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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名人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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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七

  相见的地点仍是南宫。不同的是,偌大一个太极殿,寂寥空阔,皇上独坐,一个宫人远远地侍立于殿外。

  入座之后,先是一番寒暄。皇上询问:“身体可安?”

  “尚未痊愈。”

  答得极简单,又极明白。这是托辞之根,张良毫不犹豫。

  接下来,是“万望用心医治,悉心调养,早日康复,国有大事,尚要倚重”的话。末了,皇上话锋一转,问道:“今有陇西戍卒娄敬进言,迁都关中。朕不能决断,特请子房前来商议。请子房直言。”

  “迁都事大,关乎国计。”

  张良先虚应一句,意在缓冲,有余暇思考。他首先想到的是,皇上定陶即位,曾议到定都之事。有人提议彭城,皇上认为西楚灭亡于此,彭城乃不祥之地。有人还提到临淄,皇上仍不赞同,虽未明言,意思是明白的:临淄原是齐都,韩信由齐王徒封楚王,又将临淄定为汉都,实是不妥。有人提到洛阳,而且以“位居国中,可以君临天下,方便诸王来朝”为由。皇上首肯,众人附和。其中的根由,乃是朝中臣僚大都为关东之人,不愿跋涉远行,离别故土。今番皇帝不决,必是众臣异议所致。

  想到这些,张良不免有所顾忌:众人之意,如若违拗,虽令出皇上,也必遭怨。

  “不知献策之人,有何见解?”

  张良仍是虚应。

  皇上见张良发问,答道:“娄敬善言,所论颇繁。其要有二:一是洛阳乃久战之地,百姓苦役,肝脑涂地,哀嚎不绝,加之户籍税减,所剩不过十之三四,满目疮痍,千里荒野,不足以资新朝。二是关中地势,依山带河,四面可守,且土地肥沃,素称天府雄国。如若关东有变,百万众兵,呼之即来,则可扼喉拊背,操纵自如!”

  “既有此两利,皇上为何不能决断?”

  张良仍是问而不答。

  皇上听了,有些焦躁:“娄敬所言,似有道理,只是群臣之中,多有异议。或谓洛阳吉祥之地,周室得以传数十代,历时数百年而不衰微,秦都关中,倏忽便亡;或谓洛阳东有成皋要塞,西有崤、渑重地,背河向洛,位置险要,易守难攻。众说纷坛,使朕委实难以决断。”

  娄敬据理,众臣异议,皇上不决。这便是张良的为难所在。但事已至此,不能再虚于委蛇,令皇上生疑;对众臣的异议自然不能再顾,沉吟良久,张良答道:“依臣之见,娄敬所言,实为有理。”

  听了这两句,皇上知道,张良要陈述己见,一如既往,趋前细听。张良见了,颇受鼓舞,接着说道:“洛阳虽有险可依,但毕竟狭小,不过数百里平原,且历经战乱,屡遭兵燹,田畴瘠薄,歉收连年,如若生变,必四面受敌,终非用武之地。而关中之地,左有崤、函之关,右有陇、蜀之地,北接外族,三面据险,东临诸侯,沃野千里,富甲天下。升平时节,黄河、渭水漕运方便,供给京师,十分便捷。若诸侯变故,征军筹粮,顺流而下,一鼓可胜。如此,关中实为金城千里、天府之国的宝地。娄敬所见,可谓深谋远虑,而暴秦之兴,所赖关中地利,暴秦之亡,则在政制之败,非关中之故。”

  “啪!”皇上听了,伸拳击案,断然道:“子房之言,使朕迁都意决。”

  张良见皇上高兴,有意趁此机会将连日所思奏知,以获恩准:“皇上圣明,非臣之功。今臣仍有一愿,达知皇上,请皇上务必允准。”

  “子房有何事,不妨直言道来。朕必应允。”

  皇上在兴头上,未知何事,已先答应了。

  “皇上今平定天下,统一四海,虽理乱兴废,国呈升平,但也不能事必躬亲,有损圣体。这是臣下的职责。无奈为臣贱体多病,久不能愈,不能尽为臣之道,以分君忧,反而蒙皇上眷顾垂问,实是惭愧。为臣愿辞官蛰居,休息将养。恳请万岁恩准!”

  这番话自然是早已想好了的,既有规劝之意,又有自责自疚,兼有无奈之情。话虽不多,一波三折,使人听了,格外感动。

  张良言辞的恳切,神情的谦卑,是他与刘邦相识以来从未有过的。也许这种谦卑和恳求便是生隙的结果,戒备的开始。

  皇上的答复格外委婉:“子房贤能,佐我汉成,汗马功劳,人所共知。治世之道,还赖赞襄,本不忍舍以离去。不过你既已意决,朕不能勉强。今后小事,不劳烦扰,但有大事, 尚需就教。万望以天下为利, 应召来朝, 使朕有依。”

  说罢,皇上命人取来黄金千两,要赐予张良。张良坚辞不受。回至家中,对夫人两子说起,感慨道:“我家世为韩国重臣,佐韩有功。韩为秦灭,我决心誓死为国雪恨,为家报仇,并不顾身家性命,不借万金家私,聘得壮士,报秦一锥。今暴秦已亡,汉室崛起。其间,我不过凭三寸不烂之舌,稍献微力,今自愿引退,不问世事,安度残生,心意已足。”

  浏览典籍已成为张良生活的一部分。一部《太公兵法》,记不清如琢如磨地研读过多少遍。下邳读之,意在以待时日,将来大用;戎马倥偬之中读之,意在每有心得,变化运用,以佐君王。如今战事已息,隐退之中,渐渐地有些生疏。对恩师的忆念,大多寄托于对匣中黄石的凝思与摩挲之中。好在洛阳曾为周朝都城,虽经百年征战,周室的藏书仍遗留下来不少。他便常常差姬康到宫中的守藏室去借阅书卷。在这往来借阅之中,张良涉猎了另外一个知识的领域,并且为之倾倒,乃至主宰了他的后半生。这就是曾经担任周室守藏史的李耳的学说。

  他对李耳的留意是从书简开始的。最初,借阅的书目并不专一,只凭姬康随便带回,内容广泛,种类繁杂。不过随意浏览,无所用心,不求甚解。

  有些甚至未曾翻阅,便又还了回去。日子久了,他便发现,无论是竹简、木简,还是绢书、麻布书,都被整理得井井有条。凡有磨损,都经补刻,凡有文句颠倒,都经理顺。由此,他对周朝守藏史的治理有些刮目相看了。终于有一天,他从周王的记事录中知道,曾任守藏史的便是李耳。

  对于李耳的道德学问他早有所闻,只不过志不在此,便觉得不以为然。

  清静无为,玄默虚空,“致虚极、守笃静”的境界,对先为世宦公子,后来立志复仇的张良,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的学说。不堪入耳,何以入心?时过境迁,物是人非。李耳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他的“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他的“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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