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赞赏张玄素的建议，并能够身体力行，付诸实施，这从几年以后的一次谈话可得到说明。贞观四年七月二日，唐太宗问房玄龄、萧瑀：“隋文帝作为一代君主怎么样？”回答说：“文帝勤于治理朝政，每次临朝听政，有时要到日落西山时，五品以上官员，围坐论事，卫士传送餐饭。虽然品性算不上仁厚，亦可称为励精图治的君主。”太宗不赞同此论，说：“你们只知其一，未知其二。文帝不精明而喜欢苛察，不精明则上下不通气，苛察则对事物多有疑心，万事皆自行决定，不信任群臣。天下如此之大，日理万机，费心劳神，难道能每一事均切中道理！群臣既已知主上的意见，便只有无条件接受，即使主上出现过失，也没人敢争辩谏议，所以到了第二代隋朝就灭亡了。朕则不是这样。选拔天下贤能之士，分别充任文武百官，让他们考虑天下大事，汇总到宰相处，深思熟虑，然后上奏到朕这里。有功则行赏，有罪即处罚，谁还敢不尽心竭力各司职守，何愁天下治理不好呢？”
这一篇谈话，可以看作是唐太宗实行张玄素建议的一次总结。
做法之三：斥小人，杜谗邪。要使贤能之士尽职尽责，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疏远小人、不用小人是非常重要的。有一次，唐太宗对魏征说：“因官职而去选择人才，不可仓促行事。任用一位君子，则众位君子都会来到；任用一位小人，则其他小人竞相引进。”
他把用小人比作“养恶草”，“养恶草则对好谷子有害”。还引用北齐、隋朝历史教训，说明群小之徒诽谤君子、谗害贤臣给国家造成的极大危害。他说：“我看前代说人坏话的邪佞小人，都是国家的害虫。
他们有的人花言巧语，阿谀奉承，互相勾结，结党营私；如果国君昏庸，没有不因此被迷惑的，忠臣孝子就要为此含冤受罪了。所以，兰花正在茂盛，秋风却来败坏它；君王想要明察事理，谗言小人却去蒙蔽他。
这类事记载在史籍上，不能一一列举。至于北齐、隋代时期小人谗言惑主的事，我所听到、看见的，简单地给你们说一说。斛律明月，是齐朝的良将，威名震撼敌国。北周每年冬天要砸破汾河上的封冰，就是担心他率兵西渡来进攻。等到斛律明月被祖孝徵谗言构罪遭杀害以后，北周开始有侵吞北齐的打算。很有治理国家的才能，他帮助隋文帝完成霸业，执掌朝政20多年，天下依靠他得到安宁。隋文帝偏听妇人的话，一味排斥他。到后来他被炀帝杀害，隋朝的法制政令从此衰败了。另外，隋太子杨勇统率军队，代理朝政，前后20年，本来就有储君的名分。杨素欺骗文帝，残害善良的人，使他们父子之间的伦理关系一下子失去了先天的本性。叛逆祸乱的根源，从这里开始了。
隋文帝已经混淆了嫡子和庶子的名分，结果自己招来杀身之祸，国家不久就覆亡了。古人说：‘世道混乱，谗言得逞’，确实不是虚妄之言。我常常防萌杜渐，以此禁绝谗言构罪的发生，仍然担心还没有尽心尽力，或者还不能觉察它的苗头。前代史书说：‘猛兽居住山林，藜藿之类野菜就无人敢去采摘；忠臣执掌朝政，奸邪小人也就停止阴谋活动。’这确实是我对你们的期望。”为了防止奸佞小人对贤能之士的损害，唐太宗决定对诽谤、诬陷者“以谗人之罪罪之”。贞观三年，监察御史陈师合上《拔士论》，“毁谤”房玄龄、杜如晦“思虑有限”，想排斥房、杜的宰相职位。唐太宗对房、杜的长处和缺点都了如指掌，没有能够使陈师合的弹劾得逞，断定陈师合是“妄事毁谤”，便对他采取法律制裁，流放到岭外。贤能之士毕竟不是神，有时也会有小的失误和过失。居心叵测的人往往抓住不放，借机毁谤。对此，唐太宗态度十分明朗，总是保护贤能之士。比如，魏征、温彦博在处理政务的过程中，曾有小的过失，一些人据此上奏太宗弹劾他们，太宗丝毫不理，对他们的信用不变，使他们安心任事，充分发挥其治国的才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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