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这个问题，首先应该指出：既然西汉前期的乐府民歌中，已经有了《江南》那样完整的五言诗，那么在本时期的乐府民歌中，应该有更多和更成熟的五言诗。只是由于民歌很难判定具体年代，又考虑到叙述的方便，我们把关于乐府民歌的问题放在上一章讨论，而在本节中，只将它作为一个必要的背景提出。
其实，上述看法也可以通过年代明确的民谣来证明。《汉书·五行志》载成帝时童谣是这样的：
邪径败良田，谗口乱善人。桂树华不实，黄爵巢其颠。故为人所羡，今为人所怜。
这首民谣虽然语言较为朴素，但已经是隔句用韵，无杂言句的标准的五言诗形式。另外，同为《汉书》所载的成帝时民谣《尹赏歌》，也是这样的情况。民谣总是使用流行的形式创作的，由此我们完全有理由判断：到了西汉后期，五言诗形式在民间已经普遍流行。
与此相应的，在社会上层，也出现了完整的五言诗的写作。成帝宫中妃嫔班婕妤有一首《怨歌行》（载于《文选》），写得相当出色：
新裂齐绔素，皎洁如霜雪。裁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常恐秋节至，凉飚夺炎热。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
《汉书·外戚传》说班婕妤为赵飞燕所谮，遂求供养太后于长信宫，诗盖为此而作。诗中以团扇自比，想象优美贴切，对后来的“宫怨”诗影响很大。此诗是乐府歌辞，属楚调曲。成帝时乐府非常兴盛，班婕妤（班固的祖姑）又是一位才女，她仿照乐府民歌的风格写出这首诗，是合情合理的。有人疑此诗为伪托，并没有可靠证据。
班固（３２—９２）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人，活动于东汉明帝、章帝时期。作有五言《咏史》诗：
三王德弥薄，惟后用肉刑。太仓令有罪，就递长安城。自恨身无子，困急独茕茕。小女痛父言，死者不可生。上书诣阙下，思古歌鸡鸣。忧心摧折裂，晨风扬激声。圣汉孝文帝，恻然感至情。百男何愦愦，不如一缇萦。
此诗歌咏西汉文帝时少女缇萦上书救父的故事。语言比较质朴，但叙述还是很简洁的。诗中引进了冷静的理智成分，表现出文人诗的一种特点，在这方面对后来诗歌的发展也有一定影响。由于班婕妤的身份比较特别，《怨歌行》又是模拟乐府民歌之作，所以可以认为，班固的《咏史》诗是现存的第一首文人五言诗。它标志着五言诗体正式登上了文人的诗坛，开始全面取代楚歌的地位，在文学史上有重要的意义。另外，后代很盛行的“咏史”题材，也以此为起点。
西汉后期的七言诗没有留下完整的作品。但是，《文选》注引刘向的《七言》诗，尚有六句，据所写内容和用韵情况大体可以推断：这六句当出于一首，诗型当是完整的七言，不带杂言和楚歌句式，基本上是每句用韵。其内容亦有新颖之处。如“朅来归耕永自疏”、“结构野草起屋庐”、“宴处从容观诗书”、“山鸟群鸣我心怀”，写隐居的日常生活和闲逸心情，这是以前和同时代的诗歌中所没有的，而在魏晋以后的诗歌中成为重要题材，也值得注意。东汉前期，据《后汉书》载，杜笃有《七言》，东平王刘苍有《七言别字诗集》，作品无存。另外，《古文苑》所载班固的《竹扇赋》，由二句一转韵的十二句七言句构成，实际上也可以视为一首完整的准七言诗。综合以上情况，大致可以这样说：在西汉后期和东汉前期，七言诗虽仍不兴盛，但一直有若干作者在写作，其形式也正在消除楚辞、楚歌的痕迹，向整齐的七言诗型发展。
附带地说一下楚歌的情况。在本时期中，楚歌的创作已显然式微。值得一提的是在西汉后期，有息夫躬的《绝命辞》。息夫躬于哀帝时入仕，“数危言高论，自恐遭害”（《汉书》本传），因作此诗，后果然死于狱中。诗中抒发了在黑暗的政治中所感受到的极大痛苦和绝望的心情。“玄云泱郁将安归兮，鹰隼横厉鸾徘徊兮”，此类悲愤激切的诗句，在当时可算是特异的存在。东汉前期梁鸿的《五噫歌》，则是一首大胆批判现实的优秀作品。梁鸿（约２５—约１０４）字伯鸾，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人，东汉初的隐士。他在一次经过京师时作了这首诗：
陟彼北芒兮，噫！顾览帝京兮，噫！宫室崔嵬兮，噫！民之劬劳兮，噫！辽辽未央兮，噫！
诗歌通过宫室崔嵬的帝京与劬劳未央的人民的鲜明对比，直接对帝王提出指斥。诗中很特别地连用五个感叹词“噫”句，表现了强烈的愤慨。在文人一片歌功颂德声中，写这样的诗也是需要勇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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