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歌》、《招魂》、《天问》三部作品，都不直接涉及屈原本人的生活经历。前二种与楚地的神话传说、民间习俗有密切关系，后一种却是对神话传说和社会历史的质疑。但这三部作品，又从各方面曲折地反映了屈原的个性和思想情感，同时也是研究楚文化的基本材料。
《九歌》的名称，见于《左传》、《离骚》、《天问》和《山海经》，可见这是一种古老而著名的乐曲。“九”表示由多篇歌辞组成，不代表实际篇数。屈原的《九歌》共十一篇，是一组祭神所用的乐歌。一般认为，这是屈原根据民间的祭神乐歌改写而成的，既洋溢着古老的神话色彩，又表现着诗人对人生的某种感受。
十一篇中，前十篇各祭一神，末篇《礼魂》，则是前十篇通用的送神曲。所祭神灵，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１）天神：东皇太一（天神中最尊贵者，即天帝）、云中君（云神）、大司命（主管寿命的神）、少司命（主管子嗣的神）、东君（太阳神）。
（２）地祇：湘君和湘夫人（湘水之神）、河伯（黄河之神）、山鬼（山神）。
（３）人鬼：国殇（战亡将士之魂）。
《诗经》中的祭祀乐歌，都是庄重而显得板滞的；人与神之间，相隔遥远。《九歌》则不同。它用富丽的语言，描绘出盛大的、活泼而亲切的祭礼场面。神灵由巫师扮演，周围的人群伴随他（她）或歌或舞，在敬神娱神的同时，起到娱人的作用。那些神灵都被赋予了人类的品格和情感，他们对人保持善良友好态度，又同人很亲近，毫无可畏之处。这些都反映出在南方的民间信仰中人神共处的特点。
尤其突出的，是《九歌》中大多数诗篇都包含有神与神或人与神相恋的情节。这些恋爱，在诗中又都呈现会合无缘、彷徨怅惘的状态，透出对生命的执着追求，和追求不得的忧伤怀疑。这里面也许包含着屈原自己人生失路、孤独凄凉的心情。如《湘君》、《湘夫人》写一对配偶神，他们彼此相待，却终不能相遇，唱出伤心的歌子。《湘君》开头写道：
帝子降兮北渚，目渺渺兮愁予。嫋嫋兮秋风，洞庭
波兮木叶下。
在这幅清秋候人的画面上，深秋的凉意和情感的寂寞不安融为一体，渲染出一派难以言说的凄迷惆怅之情，从而成为千古传诵的名句。
《山鬼》是一首更为美丽的失恋之歌。诗中主人翁虽是神的形象，却完全是人间少女的情感。她盛装打扮，前去与心上人幽会，情人却始终未来赴约，使她陷入绝望的痛苦之中。全诗将方位的变动（山阿——山上——山间），气候的变化（晴朗——阴晦——雷雨大作），情节的推进（赴约——候人——失恋），心灵的波动（喜悦——惆怅——怨愤）结合起来，写得情景交融，和谐动人。其中写到山鬼独自站在高高的山顶，四望不见人影，她想到的是“岁既晏兮孰华予”——年华渐渐逝去，谁能使我的生命放出光彩呢！最后一节是：
雷填填兮雨冥冥，猿啾啾兮狖夜鸣。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忧！
已经到了深夜，雷鸣电闪，风雨交加，落叶飘飞，猿鸣凄戚，山鬼依然彷徨伫立，不肯离去。在北方的《诗经》中，也有不少失恋的歌，但绝没有如此强烈、固执、不顾一切的追求。值得注意的是，《山鬼》中这种描写，其主要意义并不在表现对恋爱对象的忠贞（其实在《湘君》、《湘夫人》的结尾，都有与对方决绝、另有所求的表示），而是像“岁既晏兮孰华予”所表示的，是对生命应有的美好的追求。这也很能显示楚文化的特点。
《国殇》是悼念阵亡将士的祭歌，在《九歌》中是颇为特殊的一篇。诗中描绘了一场敌众我寡、以失败告终的战争，在这失败的悲剧中，写出楚国将士们视死如归、不可凌辱的崇高品格。“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诗人的礼赞，既呈现了楚人刚毅的性格，也寄托着他对祖国复兴的期望。这首诗篇幅不长，却是中国文学中最早显示出悲壮的美感的杰作。
《九歌》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它包含着先秦文学中少数几篇完全以神话为素材、又经过文学化的改造、以神的形象表现人类生活情感的作品。它虽然没有《离骚》那样壮阔的场面，但语言的精美、抒情的细致，尤其景物与情感的相互融合与衬托，却是别具一种长处。
《招魂》在《史记》中列为屈原之作，王逸《楚辞章句》却列在宋玉名下。今人多从司马迁之说。所招为谁何之魂，又主要有两种不同意见。一说是屈原自招其魂，一说是屈原招楚怀王之魂，多数研究者持后一种说法。
“招魂”本是楚地一种习俗。诗人借用此种风俗，以奇异的想象，写出这篇奇异的作品。全篇除开头一段引言说明招魂原因外，可分为两大部分。前半部分假托“巫阳”之言，竭力渲染东南西北四方以及天上、幽都的可怕，劝魂不可留居。诗人的笔下，各种吃人食魂的鬼怪，凶残狰狞的毒蛇猛兽，极端严酷的自然环境，组成一幅幅光怪陆离、诡异恐怖的图景。后半部分，则竭力铺陈楚国宫廷的富丽奢华，以招魂归来，辉煌的殿堂，华贵的陈设，妖娆的女子，醇酒美食和诱人的歌舞，又是那样耀人眼目，动人心魄。最终以“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收结，流露出无限深情。
《招魂》所显示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是令人惊叹的。它用夸饰手法，对恐怖和奢华两种景象作强烈而富于刺激性的描写，形成对照，造成了特殊的美感效果。以后在鲍照、韩愈、李贺等作家的创作中，可以看到《招魂》这一特点的再现。它的铺陈手法，则直接影响了汉赋。
《天问》是一篇奇文。它就自然、历史、社会以及有关的神话传说，一口气提出一百七十二个问题，“怀疑自遂古之初，直至百物之琐末，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鲁迅《摩罗诗力说》）。这里面，有很多问题在当时是已经有了现存答案的，但诗人并不以此为满足，而提出严厉的追问，试图找到新的答案。像尧舜，不仅在当时已被儒家奉为偶像，而且在《离骚》、《九章》中也反复当作理想政治的化身来歌颂，在《天问》中，他们的举措，仍然不能逃脱深刻的怀疑。这就意味着，无论怎样的圣君贤臣，都不能成为不容怀疑的绝对权威。
我们必须注意：任何社会，不论处在如何幼稚的认识水平上（其实，从人类社会无限发展的立场来看，任何时代的有限认识都不可避免地包含幼稚成分），都需要而且必然地对自然、社会、历史提出某种系统化的解释。打破这种解释，对现存答案提出大胆怀疑的精神，是人类的认识不断进展的基本前提，也是最为深刻有力的理性精神。而我们看到的是：战国时期虽然开展了百家争鸣，但没有哪一家曾对自然和社会现象表现出这么广泛而深刻的怀疑。这就意味着《天问》作者具有超越当时一般思想家的强大的独立人格力量，因而他敢于鄙视社会的压力，超越已被社会所肯定的思想习惯和思维模式。这种怀疑精神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少有的。
由于《天问》是一部思想性特别强的作品，形象的描写较少，在文学意义上，其价值就逊于屈原的其他作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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