪泛轻鸥”（《送人二首》）；或者回到久别的家乡，陶醉于湖光山色之中，“小艇欲行无远近，不愁归醉要人扶”（《宿浚仪公湖亭三首》）。他不像虞集等人摆脱不开现实或人事，自述“夜阑每作游仙梦，月满琼田万鹤飞”（《纪梦二首》）。
《宗阳宫望月分韵得声字》一诗，明初瞿佑《归庄诗话》称杨氏以此得名，其中“大地山河微有影，九天风露寂无声”一联，尤为人叹服，也是写得富于想象力的。这些地方使他能够避免平淡，但显得中气不足，境界不够开阔；“放浪”仅暗示着个性的某种意向，未得到多少发展。
范梈（1272—1330）字亨父，一字德机，清江（今属江西）人。出身贫寒，以荐举为翰林院编修，后任福建闽海道知事。有《范德机诗》。
范梈喜作歌行体，在声调、结构上颇用心，但总显得创造力不够。他的一些绝句颇有情致，如《浔阳》一诗：
露下天高滩月明，行人西指武昌城。扁舟未到心先到，卧听浔阳谯鼓声。
此诗写作者思乡情切，在归途中，已心驰神往。但这类诗仍不脱唐人的风调。
揭傒斯（1274—1344）字曼硕，富州（今江西丰城）人。
少时家境贫寒，读书刻苦。延祐初，以荐举授翰林国史院编修官，后迁应奉翰林文字、翰林侍讲学士。至正初，奉诏修宋、辽、金三史，为总裁官。有《秋宜集》。
四家中，揭氏的思想情感有较接近平民的一面。如《祖生诗》写孝子祖生千里寻母的感人事迹，旨在谴责战乱。《临川女》写一个盲女被母兄遗弃，得到善人的救助。“我母本慈爱，我兄亦艰勤。所驱病与贫，遂使移中情”，揭示人性由于贫困和环境的逼迫而异化，写得很深入。再看他的《渔父》一诗：
夫前撒网如车轮，妇后摇橹青衣裙。全家托命烟波里，扁舟为屋鸥为邻。生男已解安贫贱，生女已得供炊爂。天生网罟作田园，不教衣食看人面。男大还娶渔家女，女大还作渔家妇。朝朝骨肉在眼前，年年生计大江边。更愿官中减征赋，有钱沽酒供醉眠。虽无余羡无不足，何用世上千钟禄。
诗较真切地描绘了渔家的生活，并在最后对这种朴素的生活表示羡慕。大抵这一类诗感情真实但通常不表现得很激烈，叙事、议论简洁而紧凑，语言风格较朴实，仍符合于“雅”的规范。不过他也有些诗写得风格不同，如《赠王郎》写一个少年“狂士”的情状，流露出豪侠之气，在四家诗中算是比较特别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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