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简夫，大都人，后流寓杭州，生平不详。剧作见于著录的有五种，今存三种：《东堂老》、《剪发待宾》、《赵礼让肥》。
《东堂老》是元后期杂剧中具有独特意义的作品。剧中写富商赵国器因儿子扬州奴不肖，临终前向人呼“东堂老”的好友李实托子寄金。后扬州奴交结无赖、肆意挥霍，终于沦为乞丐，他所卖出的家产被李实用赵国器所留下的银钱买进。
李实对扬州奴屡加教诲，使浪子回头，而后将赵家财产交还给他，让他重振家业。
在中国古代的传统观念中，由于商业对建立在农业经济基础上的政治秩序具有一定的腐蚀作用，所以一直提倡重农抑商。反映到文学中，商人也总是受鞭挞的，似乎他们都是不劳而获。元代商业经济的发展，造成社会观念的变化，这引起了杂剧作家们的关注。但元杂剧写到商人，但是以谴责居多，如郑廷玉《看钱奴》嘲讽财主的悭吝贪婪：“那一片贪财心没乱煞，则他油锅内见钱也去挝。富了他这一辈人，穷了他那数百家。”甚至诅咒那些“无仁义”的富人“发背疔疮”、“禁口伤寒”，不得好死。这类作品揭露金钱的罪恶，不是没有真实性，也反映了社会上的不平心理，但把商人一概看作是不义之徒，实际上仍是只承认从做官即从政治权力中获得富贵才算合理的传统意识的表现。而《东堂老》却是赞美了一个见财不昧、忠于友谊、诚恳可信的商人，这是过去极少见的。
《东堂老》所写的浪子败家和悔悟改过的故事，实际上是包含着浓厚的道德劝诫的意味。但它所表现的，不是“重义轻利”的士大夫道德，而是更具有真实性的、与追求物质利益相联系的商人道德。第二折东堂老对扬州奴说：“你有钱呵，三千剑客由他们请；一会儿无钱呵，……冻剌剌窑中巴不到那明，痛亲眷敲门都没个应，好相识街头也抹不着他影。”这里说明金钱在社会生活中的重大作用，乃至对人的爱憎情感的主宰，但所得出的结论，却不是对金钱的“义愤”，而是指出为确保自身的生存和社会地位，要尽可能多地占有金钱。只是占有金钱的途径，必须是正当和合理的。剧中对柳隆卿、胡子转这类以不正当手段获得利益的市井无赖提出了严厉的谴责，而对商人通过艰辛经营积聚财富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和充分的肯定。东堂老的一段唱词这样写道：
想着我幼年时血气猛，为蝇头努力去争，哎哟！使的我到今来一身残病。我去那虎狼窝不顾残生，我可也问甚的是夜甚的是明，甚的是雨甚的是晴。我只去利名场往来奔竞，那里也有一日的安宁？投至得十年五载，我这般松宽的有，也是我万苦千辛积攒成，往事堪惊。
（《滚绣球》）
以农业社会的狭隘眼光来看，非生产性的商业活动似乎不产生价值，所以商人的经营只是从别人的劳动中获取利益。而在这里，作者真实地反映了商业经营不但辛勤劳累，而且充满风险，赞美了经商致富的人生道路。
剧中第二折写到东堂老的儿子因“这几时做买卖不遂其意”，抱怨自己“生来命拙”，东堂老对此表示反对，说“那做买卖的，有一等人肯向前，敢当赌，汤风冒雪，忍寒受冷，有一等人怕风怯雨，门也不出”，所以才有成与败、贫与富的差别，“怎做得由命不由人也”！而后又唱道：
我则理会有钱的是咱能，那无钱的非关命，咱人也须要个干运的这经营。虽然道贫穷富贵生前定，不俫咱可便稳坐的安然等？（《端正好》）
这里实际上否定了贫富穷通皆由天命的观念，而把成败得失归于人力，宣称“有钱的是咱能”，也反映出商人阶层重视实际的人生态度和积极进取的人生精神。
《东堂老》还有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在元杂剧中，这是一部写实性特别强的作品。剧中没有离奇的内容和特异的人物，也没有什么夸张的语言，以严谨的结构、合理的情节、朴实的语言，敷演一个商人社会中常见的故事，充满生活气息；
剧中所提出的具有新的时代意义的道德观念，也并非是理性的阐释，而是在写实中自然地反映出来，这表现了古代文学的重要进步。它对后来，尤其是明代文学中描写商人的作品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秦简夫的另一部杂剧《剪发待宾》，是对历史故事的改编，而又具有时代色彩。剧中保留了《晋书·陶侃传》所载陶母截发以易酒肴来招待宾客的故事情节和“母贤子孝”的传统道德内涵，又虚构了一个“巨富的财主”韩夫人，她主动提出把女儿嫁给陶侃，后陶侃中了状元，由学士范逵充当媒人，两家欢欢喜喜地结了亲。这一儒商通婚的喜剧，实际是元代社会士商结合的现实的反映。剧中通过韩夫人和陶母的争论和成婚时陶母所说的话，让“封妻荫子”的封建功名对商人的臣大财富取得优势，这也表明在士商结合的过程中，一般人对政治权力和地位的重视仍旧是第一位的。联系元代及明代许多家庭亦儒亦商，或一个家庭中有的成员走经商道路、有的成员走科举道路的事实，可以看出这个剧作为一种历史形态的写照，是颇有意思的。不过它在艺术上成就不是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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