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中国古代名人传记 > 中国历代名女·奇女卷
九年的异国他乡的飘泊，历尽艰辛，带着圆满和喜悦，她回国了，心说不出的高兴。“呜……”一声悠扬的笛哨，船在吴淤口港靠岸了，赞化一步跨进船舱，二人久别又重圆了。
两个月后，王济远先生为潘玉良在上海举办的“中国第一个女西画家画展”开幕了。展品两百多件，震动了中国画坛《申报》发了专题消息，刘校长从罗马发来电报祝贺。这时，玉良的留法同学徐悲鸿，以中大艺术系主任身份向她发出聘请，请她去“中大”执教。
1932年，玉良举办第二次个人画展，游欧回国的刘校长亲临画展，校长在那张《浮山古刹》前停住了，他指着画对身旁围观的人说：“你们看，好一座别致有趣的古刹，可谓是淋漓逼真，维妙维肖，它说明了作者西画功底坚实，也表现了技巧的纯熟，意境不错。”在场观者无不赞同，可老校长话锋一转可是，我不喜欢也不主张这种素描，我主张借鉴西方的艺术，用以丰富和发展我国的绘画艺术……”玉良受到了震动，她认真思量，自己作品缺乏个性，之后，为了充实和丰富自己的艺术营养，她走遍黄山、庐山、浮山、扬子江等地在峰巅、峡谷、画室、课堂、河畔、林荫奋战。两年后她展出了别开生而的新作，受到了人们的赞誉。
1936年她举办个人第五次美展，也是她在祖国土地上最后一次画展《人力壮士》赢得了最高荣誉，但不料在收展时，在《人力壮士》那张画上,贴上了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妓女对嫖客的颂歌。”这又给玉良心上重重一击！
画展刚刚结束，玉良心上的伤痛还未平复，就开始了授课，这天，她突然接到赞化的电话，大夫人来了。她回家里，听到大夫人说：“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大主小卑，千古常理，不要以为当了教授就可以同我平起平坐……”赞化无奈他说“嗨呀！你……”玉良思前想后，又不由同情赞化来，“倒是难了他呢！”于是她心软了，屈服了，她急步走进屋里，对着大夫人双膝跪了下来。
怎么办？到哪里才能彻底挣脱缚绑自己的绳索呢？这时，她又想到了曾经奋斗过的地方。
玉良又坐上了加拿大皇后号邮轮。海在抖，浪在翻。离开了赞化，离开故土，她又来到巴黎，仍旧住米斯太太家，这异国的女人。待人极为热情和纯朴。她们相处得很融洽。她有时去去大学弥尔画苑作画、雕塑；有时到郊外写生。得到好作品就自己珍藏起来，只出售一些平庸之画维持生活。
不久，她在“中大”的学生王守义来到巴黎，专程找到了玉良：玉守义是同中国乐园的主持李林先生一起来的，想让玉良承订一座格鲁赛先生的雕像，报酬六千法郎，时间三个月，玉良答应了。为了这尊雕像，她花费了不少心血，作品完成后，按合同规定，须鉴赏家审定，鉴赏权威那赛夫先生看完了作品说：“潘夫人，谢谢您！这座格氏雕像，是我所见过的最为成功的作品之一。我是格鲁赛先生生前好友，他的形象我永远忘却不了，我感谢您这灵巧木笔，再现了他庄严的学者风度和永远谦和的品格，真是栩栩如生，好极了！我们博物馆决定收藏它。”
玉良顷刻觉得心里凉爽和甜润，脸上绽出宜人的红润，那赛夫先生又试探地问：“夫人，能让我欣赏您的其他作品吗？”玉良说：“请吧！”他们走进了玉良的工作室，名曰陈列室，那赛夫走进来后，惊讶了，他兴奋他说：“这就象藏匿在深谷的一朵意大利黑色郁金香，独具神韵。一旦被识者发现，就要让艺坛惊倒！”
1938年初的一个睛天，玉良去看一次画展，她正看着一幅画，一个小报童的叫卖声传来：“号外！号外！日军占了中国首都南京！”玉良的心抖了一下，仿佛它已从胸腔跌落尘埃，身子顿觉空了，轻飘飘的。
这天晚上，她彻夜未眠，在悲愤中完成了一尊雕塑草坯《中国女诗人》南京陷落后，玉良与赞化失去联系，她痛苦万分，多亏王守义常与她在一起，使她得到安慰。一次，她与王守义去纳赛河写生，王守义向她提出求爱的要求，玉良叹了口气说：“你太了解我了！我只告诉你，我没有这个权利，我比你大十二岁，且我已早成了家呀！”
“不！你是在骗我，也骗你自己，我虽然不了解你最早留法的原因，但我知道你第二次来巴黎是决定不再回去的，你有痛苦，有难言之隐，有不幸，这是瞒不了爱你爱得强烈的人！”
玉良身子微微一抖，眼眶红润，但她尽量克制不让泪水溢了出来，她苦笑了一下，回答他说：“朋友，我不讳言，我有痛苦，但也有宽慰，那就是赞化和我真诚相爱，我虽然和他隔着异国他乡，但我相信总有一天，我还要回他的身边。”
王守义眼泪夺眶而出，声音颤抖地对玉良说：“好姐姐，你！……原谅我吧！”玉良又说：“都怨我不好，惹你伤心，好兄弟，你恨我吧？”
1950年，玉良去瑞士、意大利、希腊、比利时4国巡回画展，历时9个多月，获得了一枚比利时皇家艺术学院的艺术圣诞奖章。当她胜利回到巴黎时，在《晚邮报》上看到了一则消息：“中共重用艺术家，徐悲鸿任北京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刘海粟任华东艺术专科学校校长。他们的个人画展，由官方分别在北京，上海举办，盛况空前。”
玉良的眼睛湿润了，是激动？还是乡情？这时恰好李林先生颤巍巍地走来，握住玉良的手说：“潘夫人，祝你画展成功，也祝你被选为巴黎中国艺术学会会长！”晚上回到住处，玉良又见到了赞化从中国寄来的信，赞化介绍了祖国解放后建设事业蓬勃发展的情况，希望她早日回国！此时此刻，她说不出有多激动，有多高兴，她顾不上疲劳，立即给赞化写了回信。
玉良向往着飞回祖国，但她为她画展准备的作品，不得不花费她更大的精力，她全力投入创作。生活在演变中，赞化的书信慢慢少了，有时只有三言两语的客套话。什么汇款收到了，家中还好。谢谢你的支持”，望善自保重”，“政府英明，给我照顾”等等之类。后来竟长时间没了音信。发生了不幸？他有难言之隐？不测风云？她联想到近来法国报纸上常常刊载中国清洗知识分子的消息，心里一阵悸动！
有一天，王守义给她送来一张报纸，第4版上有则醒目的消息：“中共清洗知识分子，艺术家刘海粟以右派罪名清洗。”玉良仿佛一下子坠入了五里雾中，何谓“右派？”她不明白，清洗又是怎么回事，为何要清洗知识分子？她也搞不清，她理不开这团乱麻，她只相信刘校长是大好人。她即给赞化写了一封很长的信，提了不少问题，信寄出去后，她翘首望着亲人的回信。
1958年8月，“中国画家潘玉良夫人美术作品展览会”在巴黎多尔赛画廊开幕。展出了她多年来珍藏的作品，雕塑《张大千头像》、《矿工》《王义胸像》、《中国女诗入》，仙画《塞纳河畔》、水彩画《浴后》等等。刊印了特刊，出版了画册。展览未闭幕，展品除自藏未标价外，均订购一空。巴黎市政府购藏十六件，国家教育部，市立东方美术馆都有收藏。更引人注目的是国立现代美术馆购藏了雕塑《张大大千头像》和水彩画《浴后》报纸和艺术刊物都争相撰文评价。她的汗水没有白流，她的辛苦没有白费，她的心血没有白费，她成功了！
美展宴会归来，画桌上摆着赞化的一封来信，她的手颤抖着拆读起来。当她读到“刘海粟是右派，右派即是敌人，你我均应与其划清敌我界限”时，玉良的心碎了，顿时两手透底冰凉，她的头显得膨胀，她万万没想到，赞化会讲她最尊重的校长是敌人！她又继续读下去：“来信预告美展有成功之望，将实现你之积45年之理想，当祝当贺！你要回国，能在有生之年再见，当然是人生快事。不过虑及目前气温转冷，节令入冬不宜作长途旅行，况你乃年近六旬的老媪，怎经得长途颠簸和受寒冷，还是待来春成行为好……”读到这里。她什么都明白了，她领悟了赞化措词的用心，现在不宜回国，这是赞化信中的核心，也是他急切要表达而又不便表达的内涵，一柄利剑，砍在她的心口上，她全身感到一阵痛苦的颤憟，她无力地倒在沙发上。
1959年，巴黎大学把它设置的多尔利奖，奖给了张玉良，这在巴黎大学的奖励史上是破天荒第一次。巴黎市市长亲自主持授奖仪式，把银盾、奖章、奖状和一小星型佩章授给了她。晚上回到住处，张玉良写了两封信，一封信给刘海粟先生，一封给赞化，她取出一张照片，背面写上，
今天获巴黎大学多尔利奖，此系授奖时与巴黎市市长留影。赞化兄惠存。
玉良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七日
她希望这两封信能寄到刘校长和赞化手中，在她心里埋下了一颗希望的种子。
公元1964年，法兰西共和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相承认，建立了外交关系。一天，一位叫王萍的女士专程来到玉良的住处，她代表大使馆来看望张玉良，这时玉良才知道赞化于1959年7月离开人世。一场平地而起的风暴，把玉良的归乡梦再次打碎了！
中国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次王萍又来玉良住所，她捎来了周总理传来的信息：“祖国理解你的心情，也诚挚地欢迎你回去，什么时侯回国？总理有考虑，由我们安排。”
一晃又是10年，中国结束了动乱，王萍又专程到医院看望病床上的张玉良，并向她报告了喜讯，错划的右派得以平反改正，她的老校长刘海粟回到南京艺术学院任院长。
玉良颤抖抖地从胸前口袋里掏出怀表，又从脖子上取下嵌有她同赞化台影的项链，放到守护在她身旁的王守义的身上，用尽最大的气力说：“兄弟，多少年来，有劳你照应，现在我不行了，我……还有一件事相托。”守义贴近她的嘴，她费力他说：“兄弟，这两祥东西，请你带回祖国，转交给赞化的儿孙们……还有那张自画像，也带回去，就算我回到了祖国……拜托了！……”
她的声音越来越小了，她的眼睛在嘴唇无声地蠕动中闭上了。就像束灿烂的流星速然消失在巴黎的夜空。
哀痛的堤坝破了，病室被啜泣声淹没。
“呜——！”塞纳河鸣起了长声的汽笛，象是有意为这位举世闻名的女艺术家而寄托悲哀。
“嗡——！嗡——！”圣母院撞响了沉重悠远的钟声，它也有意配合汽笛的长呜，节奏悠扬而委婉，寄托着一种莫名的幽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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