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曾给屈原作品以极高的评价，并说“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1919年“五四”前后，鲁迅艰难地探索着中华民族前进的方向，1926年出版《彷徨》时他引《离骚》中的诗句作为书前的题辞：
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悬圃。
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
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屈原孜孜不倦地追求真理的精神，对鲁迅也产生过很大影响。
在民族矛盾极其尖锐的抗日战争时期，郭沫若积极研究屈原，表彰屈原的爱国精神，并创作了历史剧《屈原》，通过歌颂屈原宣传反对卖国投降、反对专制暴政、提倡团结御侮的思想，在当时起到了极大的鼓舞作用。
屈原是中国人民普遍敬爱的诗人，可以说没有谁能够取代他在广大平民百姓中崇高的地位。据传屈原是在农历五月五日投江自尽的，在他投江后不久，民间就开始以独特的方式来纪念他，这就是端午节包粽子和龙舟竞渡。据南朝·吴均《续齐谐记》说：
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江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世人作粽，并带五色丝及楝叶，皆汨罗之遗风也。
这就是五月端午包粽子的由来，包粽子不仅流行古代，而且风行现代；不仅流行南方，在北方也极其普遍。
又据《隋书·地理志》记载：
屈原以五月五日赴汨罗，土人追至洞庭，不见，湖大船小，莫得济者。乃歌曰：“何由渡湖？”
因而鼓棹争归，竞会亭上；习以相传，为“竞渡”之戏，其迅楫急驰，棹歌乱响，喧振水陆，观者如云，诸郡皆然，而南郡尤甚。
划龙舟的风俗，两千年来盛行不衰，而且已扩展到世界范围，这足以证明屈原在我们民族以及世界历史上伟大的地位和不朽的影响。
其次，屈原在诗歌创作上取得的巨大成就对后世也发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刘勰《文心雕龙·辨骚》说：“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菀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辞，吟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
这是说屈原的作品，无论是宏伟的构思，还是华美的言辞；无论是对文学才人，还是初学童子都提供了可学习的榜样。
屈原的诗歌开辟了我国积极浪漫主义的创作道路，与《诗经》开辟的现实主义诗歌的创作道路共同成为我国诗歌创作方法的优良传统。屈原所奠定的积极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虽是用超现实的描写来表现理想和激情，但又紧密地联系现实、反映现实。所以受其影响的许多优秀的浪漫主义文学家既有对时弊的揭露和批判，也有对理想世界的热烈追求。李白是继屈原之后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他具有“济苍生，安社稷”的政治理想，也具有爱国主义的思想感情以及愤世嫉俗、抨击时弊的斗争精神，如《梦游天姥吟留别》《远别离》、《古诗十九首·西上莲花山》等都是受屈原作品影响而写成的杰作。
屈原诗歌的象征手法也开辟了后世“寄情于物”、“托物以讽”的文学传统。对我国古代文学，特别是诗歌创作有着积极的影响。如张衡《四愁诗序》说：“效屈原以美人为君子，以珍宝为仁义，以水深雪氛为小人。思以道术相报贻于时君，而惧谗邪不得通。”
明确标明《四愁诗》是采用屈原作品的象征手法写成的。
唐代是继承屈原的写作方法进行创作的旺盛时期“斫取青光写楚辞”的李贺，“为芳草以怨王孙，借美人以喻君子”的李商隐，都自觉地运用和发展了屈原作品的象征手法，创造了不少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
楚辞体也称骚体，是由屈原创造的新的文学样式，这一文体的出现，在文学史上的意义不仅在这一文体的本身，还在于它对后世新文体、新诗体产生的深远影响。屈原作品中铺陈排比以及人物对话的表现方式直接影响了汉赋的产生。可以说，汉赋的“宏丽巨衍”、“铺张扬厉”，从体裁到句法直接承接楚辞变化而来，是楚辞的衍生物。但它们几乎都遵守着“劝百讽一”
的创作原则，没有学到屈原作品的精神。中国的古典诗歌最早成熟的是《诗经》的四言诗，而后逐渐演化出五、七言诗，并成为汉代以后诗歌普遍使用的体制，楚辞及汉代乐府民歌就处于从四言到五言、七言过渡的阶段。屈原作品中出现了较多的不带“兮”字的五言句、七言句，对后世五言诗、七言诗的产生起到了直接的影响。后世的咏物诗、游仙诗、咏史诗、艳情诗、山水诗都能在屈原的作品中找到源头。
屈原作品思想上、艺术上的辉煌成就，为全人类提供了一份珍贵的文学遗产。他赢得了世界文化巨人的光荣称号，1953年9月，他同波兰的天文学家哥白尼、法国文学家拉伯雷、古巴的作家何塞·马蒂成为世界和平理事会号召纪念的世界四大文化名人。
他的作品公元7世纪传入日本，19世纪开始传入欧洲，现已有英、法、德、意、俄等多种国家文字写成的译本。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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