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皇帝闻广渠门捷报，十分高兴，二十三日召见袁崇焕、祖大寿、满桂等于平台，赐貂裘、银甲等，并发酒肉、麦饼劳军。袁崇焕千里入京护卫，只带9000精骑，自是士不传餐、马不再秣已值两旬，想率军入城，稍事休整，待步兵赶到再与敌决战，可是遭到崇祯皇帝的拒绝。
十一月二十七日，金军又攻左安门，被袁军夺了攻城器械，杀了一个头目。金军只好放下北京不攻，退兵到南海子一带。北京形势稍微缓和下来。同一天，袁崇焕又派向导任守忠率领500人带着炮袭击南海子，金兵被吓得逃掉很多。在此期间，袁崇焕因部下连续行军作战，十分疲劳，曾请求入休外城，思宗不许。袁崇焕提出这样的要求，其原因是：11休养士卒、以逸待劳，且避免与数量占绝对优势的敌人进行野战。21加固城防，踞高临下，敌如攻城，即以大炮轰击。31“避其锐气，击其情归”，待敌人松懈疲惫，我各路援军齐集，内外夹攻，使金军前阻坚城，后无退路，终遭惨败。这样的作战方略本来是正确的，谁知竟被思宗怀疑为心存异志，而成为后来被杀害的罪状之一。
由于袁崇焕兼程赴援，只带了骑兵9000人，步兵还落在后面，不能跟上，以9000人抵抗10余万大军，实力相差太远，根本不能同敌人展开决战。
可是明政府在慌乱之中，每天催促他快些出战，想尽快将敌人赶跑。袁崇焕为了避免不利的决战，决定等到十二月初三、四步兵赶到，再一举歼灭敌人，所以持重不发，不料还没有等到步兵赶到，这位忠诚谋国，千里赴援的袁督师，就于十二月初一日思宗召见他时，被逮捕起来，而且后来竟遭冤杀。这个突如其来的巨大变化，给当时的战争局势带来了极其不利的影响。
如上所述，袁崇焕在这次反抗后金入侵的战争中，不但自己直接守护的防线非常巩固，使敌人无隙可乘，不敢侵犯；而且能事先看出问题，提出警告，更能主动地入关增援，以少数兵力抗击10余万敌军，取得相当大的战果，使北京局势相对地稳定下来。这和刘策的疏于防范，使敌军得乘虚而入，以及侯世禄等遇敌即行败退的情况大不相同。因此，袁崇焕不但无罪，而且有很大的战功。至于他不愿意按思宗的命令在不利条件下同敌人决战，以免遭受损失，影响整个战争局势，而主张等待援军齐集，敌人暴露弱点时歼灭敌人，这也是非常正确的万全之计。《孙子·地形篇》不是说过“战道不胜，主曰必战，无战可也”，《谋攻篇》不是说过“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故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的话吗！再就整个战争形势而论，敌人孤军深入，利在速战，明军则利在持久。这一点只要稍有军事常识的人都应该知道。在皇太极入侵途中，他的弟兄代善和莽古尔泰等都曾加以劝阻，理由是：“深入敌境，劳师袭远，若粮匮马疲，何以为计？纵得入边，而明朝方面会各路军环攻，则众寡不敌；倘从后堵截，恐无归路。”可见，皇太极的这一军事行动带有很大的冒险性，是绝对不能持久的。
如果袁崇焕能够继续这次战役，把他的正确主张贯彻下去，那么后金的军队很可能遭到代善等所说的惨败的结局。
这一点，我们只要看袁崇焕被捕后战局的演变就可以知道。起初，满桂受命为武经略，统领诸军。因援军未集，朝廷促战，结果一战阵亡。其他如祖大寿、麻登云、黑云龙等几个总兵或死或被擒，明军一败涂地。金将纷纷向皇太极建议进攻北京，皇太极说：取北京易如反掌，但明朝地广人多，还有防御力量，不会一下子土崩瓦解。恐怕得之易，守之难。不如整练兵马，侍机再举（实际是怕城上大炮的轰击）。于是在北京郊区以及良乡、寿山、固安、通州等地大肆杀掠以后，又向东进据永平、滦州、遵化、迁安四城，并企图打开山海关一线，由抚宁附近进攻距关30里的凤凰店，但被明军官维贤部力战击退，这一目的未能达到。
结果，金兵不敢孤军久悬，只好一面送信给明朝“议和”，一面留下一部分兵力驻守永平等四城，大军匆匆于崇祯三年（1630年）三月由冷口（迁安东北）出长城归国。而留守四城的金军虽然都是精锐部队，又由皇太极的堂兄阿敏等人统率，但不久就被孙承宗指挥的山西总兵马世龙以及祖大寿军队打败，伤亡数千人，四城完全被明军攻破，阿敏等人因此获罪。可见，以上所说的袁崇焕反对速胜，主张持久，反对在不利的条件下决战，主张在各路援军齐至，敌人饥饿沮丧斗志低下的情况下，前截堵后的见解，是完全正确的，也是完全可能获胜的。可惜的是袁崇焕突然被捕，形势大变，明朝也就难以有所作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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