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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名人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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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二

  §二、《外篇》

  《外篇》15篇,是《内篇》的补充和发挥,观点阐述得更为明确和具体,对丑恶现实的愤慨表现得更为强烈。这可能由于其中有部分作品的作者是庄子的后学,他们生当战国晚期甚至秦汉之际,战争更为激烈,生活更为痛苦,所以文章中所反映出来的感情也就更加强烈了。

  《外篇》的15篇为:《骈拇》、《马蹄》、《胠箧》、《在宥》、《天地》、《天道》、《天运》、《刻意》、《缮性》、《秋水》、《至乐》、《达生》、《山木》、《田子方》和《知北游》。

  《知北游》取篇首的三个字为题。知,人名。北游,往北方游历。本篇写了八个寓言,都是通过问道来论述道。这是一篇专门讨论道家的本体论的文章,反复描述了万物的本体——“道”是虚无的,又是无所不在,庞大无边的,它产生了万物,也支配着万物。

  本篇中提出了“通天下一气耳”这个有名的命题,认为天下万物的种种变化都是“气”的作用;又提出了“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的观点。由于道是虚无的,因而对道不能问,也不能说,也不能见,无言无为才能得道。老子以“无”、“有”作为道的别名,本篇在“无”之上更提出了“无无”,意即绝对的虚无。在本篇中对道的解释比《大宗师》中说得更加具体了一些。

  《天地》、《天道》、《天运》等篇,讲了天道与人道、君道的关系;阐明道是自然的,是不断发展变化的,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如孔丘之徒死守《六经》,宣扬仁义,结果到处碰壁;他们至死梦想恢复两周的繁盛,有如陆地行舟。具体每一篇的主要内容为:《天地》篇论述了君主应当具备什么样的道德和如何进行道德修养。作者认为君德就是天德,君主应该是有最高尚的道德,成为天道的体现者,这就是以历史上最原始时代的君主为榜样,做到无为无欲,天下自自然然就会太平了。

  《天道》篇中“天道”的意思为自然的规律。本篇的中心是论述天道以及天道与天道的关系。天道自然无为,帝王都应该效法天道。同时人道有为也不能废除。无为是君道,有为是臣道;天道有尊卑先后,人道亦应有尊卑先后。本篇作者还从天道的秩序来论证社会上人伦秩序的合理性,这说明作者虽然在理论上坚持了道家无为的总原则,但实际上对道家学说已经有所修正。

  《天运》中所论述的内容与《天道》、《天地》有部分相近。天运,自然的运转。本篇着重说明天道就是自然之道,是不断变化发展的。顺着自然的变化就可以取得成功,违背自然的变化则要闯祸。篇中强调变化发展,反对固执旧说,而孔丘之徒固守六经所宣扬的仁义忠信的旧理论,三皇五帝的老经验,结果是到处碰壁。不过篇中宣扬的仍是复古主义,认为从黄帝到夏、商、周的发展可以说是一代不如一代的。

  《外篇》中这几篇所持的这种政治要“应时而变“的观点,与《内篇》中所论的完全弃绝政治的观点已经有所不同。这几篇中的主张君道无为、臣道有为和肯定人伦秩序的合理性等的论述,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是自相矛盾的。与《内篇》相比较,从《外篇》中可以看出庄子学派的发展变化,受到儒、法等家学说的某些影响。

  《骈拇》、《马蹄》、《胠箧》、《在宥》、《缮性》、《至乐》、《达生》和《山木》等篇,是讲人性、养性等问题的。篇中认为人性是有自然的天性,凡仁义、礼乐、名利等等都是多余的,无用的,甚至是有害的。

  例如马,用蹄子践踏霜雪,用毛抵御风寒,吃草饮水,随意举足跳跃,这是马的天性。伯乐(伯乐:古之善相马者。一说为春秋中期秦穆公之臣,以善相马而闻名。或以为此人名孙阳,字伯乐。一说为春秋末年晋的大夫邮无正,又名王良,字伯乐。)却说他善于训练马,用烧红的烙铁给马打上火印。剪齐马的鬃毛,修刻马掌,给马戴上笼头。嚼子的约束,加上后面有鞭子的威胁,这样马的天性就失去大半了!仁义礼乐残害人的天性就跟这一样。《胠箧》中写道:人们束紧口袋,锁牢箱柜,在于防盗。可是,大盗把口袋、箱柜一起拿走,还生怕束得不紧、锁得不牢。这样一来,本来是用来防盗的手段不就成了为盗贼方便而设的吗?田成子(田成子:又称田常、陈恒,齐大夫,成为其谥号。其七世祖敬仲为陈国贵族,后移居齐国为大夫,食邑于田,故以田为氏。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田成子杀齐简公,立简公之弟骜为齐侯,是为平公,从此操纵齐大权,齐侯不过是个傀儡,名存实亡。)窃得齐国,连同治理国家的“圣人之法“一起盗去,所以能够安然无事。由此看来,“圣人之法”岂不是为田成子这些人的方便而设的吗?又进而指出,圣人提出治理天下的办法,善人、恶人都可以用,善人用来做好事,恶人用来做恶事,而天下恶人多,善人少。所以用这套方法对天下人来说害多利少,应当打碎。其次,指出当今社会一切文明成果皆被大盗窃走,变成了维护他们私利的工具。因此,只有绝圣弃知,摈弃一切文明成果,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种不合理状况。因此,本文作者指斥圣人提倡仁义实际上是给大盗做了帮凶,所以发出“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的呼声。《在宥》篇中说:夏、商、周三代以下,天下大乱,君主都凭借酷刑进行统治,受刑的人到处都是。而儒墨之徒宣扬仁义,实际上是在强化统治人民的工具而已。因此篇中得出结论:君主“莫若无为”。显然是以人性自然论为基础的“无为”政治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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