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祖既然说他是皇帝亲子，皇后亲生，他于即位后便无法改口了，生母的姓名、身份被隐瞒起来，应有的礼仪封典也只能给高皇后了。朱棣的生母究竟是谁？明南京《太常寺记》认为是碽妃，而懿文太子、秦王、晋王，皆李妃所生。这不仅从看守孝陵的阉人口中得到旁证，而且明朝就有人为此专门进入寝殿探寻究竟。殿里的情况果如《太常寺记》所记：在享殿中，太祖朱元璋与皇后马氏座位座北朝南，左淑妃李氏等座东向西，惟碽妃座西向东。明人尚左，这说明碽妃除高皇后外地位高于其它妃嫔。原来这是个不可张扬的秘密。朱棣为了自己皇位坐得稳一点，不敢公开承认自己的生母，只好把碽妃偷偷供奉在这里。明人有诗写道：“成祖重所生，嫔德莫敢齐。一见异千闻，《实录》安可稽？”《实录》关于朱棣是孝慈高皇后（马氏）所生的说法是靠不住的。关于碽妃，有的野史说她是高丽人。燕王出生后，马皇后养为己子，便将碽妃赐死了，据说是用铁裙之刑致死的，是否确实，已不得而知了。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明成祖带兵出塞进行他的最后一次北征，但师抵漠北，不见敌人踪影，原来阿鲁台早已带着部属远逃了。一天，他对身边的杨荣、金幼孜说：“昨夜三更我做了个梦，有个像画中神人模样的告诉我：‘上帝好生。’难道上天有意保护他们这些蒙古人吗？”行军途中，朱棣见往年用兵时死于塞外的白骨委弃路旁，不禁心怀恻然，命人收拾道中遗骸，亲写祭文，加以悼念。大军继进，仍不见敌，这时军中已经乏粮了。杨荣请求将皇帝供用之余都给予军士，又让军士互相接济借贷，等回到关内官府加倍偿还。但北征军仍久久不见敌踪。朱棣这时不能不感到后顾之忧，也感到疲乏了。他说：“北地早寒，一旦有风雪之变，归途尚远，不可不虑。”于是决定就此回师。
七月十七日庚寅，大军行至榆木川，朱棣竟然积劳病倒，骤然去世，时年六十五岁。一代雄主就这样退出了历史舞台。
这时六师在外，京师无主，朱棣左右商定绝对不泄露朱棣逝世的消息。内臣马云与大学士杨荣、金幼孜商议，将军中的锡器收集起来熔成一榇（棺），将朱棣收殓了，然后将锡匠杀死。这样人不知鬼不觉，将榇放在龙辇上，每天早晚照常上膳。大军继续朝京师进发，同时派人密报太子。
太子朱高炽不久即位，这便是仁宗。朱棣被安葬在天寿山长陵，与徐氏合葬，尊谥称“启天弘道高明广运圣武神功纯仁孝文皇帝”，庙号太宗。嘉靖年间，嘉靖皇帝闹大礼，要尊本生父母，于是修改朱棣谥号为“启天宏道高明肇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庙号则称成祖了。
明成祖朱棣是一个很了不起的皇帝，不用说在明史上，就是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也应该占有重要的一席。然而朱棣果真是个圣主贤君吗？这是个颇费思索的问题。如果要从官书的记载中找一些材料证明他的贤明，那是很容易的，比如他关心民生，勤于政事，永乐元年他曾说：
朕即位未久，曾恐民有失所，每宫中秉烛夜坐，披阅州郡民籍，静思熟记，何郡近罹饥荒，当加优恤，何处地迫边鄙，当置守备，旦则出与群臣计议行之。近河南数处蝗旱，朕用不宁，故遣使省视，不绝于道。如得斯民小康，朕之愿也。
比如他安不志危，勤读不怠。永乐九年二月癸卯，朱棣在右顺门披览奏章，御案上镇纸金狮欹侧将坠，给事中耿通赶紧移置案中。朱棣就此做了一番说教：
一器之微，置于危处则危，置于安处则安。天下，大器也，独可置于危乎？尤须安之。天下虽安，不可忘危，故小事必谨。小不谨而积之，将至大患，小过必改，小不改而积之。将至大坏。皆致危之道也。
他还曾说过：
朕德谅薄，托於万姓之上，惧弗克负荷，夙夜祗事，不敢暇豫……夫戒谨者，治之所兴，宴安者，乱之所自。
不论出于什么目的，朱棣确实是个勤奋的皇帝。永乐初，他每天“四鼓以兴，衣冠静坐”，“思四方之事，缓急之宜”。上午有早朝，下午有晚朝。外朝处事完毕，还要处理宫中之事。“闲暇则取经史览阅，未曾敢自暇逸”，“诚虑天下之大，庶务之殷，岂可须臾怠惰！一怠情即百废弛矣。”有人建议他务简默，他回答说：“人君固贵简默，然天下之大，民之休戚，事之利害，必广询博闻然后得之。”“不如是不足以尽群情。”因此他事必亲闻。他曾指责通政司“四方奏疏非重务者，悉不以闻”。他说：“朕主天下，欲周知民情，虽细微事不敢忽。盖上下交则泰，不交则否。自古昏君其不知民事者多至亡国……凡书奏关民休戚者，虽小事必闻，朕于听受不厌倦也。”他曾令人将中外官员的姓名书写在武英殿南廊，间暇观之，以熟悉政情。
又比如，比起后世皇帝，朱棣还算节俭。他曾说：“内府所贮，皆天财，待赏有功，虽朕不敢妄费。”永乐十二年，一次百官奏事毕，朱棣退朝坐在右顺门，所服里衣袖敞垢，纳而复出。侍臣有人称赞他的贤德。他说：“朕虽日十易新衣未尝无，但自念当惜福。故每濣濯更进。”这一点颇受朱元璋的影响。他说：“昔皇妣躬补缉故衣，皇考见而喜曰，皇后富贵勤俭如此，正可为子孙法．故朕常守先训不忘”。
其他，如朱棣说“治贵得大体”，不必拘泥细故小事，“君臣贵相与以诚，谀佞非治世之风”，“国之兴废，在德，不专在数”，“一人苟有德可传，何必百岁之寿”，“一物之异常有之”，算不得祥瑞，“海宇清明，生民乐业此国家之瑞”，以及认为“虽生知之圣，亦资学问”等等。
以上所举，虽不为无据，但若仅以此称朱棣为圣明，尚不能令人心服。众所周知，官书之溢美，史臣之阿谀，是不遗余力的。
另一方面，明成祖朱棣急于建立功业，虽欲留圣主贤君之令名，实欲洗以篡权夺位的乱臣贼子之耻。看他五出漠北，迁都北京、开设贵州、修《永乐大典》、郡县交阯、派郑和下西洋、派陈诚出使西域，无不赫赫煌煌，超迈前古。这些业绩是功是过，何成何败，自应给予应有之评价。而其摊子太大，步伐太急，二十余年间，驱天下百姓于无休止的征战徭役之中，虽号称功加汉唐，而当时百姓实未得其惠。欲“斯民小康”，其可得乎！又，其自许神圣，必难入人言，狠厉好杀，定广招民怨，至于其为钳制人口严施控制，恢复锦衣卫刑具，重用宦官，设立东厂，更是历来受人抨击。
然而，以史家之眼光看之，明成祖朱棣自有其历史地位。明人焦竑（1392～1449）说：“高皇帝剪除凶残，鸿业未固，必须大圣人继起，乃能定之。汉唐宋统一天下，皆有太宗，乃克永世。”王世贞（1526～1590）说：“太祖之后而功者，孰不知成祖乎？”明人自有明人的立场。他们更看重朱姓皇朝的长治久安。对我们说来，即便是由于明成祖的功业而延长了明朝的国祚，也不是我们一定就要给他肯定评价的理由。皇帝姓朱还是姓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看他给人民带来什么，给历史留下什么。
放眼看去，中国历史上似有一个规律性的现象。每当一个新兴皇朝建立，完成了统一事业，它同时带有的缺陷又注定了它迅速垮台。继之而起者，必须把前代皇朝所开创的制度完善起来，把它的缺陷克服掉。这时，便出现了一兴盛的较为持久的新皇朝。你看，秦经百战统一天下，而失于役繁政苛。汉起而代之，承秦制，以黄老无为之治得以安天下。隋继战乱而兴，而失于荒淫奢侈，唐承隋制以“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出现了“贞观之治”。后周虽经改革，已具统一气象，但因未能削除武臣擅权而失败。宋继之，剪除藩镇，强干弱枝，从而完成了相对的统一，建国达三百余年之久。朱元璋建立明朝，其制度可算完备，但用刑过繁，分封过侈而又文武失衡，朱允炆强行推进政治转轨，却引起了内乱。朱棣以藩王夺位，削弱诸藩势力，文武兼用，强化中央集权，使明祚延至二百余年。这样纵观下来，朱棣在历史上的地位是不是比较清楚了呢？朱棣虽非开国之主，但也并非继体守成之君。对于明朝，他承袭了朱元璋开创的制度，并把它置于更巩固的基础之上，虽无开创之功，却走了关键性的一步。当然尽管政见不同，这一步朱允炆或其他什么人也要走，但朱允炆跌倒了。而朱棣则以此成为明朝历史上的关键人物，从而也以此，对于中国历史，成了一个重要人物。经过朱棣，完善了中国君主宗法制度，奠定了明清两朝的政治格局。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