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诛毛文龙
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二十二日，明熹宗朱由校驾崩，其弟朱由检即帝位。
朝臣乘机，对作恶多端的魏忠贤及其党羽群起而攻。崇祯这位主观上很想有所作为的明朝末代皇帝，十一月诛杀了恶贯满盈的阉党罪魁魏忠贤及其主要党羽。同时，“廷臣争召袁崇焕。其年十一月，擢右都御史，视兵部，添注左侍郎事”。崇祯元年（1628年）三月，罢王之臣。四月，崇祯任命袁崇焕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管河北、山东的军事防务。袁崇焕连疏请辞，未被批准。
七月，袁崇焕进京受命，向思宗面陈方略。他周密地估量了敌我态势的发展，曾向思宗说：“臣受陛下特眷，愿假以便宜，计五年全辽可复。”提出了复辽的宏伟计划。为此，以以往弊政为鉴，进一步奏明实现复辽大事，须以通力合作为前提，恐怕政府部门不能和他密切配合，甚至从中阻挠破坏，所以特别提出要求：“五年之内，户部转军饷，工部给器械，吏部用人，兵部调兵选将，须中外事事相应，方克有济。”鉴于“熊廷弼、孙承宗，皆为人排拘，不得其志”的历史教训，袁崇焕精密地预计了前途可畏，面对皇帝，力陈衷言：“以臣之力，制全辽有余，调众口不足。一出国门，便成万里；忌能妒功，夫岂无人？！即不以权力掣臣肘，亦能以意见乱臣谋。”思宗听了，感动地站了起来，安慰说：“卿无疑虑，朕自有主持。”并且通知四部主管官员，要求他们保证袁崇焕的要求能够实现，接着，“收还（王）之臣、（满）桂尚方剑，以赐崇焕，假之便宜”，给了他先斩后奏的大权。
心怀知遇之恩的袁崇焕，为慎重起见，又进一步明确提出了自己的主张，请求皇帝正式批准，以便取得合法地位，能够顺利地按照计划执行，毫无疑虑地把辽事方略和可能出现的危难、苦衷，无疑地陈于明君：“恢复疆土大计，不外乎我过去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守为正著，战为奇著，和为旁著的说法。法在渐不在骤，在实不在虚。这些，我与手下众将士是可以做到的。至于用人之人与为人用之人，都至尊司其个人职责范围，何以任而勿二、信而不疑？驾驭边臣与朝臣不同：军队中可惊可疑的事情很多；只应当谈成败的大局，不应当摘一言、一行之微瑕！事任既重，为怨实多，诸有利于封疆者，皆不利于此身者也。况图敌之急，敌亦从而间之。是以为边臣，甚难！！！陛下爱臣、知臣，臣何必过疑！但，中有所危，不敢不告。”崇祯听了这位临行前的名将一席忠心、深沉、悲切、辛酸的由衷之言，当即“优诏答之，赐蟒、玉、银币。（崇焕）疏辞蟒、玉不受”奔赴辽东而去。重读300多年前的这番充满哲理和预见，“字字血，语语泪”的话语，结合行将扑来的际遇，在令人肃然起敬的同时，自然地付予无限的心酸。
在天启六年，袁崇焕已经上过奏疏，要求朝廷信任他。这一次又在刚即位的思宗面前再次提出重要的战略思想和相关问题：
1.恢复失土，只能渐进，不能速取。
2.用辽人守辽土，用辽土养辽人，解决兵饷两缺的问题，减轻国家财政负担，以利持久作战。
3.贯彻“守为正著，战为奇著，和为旁著”的基本战略方针。所谓“守为正著，战为奇著”，就是一般的采取守势，有隙可乘时采取攻势。也就是在不利的情况下采取守势，等到敌我力量发生变化，或敌人有了弱点，再进行战略或战术上的进攻。所谓“和为旁著”，就是利用和平谈判作为军事行动的辅助，目的还是为了恢复全辽。
4.在国君与边帅的关系上，希望国君只管成败的大局，不在细微末节上苛求，以建立国君与边帅的正常关系。
5.信任边帅，防止敌人用间。袁崇焕之所以如是思量，当然是为了在战略问题上和朝廷统一认识，从而得到思宗与朝臣的了解和信任、配合与支持。因为几年来的事实告诉他，由于政治混乱，党争激烈，已经牺牲了熊廷弼，挤走了孙承宗，贻误了边疆防务，给敌人造成了有利的机会，自己在前些时候，也同样受到排挤。现在阉党虽然失败，但残余的阉党还没有肃清，他们还在等待机会进行活动。自己在被召回以后，一方面要同金人斗争，一方面还要同阉党的残余势力作斗争，而且越是勇猛克敌，越是受到敌人的仇视；越是奋迅立功，越是遭到反对的人的妒忌。如果边外的敌人利用朝臣的不团结，来进行离间，朝中的反对者又乘机进行攻击，那末自己的处境是极其危险的，很可能像熊廷弼那样无辜被杀。这一点，他是看得很清楚的。他后来果然死于敌人的反间和朝廷内部的党争，当时他几乎已经预料到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他政治上的敏感性与预见性。
袁崇焕在取得中央支持后，于八月初抵达关外。
当他听说了宁远饥兵哗变的事情以后，亲自飞驰至广宁，决定借此以整肃军队。他“斩知谋中军吴国琦”
及“宥首恶杨正朝、张思顺，令搏十五人戮于市”；严厉斥责负有责任的参将彭簪右、都司左良玉等四人，奖励惟独“不从变”的都司程大乐及其所部。从而，化乱为治，化险为夷，“一方乃靖”。随即他又派兵加强了辽河沿线的守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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