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劝课农桑，不守农时
为了劝课农桑，唐太宗恢复了被废弃达数百年之久的藉田仪式。特地颁布《藉田诏》，预作准备。施行之日，盛况空前。据《旧唐书·礼仪志》载：“太宗贞观三年正月，亲祭先农，躬御耒耜，藉于千亩之甸。此礼久废，而今始行之，观者莫不骇跃。”
天子亲耕藉田的古代仪式，自东晋以后。唐太宗鉴于前代不重农事的教训，采取“躬御耒耜”的举措，显然具有提倡举国上下尽力农耕的含义与作用。
唐太宗经常派遣使臣到各地巡视，劝课农桑。贞观四年，他跟诸州考使谈了一番“劝农”的道理，颇为生动。首先，强调“国以人为本，人以食为命，若禾谷不登，恐由朕不躬亲所致也。”接着，说他自己在园苑里种了几亩庄稼，有时锄草不到半亩，就感到很疲乏。“以此思之，劳可知矣。农夫实甚辛苦。”
一个帝王能体会到农民的“辛苦”，这正是唐太宗的开明之处。因此，他要求诸位使者到州县时，“遣官人就田陇间劝励，不得令有送迎。若迎送往还，多废农业，若此劝农，不如不去”。
当然，劝课农桑的关键在于不违农时。唐太宗从农本思想出发，十分强调“农时甚要，不可暂失。”
例如，贞观五年，曾发生过举行礼仪与农时冲突的事件。当时礼部官员援引阴阳家择用吉日的建议说：“皇太子将行冠礼，宜用二月为吉，请追兵以备仪注。”
二月正是春耕大忙季节，唐太宗宁愿屈礼而贵农，说：“今东作方兴，恐妨农事，今改用十月。”皇太子的冠礼是国之大事，唐太宗不顾阴阳家的说教，将日期改为秋后农闲的十月，足见他对不违农时的重视。再如，唐太宗喜欢狩猎活动，以示不忘武备。为了不妨碍农时，尽量选择农闲时间进行。据《旧唐书·太宗本纪》载，贞观年间他有过七次田猎，都是选在当年的十、十一、十二月。
唐太宗还运用法律手段来保证这项措施的贯彻。
《唐律》有《非法兴造》条文，指出“诸非法兴造及杂徭役，十庸以上坐赃论。”《疏议》解释：“非法兴造，谓法令无文。虽则有文，非时兴造亦是。若作池亭宾馆之属及杂徭役，谓非时科唤丁夫，驱使十庸以上，坐赃论。”这里，所谓“非时兴造”，就是农忙时动工，违反农时，故被视为“非法”，体现了唐太宗“不夺农时”的与民休息思想。
（四）兴修水利
水利是发展农业的根本。唐太宗十分重视水利工程建设。特别是贞观年间，水旱连年不绝，治水更成为一项紧迫的任务。例如，贞观十一年七月，洛水暴涨，淹没600余家。唐太宗下诏自责，说：“暴雨成灾，大水泛滥，静思厥咎，朕甚惧焉。”同年九月，黄河泛滥，毁坏很多地方，唐太宗亲自到白司马坂巡视，足见他对水利设施的关注。
为了有效地治水，唐初对治水的专门机构加以整顿。据《唐六典》卷七载，工部设有水部郎中和员外郎，职责是“掌天下川渎陂池之政令，以导达沟洫，堰决河渠，凡舟楫灌溉之利，咸总而举之。”京师设有都水监，掌管京师河渠疏浚与灌溉事宜。此外，还制订出水利与水运的专门立法，即所谓《水部式》，以刑律保护河水与堤防的合理使用。唐太宗执法较严，凡是违反《水部式》规定的失职官员，务必惩处。如贞观十八年，太常卿韦挺负责水运粮食至辽东，事先没有视察河道，致使六百余艘粮船因河道“浅塞不能进”。次年正月，“韦挺坐不先行视漕渠”的刑律，被“械送洛阳”，遭到“除名”的处分。
在唐太宗的倡导下，各地兴修水利成效显著。例如，贞观十八年，杨州大都督府长史李袭誉，因江都俗好商贾，不事农业，“乃引雷陂水，又筑勾城塘，溉田八百余顷，百姓获其利。”又如，沧州刺史薛大鼎，针对州内无棣河淤塞、不便通航与灌溉的情况，上疏建议开河。经批准后，在百姓的辛勤劳动下，终于疏通了。百姓为之作歌曰：“新河得通舟楫利，直达沧海鱼盐至。昔日徒行今骋驷，美哉薛公德滂被。”
接着，他又疏通了长芦河、漳河及衡河，使地势低凹的沧州免除了“夏潦”的威胁，“境内无复水害”。
总之，贞观一代，约兴修了二十余处的水利工程。
除上述措施以外，应当提及的还有：设置义仓，救灾备荒。以藏粮备荒为宗旨的仓储制度，古已有之。
隋文帝开皇年间尤盛。唐承隋朝，唐太宗对此又作了新的改进，使仓储制度更加完备；增殖人口。隋末战乱，人口疾减。武德年间仅有200余万户，不及隋朝最多时的户数1／4。唐太宗即位后，十分关心户藉的变动情况。因为发展农业生产，必须有足够的劳动力，而当时人口稀少则是不利的条件。所以，贞观时期采取了以下两个措施。一是赎回外流到突厥的人口；一是奖励婚嫁，生育人口。唐太宗采取的一些措施，使人口迅速增长。贞观二十三年，全国户数接近380万户，虽然还不到隋朝最多时户数的一半，但比武德年间增了180万户；再就是释放宫女。这项措施跟奖励婚嫁、增殖人口的指导思想相联系。据记载，唐太宗即位后，曾两次释放过宫女：一次是在武德九年八月，因整顿宫殿，放还宫女3000余人。
另一次是在贞观二年九月，派遣戴胄、杜正伦等于掖庭西门释放宫女。前后两次释放的总数，如唐太宗本人所说：“数年来又放宫人三五千人出。”
唐太宗推行的这一系列重农政策，取得了十分明显的效果，慢慢地呈现出政治安定、经济繁荣的景况。
关中地区是唐王朝的京畿之地，首先得到了恢复与发展。至贞观三、四年，关中农业丰收，流散人口纷纷回乡。但就全国范围来说，如魏征指出，从伊、洛以东，直至泰山，还是“人烟断绝，鸡犬不闻”的荒凉状况。贞观六、七年是关键的年份。这两年，风顺雨调，连续丰稔。广大的山东地区改变了昔日残破的面貌：“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接着，贞观八年、九年、十三年、十四年、十五年、十六年，又是丰收年成。唐代史学家杜佑描绘说：“自贞观以后，太宗励精为理。至八年、九年，频至丰稔，米斗四、五钱，马牛布野，外户动则数月不闭。至十五年，米每斗值两钱。”粮价从斗米一匹绢，跌至斗米四、五钱，再跌至斗米两、三钱，说明农业生产得到了迅速恢复与发展。
上述措施，以往的封建王朝也有执行的，为什么唐初收效尤其显著呢？关键的原因是唐太宗能够以隋亡于扰民废业为鉴，警惕自己务必“抚民以静”。他曾在《金镜》这篇诏文中说：“多营池观，远求异宝，民不得耕耘，女不得蚕织，田荒业废；兆庶凋残，见其饥寒不为之哀，睹其劳苦不为之感，苦民之君也，非治民之主也。”他决心不做殷纣之类“苦民之君”，而要做“治民之主”。由于唐太宗能切实推行重农政策，因而终于取得了“贞观之治”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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