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初柳开以尊韩和文道合一为号召，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比他稍后的穆修，也未免“曲高和寡”之叹。因此，在这一阶段中，一些以复兴儒道为己任的人，便沿着他们的方向发出更响亮的呼声，乃至提出更极端的主张。
曾任国子监直讲的石介（1005—1045），是其中的重要人物。他和前人不同的地方，一是把在文坛上很有势力的西昆派提出来做靶子，以震动人心，二是不仅涉及古文与骈文之争，而且要在整个文学领域中建立“道”的统治。石介的《怪说》指斥杨亿“欲以文章为宗于天下”，故意使天下人“不闻有周公、孔子、孟轲、扬雄、文中子、吏部（韩愈）之道”，因此耳聋目盲，然后“使天下惟见己之道”。本来，西昆派的文学是既有一定成就也有相当缺陷的，在当时确有加以批判的需要，但石介的办法，却是派他们一顶“名教罪人”式的帽子，从世道人心的意义上彻底打倒，以维护“道统”的神圣性。他的观念，是要以道代之，甚至废弃诗文的艺术形式，使文章成为儒家经典、封建伦理的衍生物。而同时持类似观点的为数并不少，如刘敞说过“道者文之本也，循本以求末易，循末以求本难”（《公是先生弟子记》）；尹洙认为“如有志于古，当置所谓文章功名，务求古之道可也”（《志古堂记》），他们都否认了文学有自身的价值。
北宋中期理学逐渐兴起，理学家们对文与道的关系提出了更为苛严的看法。周敦颐首先提出“文以载道”的明确口号，更彻底地说明了文对于道的工具性。他把文比作车子，如果不能载运道，则再好看也是无用之物。但他还承认文章的美饰具有使道更吸引人的作用（见《文辞》），程颢、程颐则更趋极端。如石介等人还是尊韩的，只是忽略了韩愈还有爱好文学的一面。对这种不彻底性，以及韩愈本身的矛盾，二程从更纯粹的道学立场上提出了修正。他们认为致力于文章是有害于道的，因而韩愈也根本不值得仿效：
退之晚来为文，所得处甚多。学本是修德，有德然后有言，退之却倒学了。（《二程遗书》）
不但韩愈，杜甫的写景诗，程颐也斥为“闲言语”，责问：
“道出做甚？”其实，这是强调道统文学的必然结果，前人不过出于对韩、杜的尊敬，而回避矛盾罢了。
当然，这一类观点并不完全是北宋那一场文学变革的理论基础。欧阳修在对石介表示尊重的同时，也提出了批评；理学转盛，还迟于欧阳修领导的文学变革。但是需要看到：在整个那一段时期中，道统文学观的盛张，已经达到了空前的地步，北宋所谓“古文运动”进行得比唐代古文运动顺利，一定程度上有赖于此。所以，它对欧阳修领导的文学变革，自然会有相当大的影响和约制。譬如，苏舜钦很明白地说过“文之生也害道德”（《上孙冲谏议书》），而欧阳修本人，也有着“言之不可恃”，“勤一世以尽心于文字间者皆可悲也”（《送徐无党南归序》），而“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答吴充秀才书》）的观念。当然，他也另有一些比较合理、对文学比较重视的论点，后面将会说到。但无论如何，在以道统文这个基本原则上，他和当代的理论思潮是合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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