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喜诗文。
唐太宗以武功立国，无暇于文，而“晚始向学，多属文赋诗”。他生前写了不少诗文。请人将他的诗文编入《全唐文》、《全唐诗》中，有文七卷、赋五篇，诗一卷六十九首。
太宗的散文多属政论，史论、诏敕之类，有不少优秀的篇章。由于他是开国有功之君，政治经验丰富，统治历程艰辛，生活根基深厚，故政论言之有物、有的放矢，其中不乏巧思警句。如《帝范》后序，总结自己一生功过，恰如其分，语多励人，非常精彩。他这样写道：“吾居位已来，不善多矣，锦绣珠玉不绝于前，宫室台榭屡有兴作；犬马鹰隼无远不致，行游四方，供顿烦劳，此皆吾之深过，勿以为是而法之。
顾我弘济苍生，其益多；肇造区夏，其功大。益多损少，故人不怨；功大过微，故业不堕；然比之尽美尽善，固多愧矣。汝无我之功勤而承我之富贵，竭力为善，则国家仅安；骄惰奢纵，则一身不保。且成迟败速者，国也；失易得难者，位也；可不惜哉！可不慎哉”！唐太宗以君道自励，以慎终自勉，以吏事鉴今，以帝范训子，以忠谏察臣，以正直垂节。文章内容丰富，多涉戒奢、防骄、纳谏、任贤，宣扬王道，探究人事，励精图治，拨乱反正，直接为“贞观之治”的政治服务。
唐初诗作流传后世最多的当首推唐太宗。他的近半数诗，为宫廷咏物之作，此外为叙事、写景以及从京城到地方巡游的帝王生活的描绘。他善于抒发政治情怀，也有成功的寓情于景的篇章。《帝京篇》组诗共十首，以首写长安宫殿始，末以反省戒骄终。开篇：“秦川雄帝宅，函谷壮皇居；绮殿千寻起，离宫百雉余。连甍遥接汉，飞观回凌虚；之日隐层阙，风烟出绮疏。”诗句对仗工整，气魄宏大。末首六句较为集中地阐述了他的治国惠民的政治思想：“人道恶高危，虚心戒盈荡；纳善察忠谏，明科慎刑赏；奉天竭诚敬，临民思惠养。”指出治国不善，可能危及国家安全，因此，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警惕政治上的自满和生活上的放纵。励精图治还需明察臣下的直言规劝，择善而从；明确法律条文，才能赏罚分明。末了还假托天命以敬天临民、剥削有节而称明君。
唐太宗不重文名，注重修身，以昭君德，形成了文以载德的文艺观。由于他喜作诗文，日积月累，遂成宏篇。
五喜书法。
唐太宗李世民酷爱王羲之书法，曾亲自为《晋书》作《王羲之传论》，极力推崇王书。他不惜重金，广搜天下羲之遗墨，前后共得王真迹3600幅，以一丈二尺装成一轴，时时观赏，心摹手追，乐此不疲。虽然世间王书几乎被他搜罗殆尽，但唯独缺少王书珍品《兰亭序》。这幅用鼠须笔、蚕茧纸书成的名贴是王羲之当年在兰亭修禊宴饮时的神来之笔，日后虽重写数本，均不及原稿，因此自己也极为珍视，交于子孙珍藏，传至七世孙陈代书家智永时，因他在吴兴永欣寺出家为僧，没有后代，便传给弟子辨才。辨才在屋梁上凿暗槛收藏，秘不示人。太宗经过仔细推究，断定《兰亭序》在辨才手中，三次召他查询，辨才均谎称不知。于是，太宗便采纳尚书右仆射房玄龄的计策，派监察御史萧翼伪装成商人与辨才交往，逐步取得了他的信任，用自己所带的内府中的王书真迹引出辨才手中的《兰亭序》，然后乘隙窃走。太宗得贴后，欣喜万分，放在座位旁早晚观赏把玩。又命赵模、韩道政、冯承素、诸葛贞四人各拓摹数本，赐给太子、诸王及功臣。由于他的偏爱与大力提倡，一时间朝野上下，学王成风。除了辗转摹写之外，另创集王字刻碑新法。
从此，神机流逸、遒媚缠绵的王氏书风便笼罩书坛。
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太宗病卧玉华宫含风殿，临终前对高宗李治提出以《兰亭序》殉葬的要求。
高宗遵其遗愿，用玉匣盛装真迹随葬于昭陵之中，以后，《兰亭序》真迹便永绝人世，后人只能从唐人摹副本去想见真迹的丰采了。对真迹的来龙去脉、传本的谱系真伪，千百年来人们聚讼不已，甚至清末还有人否定《兰亭序》为羲之所书。此疑案由于真迹沉寂地下至今悬而未决。
李世民以书家慧眼，首先认识到王书特殊的艺术价值，又依靠帝王之尊，将其推至“书圣”宝座，使羲之声名显彰、书艺光大，故功垂后世。但他同样以帝王之尊，将绝世珍品《兰亭序》攫为己有，乃至殉葬昭陵、毁迹人间，以了其个人生死不渝的翰墨因缘。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