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回朝廷开恩还给了一个挂名的差事：主管建宁府武夷山冲佑观。这种职务不必亲去供职，只需坐在家中领取薪俸就可以了。这是和十二年前遭受弹劾，被罢免还乡的唯一区别，不，更重要的区别是心境，年纪已至五十五岁的辛弃疾虽然还是稍有惆怅，但绝不像上次那么痛苦悲伤了。唉，何必将这得得失失看得那么重！回来正好，起起罢罢，何苦？！倒不如守着田园妻小，纵情于山水，与自然相携为伴，这又是何等快意之事啊，该把这总也难熄的功名心熄掉了！
何必再混于那尘寰污垢呢？！辛弃疾默默想着，人生的成熟与稳定岂不就是在这样一次次浮沉转折中完成的吗？
正当辛弃疾卸职回家，杭州朝廷发生了大的变动。
光宗赵悙以不孝罪名被废，皇子赵扩被拥立为新帝，整桩废立事件中以赵汝愚和韩侂胄用力最多。韩侂胄是赵扩妻韩氏的叔父，赵扩即位后，他因为既是外戚，又在继承皇位事件中有“定策之功”，所以深得宠信，进退大臣，更易言官，他全可以任意而为，并且一概以他假借皇帝的名义用“内批”作处分，不通过中书省用正式的手续办理。
朱熹此时正被赵汝愚引进朝廷作侍讲，他看到韩侂胄这样玩弄皇帝的威权，便在皇帝面前弹劾他“擅权害政”等罪状。然而在这时的大臣和言官当中，已被韩侂胄安插了很多党羽，他们的势力已远在赵汝愚朱熹一派之上，因而，朱熹的弹劾不但没有生效，到1194年的10月，反而被韩侂胄用“内批”罢免了侍讲的官职。到第二年二月，韩党的言官李沐和谢深甫先后奏论赵汝愚“以同姓而居相位，将不利于社稷”，遂免去赵汝愚的相职，稍后又把他斥逐到永州（今湖南零陵县），赵氏前往贬所，刚到衡阳便病死船上了。
这场党派之争牵涉了大批官员，辛弃疾因为与赵汝愚、朱熹交游频繁终没能幸免于难，虽在带湖之滨也还是受到了这场政治风波的席卷。1194年9月下旬，御史中丞谢深甫弹劾辛弃疾“交结时相，敢为贪酷，虽已黜责，未快公论”。遂又明令降辛弃疾职名一等，由“集英殿修撰”降充“秘阁修撰”了。1195年10月，新御史中丞何澹再次对辛弃疾提出弹劾，说他“酷虐裒敛，掩帑藏为私家之物。席卷福州，为之一空”。于是，“秘阁修撰”的职名又被削夺了。
辛弃疾仍旧吟风弄月，毫不理会，朝中的言官却还紧咬不放，1196年9月，他又被弹说：“赃污恣横，唯嗜杀戮。累遭白简（即弹章），恬不少悛。今俾奉祠，使他时得刺一州，持一节，帅一路，必肆故态，为国家军民之害。”至此，“主管建宁府武夷山冲估观”的空名义也被削夺，辛弃疾平生所获各种名衔彻底一干二净，无所剩余了。
然而不知出于什么缘由，1198年，朝廷又忽然传旨恢复辛弃疾“集英殿修撰”的职名，仍旧让他主管冲佑观。辛弃疾拜命之后，哈哈大笑，写下一首《鹧鸪天》：
“老退何曾说著官？今朝放罪上恩宽！便支香火真祠俸，更缀文书旧殿班。
扶病脚，洗衰颜。快从老病借衣冠。此身忘事浑容易，使世相忘却自难。”
武夷山的景色是说不出来的那种美丽，云雾缭绕里苍翠欲滴，风声、瀑流声、鸟鸣声甚至花儿的喃喃低语声在空旷的山谷中时时回响，有时还能有“抗抗”的伐樵声，却找不到樵者的踪影。
自从辛弃疾复了主管此处冲佑观的职后，便常常到这里与老朋友朱熹会面。朱熹1194年冬季迁居武夷山中，修筑了“竹林精舍”，修养心性的同时教授一大批志愿追随的崇拜者。然而党争的阴影并没有就此摆脱，韩侂胄等人正要集中力量打击朱熹一派，他们宣布朱熹等人所从事的学问为“伪学”，是想“以匹夫而窃人主之柄，鼓动天下，图为不轨”，严令规定：凡诸路州郡的监司帅守保荐官员时，必须在保荐书中证明被保荐者非伪学逆党，各地乡试举子试前也要填写师门家状，确证自己不是伪学。1197年冬更宣布出一个“伪逆之魁”的名单，将赵汝愚、朱熹、周必大、叶适、吕祖俭、蔡幼学等五十九人列为政治犯，限制他们的活动。这些发生在赵扩庆元年代的事后来被称为“庆元党禁”。党禁之祸致使朱熹竹林精舍的弟子散去大半，以前的一些亲朋好友也不再往来过从，只有辛弃疾全无顾忌，仍然和这位儒学大师维持着深厚的友谊。
春光明媚，辛弃疾和朱熹两人漫步在山间碎石子铺成的小路上，一边赏玩风景，一边谈论着各自对于学术对于人生的理解，时时因为默契和沟通抚掌大笑。
走到一处平整光滑的石台时，朱熹忽然停了下来，对辛弃疾道：“幼安兄，平时无事我常来这里弹琴自娱，今天奏上一曲与你共乐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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