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以此记为引，在使读者和自己确信了桃花源的存在及其状况来历后，继续以诗来尽情描写桃花源世界的安乐自足，无扰无忧，充分表达自己对现实的不满和对理想社会美好生活的向往。
“赢氏乱天纪，贤者避其世。黄绮之商山，伊人亦云逝。往迹浸复湮，来径遂芜废。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桑竹垂馀荫，菽稷随时艺。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荒路暖交通，鸡犬互鸣吠。俎豆犹古法，衣裳无新制。童孺纵行歌，斑白允游诣。草荣识节和，木衰知风厉。虽无纪历志，四时自成岁。怡然有馀乐，于何劳智慧？奇踪隐五百，一朝敞神界。淳薄既异源，旋复还幽蔽。借问游方士，焉测尘嚣外？愿言蹑轻风，高举寻吾契。”
《桃花源诗》和《桃花源记》都是描写同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但并不让人觉得重复。《记》是散文，有曲折新奇的故事情节，有人物，有对话，描写具体，富于小说色彩；《诗》的语言比较质朴，记述桃源社会的情形更加详细。《记》是以渔人的经历为线索，处处写渔人所见，作者的心情、态度隐藏在文本之后，而《诗》则由诗人直接叙述桃源的历史状态，并直接抒发自己的感慨与愿望，二者相互映照，充分地显示桃花源的思想意义和审美意义。
陶渊明的乌托邦幻想中，局限性是很明显的。他把消灭剥削压迫的理想寄托在生产力极度落后的‘怡然有余乐，于何劳智慧’的社会基础上。
他的感情更多是倾向过去，他的社会理想大半是原始社会回光的幻影。”这是廖仲安先生所著《反刍集》中对陶渊明的桃花源理想的一些指责。老庄也受到过同样的指责。其实，老庄所向往的小国寡民的社会，是一种立足于现代的设想，与梁启超提倡的大同0世界、马克思设计的共产主义社会有一致之处，这种一致，从起因上看，都是针对当代社会所存在的种种问题而寻求解决的方式和途径，从结果上看，都是设计未来世界的理想蓝图。老庄是以形象的方式来规划来表述理想，所以构造出一个古代社会，这个古代社会是现代社会的物质基础与古代社会的淳朴风气、清明政治的叠加，是在已经拥有现存一切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的基础上，针对现实缺憾而设计的理想模式。
假如说老庄对现代社会的一切都是否实的，那只是一种偏激的情绪，老庄希望以绝对的宁静、老死不相往来、寡情少欲甚至绝圣弃智来解除人的纷争与痛苦。马克思从逻辑轨道推理出未来的社会，以物质极大丰富来根本解决人与集团与国家的对抗以及由此而生的烦恼与痛苦。马克思比老庄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有严密的理论而不是简单的情绪或美妙的诗意。但老庄的“复古”并非真正的复古，并非倒退、消极乃至反动，他们也是在思考在探寻在设计。
从这方面说他们与马克思一样是伟大的哲学家。而陶渊明是继承老庄的社会理想而更加具体地描述出来，他的桃花源理想不只是老庄理想的简单重复，而添加了更多时代内容，他没有老庄那样的偏激情绪，没有否定现时代的一切，只是对现存秩序、时代风气加以改造而纳入桃花源理想。要求他或老庄指出社会发展道路，改变现实的良策，那是求全责备。
桃花源的意义不只是在它对时代的批判，对途径的探求，对人类未来的设计，不只在于它作为一种社会理想而反映了广大人民的愿望，更在于它的审美意义。它是一个现实的神话，成人的童话，逼真的幻境，看不见但时时浮现在人的脑海，寻不着而仿佛就在眼前。其实，谁也不会想到拥有它，但谁也不愿失去它，它永远是人们跋涉红尘的一种精神需要，永远给人们以有处可逃、有处可避的安慰，并给人们希望永存的信念而有恃无恐、义无反顾地向前。它将现实与理想的冲突引入一种审美的自由境界，化人们永远解不开的生死得失、成败荣辱之心结为一种诗意，从而让人们总能够从任何痛苦、忧虑、恐惧、悲哀的情绪中得以解脱而超然物外、超然世外。这对于那些心灵焦灼不安的后世文人来说，更是不断重复的提示，或说是此前此后历代文人心境与诗境的冥冥暗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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