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仕归来赋闲情
晋孝武帝太元十八年（公元393年），二十九岁的陶渊明第一次出来做官。《宋书》本传说他“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所谓“不堪吏职”，是因为陶渊明出仕本不只是为了挣得一份俸禄，而是想得到大展宏图的机会。期望过高，而心中又先存了一份不敢奢望的悲观念头，所以极易受挫、退却。
过高期望而又担心失望是中国文人普遍存在的矛盾心理，这种脆弱的心理是经不起宦海风波的冲击的。从小官做起，小心翼翼，察颜观色，左右逢源，奴颜卑膝，一步步攀上高位，陶渊明不仅受不了这份委屈与折磨，也没有这份耐心。然而，有几个人又能像伊尹、傅说那样从奴隶起为国相，像姜尚、孔明那样由隐士出为军师呢？东晋亦不如隋唐，有科举取士之制，给读书人以“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机会。所以陶渊明注定在仕途上不会有远大前程。自汉以来一直流行征士制度，将那些有名望，有才华、有德行的人征聘为官员，不过到东晋，由于门阀森严，征为幕僚、辅官还有可能，登上高位，据有实权的机会微乎其微。
陶渊明辞官回家后，州里又来召他做主薄，他不仅对这个小官职不感兴趣，对出仕后究竟能有何作为也不抱希望，所以拒绝了。这并不是他主观上的不肯同流合污，也说不上什么气节坚贞，仅仅是不适其性，不遂其心而已。但客观上，这对后世仕途失意及感于宦途艰险的人来说，能引起一种精神上的共鸣，钦羡他能主动、坚决地远离尘嚣。
陶渊明的个性有其刚直、坦率的一面，也有其不合群、不适世的一面，这既可作为一种品行来称羡，也可以说是一种为人处世的弱点。在一个污浊、黑暗的时代，孤傲及至偏执是一种反抗的力量，能够升华为美德。但我们应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待每一个时代，不要认为东晋果然是黑暗无比、鬼魅狰狞，同时应以普通人的尺度衡量诗人的为人，只有了解他作为普通人的性格弱点，才能明白他是如何不能和普通人一般生活在那个时代。不是他着意追求与众不同，而是他的心性、气质决定了他只能高标独立。所谓奇人怪人，往往不是其心所愿而只是无可奈何，既被人视为奇怪，干脆益发放旷不羁，不拘时俗，不循常情。于是奇行怪径内化为自觉意识，处处要违时脱欲俗，奇才怪杰就是这样产生的。
陶渊明辞州主薄不受后，在家闲居了六七年。闲居的第二年，即太元十九年（394年），陶渊明三十岁时，他的妻子去世，续娶翟氏。翟氏是一个贤良女子，据《南史》本传说：“其妻翟氏，志趣亦同，能安苦节，夫耕于前，妻锄于后。”大约在诗人丧妻、再娶这一段时间内他写了一篇在他的诗文中别具一格、引人注目的言情之作——《闲情赋》。
赋是我国古典文学的一种文体。“赋”本是“诵”的意思，《汉书·艺文志》说：“不歌而诵谓之赋”。
荀卿《赋篇》第一次以“赋”名篇，汉人沿袭其义，凡辞赋都称为“赋”。其特点是注重铺陈排比，讲求节奏，音乐感很强。陶渊明的这篇赋是他作品中唯一一首描写爱情生活的作品。它以始激越终淡然的笔调抒写了那种对美好感情挽留不住、寻觅不得的伤感怅惘，也流露出他闲居期间精神无所寄托的迷茫、无奈。
该赋另外一层深意是他巧妙地把自己的影子附着在他塑造出的理想化的美人身上，融入他的顾影自怜、怅然若失的情绪，而最后达到自我平衡。这是为一般人所忽略的。
《闲情赋》题名“闲情”，“闲”是防闲，即检束感情，使人归之正道。如其序所言：“初张衡作《定情赋》，蔡邕作《静情赋》，检逸辞而宗澹泊，始则荡以思虑，而终归闲正。将以抑流宕之邪心，谅有助于讽谏。缀文之士，奕代继作，并因触类，广其辞义。
余园闾多暇，复染翰为之。虽文妙不足，庶不谬作者之意乎！”检束放荡的文辞，尊崇恬淡寡欲，以放任情怀始，以雅正终，以此抑制邪念。陶渊明空怀才情，一事未成。闲得无聊，难免想入非非，神思恍惚，自我困扰，所以用创作来排遣情怀，安定思绪，也是慕前人雅意，一试笔力，遂成这篇绝妙好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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