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燕的瘟猪皇帝和太傅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渊，还在尽情享乐，不知死活。但苻坚与王猛一刻也不敢掉以轻心。在大战发动之前，又最后一次派使节到前燕侦察敌情，收集情报。此人乃苻坚的黄门郎石越（禁宫卫士长）。太博慕容评置极有可能爆发的战争于不顾，别出心裁地想出了一个接待办法。让石越参观皇家和他本人搜刮来的珍宝，在吃喝玩乐方面尽量展示燕国的富有奢华，让石越每日生活在酒绿灯红之下，声色犬马之中，希望石越通过秦燕之间的贫富对照，看出燕国的优越性，从而让穷的一方不敢与富的一方斗。
石越未想到燕国太傅慕容评会如此接待来使，开始颇感诧异，渐渐不觉暗暗发笑。珍宝之类琳瑯满目，固然是富有的标志之一，但并非国力的标志，珍宝盈室并不等于粮食、布匹、盐、铁等战争的基本物资充实，相反只能表示当政者的贪得无厌。声色犬马，歌舞升平，似乎是国泰民安的表现，但崇尚奢侈的统治者怎么可能让人民与他同心同德，上下一心？慕容评本想以此来显示富有，无意中却将国家的痈疽、肿瘤和盘托出，让石越看了个一清二楚。石越从中得出一个结论：燕国政治已腐败不堪，一摧即垮。
燕国不少官员也看出了慕容评如此接待石越的荒谬，但无人敢提意见，只有两个参谋人员站出来说话。一个名叫高泰，过去是吴王慕容垂所辖车骑将军府的从事中郎（主任参谋）。慕容垂逃走后，许多与他关系亲密的人都被削职为民，最大的一个是范阳王、魏尹（首都邺城市市长）慕容德，高泰自然在劫难逃。此事闹得沸沸扬扬，议论蜂起，慕容评接受尚书左丞申绍的建议，为慕容垂手下的骨干分子高泰复官，提升为尚书郎（国务院长官助理）。另一位站出来说话的是慕容评手下的太傅参军（军事参谋）。二人对慕容评说：“石越这个人显得心不在焉，问他的话常常前言不答后语，总是若有所思，每到一地，他眼睛四处张望，种种迹象表明，他不像是个来请求友好的使者，而是来侦察我们的情况的（看来石越不是一个成熟的外交官）。对他，我们应该显示我们的威武军容，让他感到我国是不可侵犯的。可是现在我们拼命向他展示豪华奢侈，恐怕反而会使他更小看我国。”两人的意见一针见血，太傅慕容评置若罔闻，照样我行我素。高泰见势不妙，自己摘下乌纱帽，辞职回家了。
前燕帝国的政治腐败已无以复加。就在石越出使期间，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亡国之险，企图进行政治改革。读者也许还记得，慕容垂在主动请命抵抗桓温出兵时，在朝中点了三个人与他同行，即黄门侍郎封孚、司徒左长史申胤、尚书郎悉罗腾。其中之一的申胤有个儿子叫申绍，官为尚书左丞，跟他的爹一样，都是当部门秘书长一类的官，一在宰相府，五品，一在尚书省，六品。申绍与他爹一样，见识过人，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只不过比他爹冲劲更大，有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味道。慕容垂逃亡后，邺城人心惶惶，是他上疏让慕容评为那些受牵连的人复官升官。现在，眼看可足浑皇太后胡乱干涉朝政，太傅慕容评又贪得无厌，官员的升迁只有一个标准，全看贿赂的多少，达官贵人珍宝盈室，人民却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人怨鼎沸，如烈火干柴，一有火星就会燃起燎原大火。申绍于是上书大声疾呼，请求改革政治。
申绍首先呼吁改革干部制度。他分析了县令郡守等基层政府官员的状况：第一种人是连字也不识的白丁，全凭贿赂当上的官；第二种人是因有军功，转业从政当上的官；第三种人是皇亲国戚或达官贵人的亲戚，凭关系当上的官。以上三种人既非本县本郡的杰出人才，又没有在朝廷任过职，或目不识丁，或从小生在富贵环境，不知人间疾苦，显然都不适合担任政府官职。除上述三种人之外，只有很少一部分既有学识又有经验的郡守县令，不乏为官清廉之人。
但是由于官吏的考核、升降、奖惩没有法规制度，为官清廉而有政绩者得不到奖励，贪赃枉法、怠情混世的不但不受惩罚，而且受到提升。于是争相贪污受贿，弄得民穷财尽。而且因官吏的数量超过以前历朝万代，衙门林立，官吏充斥，看起来队伍很大，却没有一个人敢于负责。这些衙门、官吏不为皇上和人民办事，而对人民的搔挠却无穷无尽，弄得民不聊生。燕国的人口比两个盗贼（前秦、东晋）加起来还多，军队可说兵多将广，兵强马壮，没有哪一个国家能比得上，可是打起仗来却屡战屡败，原因何在？就在于郡守县今田赋不公、差役不平、敲诈勒索没完没了，老老实实种田和服兵役、差役的，全都陷于穷困，所以没有人肯为国家效力牺牲，相反竞相为盗，致使盗贼充斥。
如果说申绍将政治腐败归罪于郡守县令未免不公，那么接下来的分析可算一针见血，矛头直接指向皇帝：“陛下皇宫之中，美女多达4000 余人，宦官之类的奴仆，还不在此数之内，一天所费，高达240 万两黄金（此数也许夸张了，按当时的国力，无法维持）！知识分子和普通平民，受这种奢侈之风的影响，也竟相浪费，比着看谁花钱最多，以此为荣！”读者可以想一想，在当时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皇宫一天所花折合240 万两黄金，以全国之力，供养一个皇帝也许都成问题，何况还要供养数量超过历朝历代的官吏（郝晷出使秦国时说他身为黄门侍郎也领不到俸禄的话是可信的），即使撇开战争所需，人民的负担可想而知。
申绍还从国际环境上指出了改革的紧迫性，认为我们的腐败，正是秦、晋所希望的，他们会利用我们的腐败，消灭我们。
因此申绍提出了以下改革措施：一是精简政府机构、裁官并职；二是建立严格的官吏选拔考核、奖惩制度，精心挑选郡守县令；三是优待军属；四是提倡勤俭，反对奢侈浪费；五是赏罚分明；六是把军事战略的重点从对北方的代国转到重点对秦上来。
申绍满怀信心地预测，如果按他所建议的办，进行政治改革，燕国就可以砍下桓温和王猛的人头，消灭秦国和晋朝，那就不仅仅是能够保境安民的问题了。他建议立即将北方的部队调回，重点防守太原、壶关以及西河（今山西、陕西之间的黄河）河段，以粉碎前秦可能的侵略。
应该说，作为一个小小的六品官，申绍的见解远远超过了皇帝慕容暐和朝中的达官贵人。但是不要说他的改革建议不可能被采纳实行，即使被采纳，也已经没有时间实施了。申绍先生只不过为后人留下了一幅反映前燕政治腐败的图画和一篇针砭时弊的好文章，而已而已！他的奏章呈上去之后，如泥牛入海，有去无回。
如前所说，苻坚、王猛早已作好了讨伐前燕的各项准备，此次派黄门郎石越出使燕国，乃是最后一批战前侦察员。石越在前燕亲眼目睹了政治腐败，太傅慕容评弄权的情形，在回国之前提出请燕国兑现割虎牢关以西之地予秦的诺言。就在四五个月之前，前燕皇帝慕容暐为共同抵抗桓温的侵略，先后派散骑常侍李凤、散骑侍郎乐嵩向前秦请求救兵，允诺割虎牢关以西之地。苻坚派苟池、邓羌出兵之后，派散骑常侍姜抚到邺城回访，报告了出兵的数量及行军路线，再次确认了出兵的交换条件。击败桓温之后，前燕始终对割地之事支支吾吾，前秦似乎也不着急。
慕容暐和慕容评不会想到前秦所以不着急兑现割地，一是为了以和平友好麻痹对手，加紧进行战争准备；二是在等前燕如何处置慕容垂，等着前燕自己打倒国家的中流砥柱。现在，战争准备已经就绪，慕容垂也己逃到长安，苻坚和王猛要与前燕摊牌了。皇帝慕容暐和太傅慕容评似乎没有意识到石越大使的要求是一个最后通谍，一改过去支吾其辞的做法，耍开了赖皮。慕容评正式对石越大使说：“关于割地之事，我国并未说过这种话，一定是使节词不达意，才产生此类误会。况且，有国有家之人，互相救灾济难，乃人之常情，何言割地交换？”石越大使不动声色地要求慕容评将上述意见写成文字，他好拿回去面呈天王，免得空口无凭，又产生误会。慕容评同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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