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皇宾天，不得奔丧，欲自诣京，复恐外人不知者谓有他志，故吞声忍气，不敢出言，痛裂肺肝，泪从中堕，不意奸邪小人，交构为恶，巧言欺惑，变乱祖法，岂不知《皇明祖训》御制序云：“凡我子孙，钦承朕命，毋作聪明，乱我一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非但不负朕垂训之意，而天地祖宗亦将孚佑于无穷矣。呜呼，其敬戒之哉！”
伏自父皇宾天，闻齐泰等奏定礼仪，凡朝夕几筵，揖而不拜，及小祥节屇，祭不亲与。我差百户林玉、邓庸等奏事，辄被囚系，垂楚锻炼，令诬王造反，云“擅自操练军士，造作军器，必有他图”。齐泰等明知《皇明祖训》兵卫内二条：“凡王教练军士，一月十次，或七八次、五六次，若临事有警，或王有间暇，则遍数不拘。”又云：“凡王入朝，其随侍文武官员，马步旗军，不拘数目。若王恐供给繁重，斟酌从行者，听。其军士仪卫旗帜甲仗务要拜明整肃，以壮臣民之观。”想惟太祖高皇帝以诸子出守藩屏，使其常岁操练军马，造作军器，惟欲防边御寇，以保社稷，隆基业于万世，岂有他哉！
其奸臣齐泰等不遵祖法，恣行奸宄，操威福予夺之权，天下之人，但知有彼，不复知有朝廷也。七月以来，诈令恶少宋忠、谢贵等来见屠戮，为保性命，不得已而动兵。宋忠、谢贵俱已就擒，已具本奏闻，恭候裁决，到今不蒙示渝。齐泰等又矫诏令长兴侯耿炳文等领军驻雄县、真定，来攻北平。重为保性命之故，不得已而又动兵，败炳文所领军马，生擒附马李坚、都督潘忠、甯忠、顾成，都指挥刘燧、指挥杨松等。奸臣齐泰揭榜毁骂，并指斥太祖高皇帝。如此大逆不道，其罪当何如哉！十月十六日，又矫诏令曹国公李景隆军总领天下军马来攻北平。躬率精锐，尽杀败之。李景隆夜遁而去。若此所为，奸臣齐泰等必欲杀我父皇子孙，坏我父皇基业，意在荡灭无余，将以图天下也。此等逆贼，义不与之共戴天，不报此仇，纵死不已。今昧死上奏，伏望悯念父皇太祖高皇帝起布衣，奋万死，不顾一生，艰难创业，分封诸子，未及期年，诛灭殆尽。俯赐仁慈，留我父皇一二亲子，以奉祖宗香火，至幸至幸。不然，必欲见杀，则我数十万之众，皆必死之人。谚云：“一人拼命，千夫莫当。”纵有数百万之众，亦无如之何矣。愿体上帝好生之心，勿驱无罪之人，死于白刃之下，恩莫大也。倘听愚言，速去左右奸邪之人，下宽容之诏，以全宗亲，则社稷永安，生民永赖。若必不去，是不与共戴天之仇，终必报也。不报此仇，是不为孝子，是忘大本大恩也。伏请裁决。
此次上书，态度十分倔犟，甚而有强辞夺理近于狡赖者，比如建文诏中“燕庶人父子”分明是指朱棣及其子高炽等人，其时朱棣已被剥夺王爵，故称为庶人，朱棣书却反诬诏书为葬父皇以庶人之礼。朱元璋曾以起造屋室比喻开创基业，朱棣则抓住建文朝拆毁宫殿一事，直指他们坏了祖宗的基业。唯上书中动辄以祖训为说辞，辩护最为有力。《皇明祖训》中所规定亲王教练军士等内容，原本是为了使亲王屏藩帝室，不想留下漏洞，反为亲王所利用，朝廷的指责则显得无力。这次上书正值燕王屡胜，气壮山河，指朝廷如敌国外患，竟至有“不共戴天”之语。朱棣之好勇斗狠，雄毅恣肆跃然纸上。同时，朱棣千方百计要把自己描绘成动以国家为念的皇叔，而信中不仅挑拨齐泰、黄子澄与皇帝的关系，而且暗示诸王与之连为一气，以携手对付朝廷。然而这次上书依然没有回音。
朱棣接连获得胜利。北平城内，燕府上下，洋溢着胜利喜庆的气氛。由于燕军的坚决抵抗，李景隆的五十万官军，溃于北平城下。燕王的胜利多亏了北平军民的拼死效力。燕王于军民有何仁，而能令军民蹈死不顾？其实，北平距京师数千里之遥，军民并不清楚朝廷中发生了什么事情。燕王是太祖第四子是确定无疑的。多年来他镇守北平，出塞防边，立有赫赫战功。燕王只要说“朝廷里出了奸臣”就够了。军民上下无不认为他们进行的是义战，燕王要除去朝中之奸，维护皇室，拯救先帝子孙，谁能说个不是呢？
对于此役的胜利，朱棣自然也大喜过望，对军民也不无感激之情。赏赐犒劳是无所吝惜的。但朱棣深知以北平之一隅对抗朝廷，胜败之数并未最后确定，稍有疏忽，随时可能招致失败。不知他是否已经警惕在他自己的上书中表现出的一种狂放，然而对众将士，他都曾及时提醒他们骄兵必败。他对将士们说：“常胜之家，难以虑敌。夫常胜则气盈，气盈则志骄，志骄则慢生，败机乘之矣。”他举出“周公胜敌而愈惧”的故事，说明小心谨慎使周室得以昌盛。他说：“古语云‘惧在于畏小’，予不患众不能胜，但患不能惧尔。”他时刻看到朝廷大兵压境的危险，说：“彼以天下之力敌我一隅，屡遭挫衂，将必益兵以求一决，战兢惕励以惩前失。我之常胜，必生慢忽。以慢忽而对兢惕，鲜有不败。须持谨以待之。”朱棣毕竟是个久经沙场的军事家。他胸中怀有全局，绝不以一时之胜忽略了通盘筹算。
几天之后，朱棣向作战有功的战士颁发赏赉。不少将领升了官。朱棣很懂得如何驾驭军队，他善于使用奖罚的手段驱使将士用命。他说赏罚是“公天下之道”。奖赏合乎人心，就会收劝励之效，惩罚合乎人心，就会收儆戒之效。善于为政者，不以奖赏施于个人所亲，不用惩罚加于个人所怨。需做到像衡石一样平稳，像水镜一样清明。他称赞将士竭诚效力，要论功升赏以酬其劳。他说自己一个人是难于周知全面情况的，他要求诸将对每个人的战绩要从公核报，“不徇私情，不亏公议，有功无功，不令倒置”。务使爵赏得当。凡是有功而被埋没、奖赏不足以酬其劳的，一定要当面讲明，不许退下后再说闲话。
在这次赏功中，不少人得到了提升：燕山右护卫指挥使谭渊，指挥佥事陈贤，致仕指挥佥事高实、申用，富峪卫指挥佥事景福，会州卫指挥使谢芳、陈旭，指挥佥事端亮，营州左护卫指挥同知钱武，济阳卫指挥佥事祁义，燕山中护卫指挥同知陈珪，燕山前卫指挥同知李清，燕山左卫指挥使徐祥。
这些人全都升入北平都司任职。一个都司管辖许多卫，都司的指挥要比卫、护卫的指挥地位高出许多。然而，朱棣作为亲王，仍然是朝廷的臣民，并不具有提升诸将官职的权力。这样做本身对于朝廷就是一种叛逆行为，何况此时朱棣已被朝廷剥夺了王爵。由于朱棣的经营笼络，实际上，在燕王势力所到之处，已经形成一个与朝廷抗衡的独立王国。他所网罗的，不仅有自己多年的部下，曾跟随征战为其效力者，还有一些因与燕王勾结谋反而被朝廷罢黜的官员，如前都指挥佥事周成、袁成、张睦，朱棣也恢复了他们的职位。
燕军在战争中颇有伏获。被伏官军士兵，愿留的留，不愿留的朱棣便将他们随时遣散。朱棣听说在被俘军士中有几个是从皇陵守卒中抽调来的，不禁为之恻然。朱棣就藩之前，曾长期声老家凤阳驻守练兵。他实际上是在老家长大的。几个皇陵守卒使他想起了老家的草木，祖宗的陵寝。也想起他这几十年的经历，看见这几个召至面前的军卒，好像又回到了凤阳军中。亲不亲故乡人啊！朱棣把他们叫到身边，不免询问起皇陵的情况，又着实抚慰了一番，朱棣说：“幼冲（指建文帝）不思祖宗陵寝为重。守卒以调而来。天下士马固多，岂少此数人。”
朱棣下令给他们衣粮，让他们仍然归守皇陵。难说朱棣对祖宗没有感情。但从另一方面看，朱棣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攻击朝廷，借题发挥。朱棣起兵篡位，为天下所指，但他总是设法陷朝廷于不义地位。调几个皇陵守卒参战，竟被说成是不以祖宗陵寝为重。自己则处处标榜尊崇祖训，藩屏邦家。朝廷方面呢，位处至尊正统，一开始便认为自己以正压逆，以强压弱，胜算在握，不必计较一些细枝末节。不料却因而常给朱棣留下可乘之机。“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兴焉”。如此下去，形势真是不可逆料的。
这月二十八日甲午，朱棣又颁发一道檄文，说是“为报父仇事，谕普天之下藩屏诸王、大小衙门官吏军民人等”。朱棣的一个用心，便是指责“奸臣惑主”，动辄说“齐尚书黄太卿左班文职等官谗佞君上，恣行不道，苦害军民”。本来，马上得天下，打江山要靠武人；而马上不能治天下，当社会秩序稳定后，文臣的地位势必提高，武将不免要受些冷落，自然会心怀不满，这成为朱棣利用的口实，他“指斥左班文臣”的谗佞，不仅在于动员舆论，而且是故意表现出是为武将们泄愤，借以拉拢他们为己所用。朱棣还把自己及众亲王描绘成一副无端被害的模样，以争得民众的同情心，并借以呼吁反叛诸王与之结成联盟。最后，檄文声称“今奸臣齐尚书、黄太卿等，余必不与之共戴天，不报得此仇，纵死亦不已。故用钦遵《皇明祖训》法律内一条躬行率领精兵三十万，诛讨左班文职奸臣”。他号召：“天下都司，并各处卫所指挥官吏，当思我父皇恩养厚德，同心戮力，整尔士卒，砺尔戈矛，星驰前来，共行捕获左班文职奸臣，献俘于祖宗神明，令受非常之刑宪。上以正其君，下以安其民，使我父皇子孙基业以永万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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