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才华与心志，也正是通过出仕来实现的。陶渊明虽然最终做了隐士，但假如他一开始就不入仕途，他的为人为文也就不会有那么奇丽的魅力。他的辞官、谢聘，正是因为当时官场黑暗，仕途艰难，以其门第，以其心性，不可能左右逢源，飞黄腾达，得不到大展宏图的机会。东晋一代，在选官制度上，是沿用曹魏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名义上是将人按才能、德行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品，按品级授官，实际上是不讲德才高低，只看士人祖籍，以维护士族门阀的地位。
腐朽落后的官僚制度堵塞了一切才华之士进取的机会，使他们的政治抱负毫无实现的可能，这就是陶渊明所面临的残酷现实，也是他终远朝市、寄意思园的最深刻的原因。在这样的时代，出现陶渊明这样的隐逸诗人，是具有一定必然性的。欧阳修在《梅圣愈诗集序》中说：“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这话不仅适用于梅尧臣，也适用于古往今来许多才志不得施展，心中有所郁积的诗人。
陶渊明正是因为报国无门，立功无望，在上下求索中陷入穷途末路，悲守寒庐，这才以诗文为寄托，忘情于田园，以恬淡解忧愤，化平凡为真趣，而成一代宗师。
东晋作为一个变乱的时代，思想意识上也是混乱错杂的，各种思潮、观念激烈交锋，儒学、玄学、道教、佛教相互驳难，当时儒学的正统地位已经丧失，礼法被指为流俗，纵诞被视为清高，儒家严谨、务实、积极进取的精神已经泯灭，代之而起的是崇尚清谈的玄学。士族阶级一方面用老庄的任诞思想支持自己不受任何约束的纵欲享乐生活，一方面又从老庄超然物外的思想中寻求苛安生活中的恬静心境；同时还以清谈高妙的玄理来点缀风雅，炫耀才华。陶渊明视十三年仕途为“误落尘网中”，自谓“性本爱丘山”，也是受当时流行的老庄出世思想影响的。
两晋的玄学家，有的主张儒道调和，如郭象的自然与名教合一说，目的在于论证现行制度的合理性，有的则认为只有“无君无臣”的古代社会才是人民安定富足的乐土，这就是鲍敬言的“无君论”。陶渊明作为一个小私有者和失意文人，在对现实绝望之后，自然会认同这种思想，于是他笔下产生了一个美丽迷幻的世外桃源，千百年来为人们所心驰神往。
玄学与当时正在日渐发展的佛教在虚无空幻的人生观、世界观方面是相通的。这正是当时人们理想崩溃、信念迷失、心灵空虚的普遍反映，当时帝室和士族中很多人都信奉佛教，社会上遁世超俗、出家为僧的现象非常普遍。陶渊明的思想认识也抵御不了时风世尚。他的归返田园与他人的出家为僧殊途同归。但是，从其“形影神三首”，可见他不同意佛教虚伪的形影神不灭论；从其“结庐在人境”，可见他更关注现实，关注此生；“心远地自偏”则表明他能进能退，落于尘中超物外，这才是有志有识之士在任何时代任何处境中的不凡姿态。
文学的兴盛与发展是受社会经济、政治与社会思潮的变革和发展所影响、制约的。由于社会的动乱，玄风的盛行，东晋文人竞尚浮诞，驰聘玄理，“因谈余气，流成文体”，诗坛逐渐为玄言诗所占据。晋末宋初，老庄思想稍歇，佛教哲理又被许多方丈诗人引入文学创作。当时文坛领袖许询、孙绰的创作，就是玄言、佛语满篇的劣品，“平典似道德论”。
正是在这样一个思想空虚、文学贫困的年代，陶渊明融其傲然不群的个性于诗中，给晋宋诗坛带来一股清新风气，正因他真正有决不同流合污、决不卑躬屈节的骨气，他的诗文才能力转时弊、别具一格，正因为他隐身而不隐心，仍然关注现实，所以他的诗文才能于轻描淡写中显出风骨，具有丰润饱满的内核，他的不事雕琢，作为对执意求理、强作高深的创作流俗的一种反正，因而也具有了深远的意义，对以后反形式主义和反矫情伪智也是一种现成的样本和生动的教材。当世的曲解埋没不了陶诗的特殊魅力，相反，这更加显出了他的卓绝，更加令后人敬仰而充分挖掘出他的浅近的诗句中蕴藏的真情真趣与真意。今天，陶渊明这位兴起于乱世，被乱世所掩盖的奇才怪杰，已当之无愧地被认定为是建安之后、盛唐以前的最杰出的诗人和散文家，是中国文学史上熠熠生辉、万众瞩目的星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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