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举贤授能。屈原认识到人才对于治理国家的重要作用，因此他不仅时时备加砥砺自己，而且重视人才的培养，他从楚怀王到顷襄王任职三闾大夫的几十年中，曾孜孜不倦地为楚国培育英才，因为三闾大夫的主要职能就是掌管贵族子弟的教育。《离骚》中说：“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东兮，杂杜衡与芳芷。”是用象征手法表现他任职三闾大夫时为楚国培养人才的情况，他的基本出发点就是要使一批贤能之士管理朝政，达到他使楚国富强的目的。
屈原选贤任能的基本原则是“不偏颇”，也即“不别亲疏，不殊贵贱。”《离骚》说：“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基于这种主张，屈原对古代帝王任用贤能的例子十分推崇：
汤禹严而求合兮，挚咎繇而能调。
说操筑于傅岩兮，武丁用而不疑。
吕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举。
宁戚之讴歌兮，齐桓闻以该辅。
夏禹与商汤严格求贤，能够与贤人皋陶、伊尹相谐调。傅说在傅岩筑过土墙，商王武丁毫不犹豫地委以重任。姜太公曾在朝歌操过屠刀，碰上周文王就不再穷困潦倒。宁戚喂牛时曾引吭高歌，齐桓公听了以后，将他用为辅佐。屈原甚至赞叹秦穆公的非凡眼力，用五张羊皮将身为逃奴的百里奚从楚国赎回，并封为大夫，屈原作品中反复提到的这些贤人：挚（伊尹）、咎繇（皋陶）、说（傅说）、吕望（吕公望）、宁戚、百里奚都出身微贱而有杰出的政治才能，而那些古帝圣王尧、舜、禹、汤、文王、武王等之所以备受屈原推崇，则是因为他们不拘资历、不分贵贱而任用贤才：“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尧、舜是光明正大的君主，他们顺着治理国家的正确道路前进，因而走上了康庄大道）。“汤禹俨而祗敬兮，周论道而莫差”（汤、禹知所戒惧、尊敬贤良，周朝的开国君主也都能讲论治道而没有差错）。屈原主张举贤授能，使社会地位低微的人也能参与国家政权，这在当时来说是开明的、有进步意义的。
再次是修明法度。屈原美政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修明法度，包括制定并推行新的宪令、刷新朝政、废除奴隶制、建立封建制等。屈原的法制思想是有其历史渊源的，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变革的时代，早在春秋末期，齐、鲁、郑各国就已经开始了田制与赋制的改革，战国时期，魏文侯、秦孝公、韩昭侯、齐威王等都进行了全面变法，在当时来说，变法是各诸侯国富国强兵、进而统一天下的关键步骤，谁能首先变革政治以适应新的经济关系，谁就能在诸侯割据的斗争中占据主动地位。
在屈原出生前二十八年（公元前381年、楚悼王二十一年），军事家吴起曾在楚悼王的支持下全面变法，“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绝灭百吏之禄秩，损不急之枝官，以奉选练之士”《韩非子·和氏》）。并“令贵人往实广虚之地”（《吕氏春秋·贵卒》）。虽然变法只进行了一年，但已收到了显著的效果，诸侯都惧怕楚国之强。悼王死后，吴起之法全部废除。“博闻强志”的屈原对楚国先贤的这些事实是肯定了解的，对于变法也由衷赞同，“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指的就是奉行先贤的法律制度以昭示下民；并阐明法度中疑惑难解的地方。
到屈原任左徒的时代，楚国虽还保持着大国的名声，但与秦国相比已经差得很远，而实际上楚国已经开始走着下坡路。随着封建制的逐渐完善，楚国贵族当权者的保守和落后也愈益明显，与时代发展的格格不入也更为突出。因此改革是不可避免的。
屈原在任职左徒的几年时间里，曾在怀王的支持下修明法度、进行改革。他起草宪令，刷新朝政。正当改革步步深入的时候，上官大夫等人在怀王面前谗害屈原，昏愦的怀王听信谗言，疏远屈原并罢免了他左徒的职位。对于这段大刀阔斧改革朝政、修明法度的难忘时光，屈原直到沉江之前还耿耿于怀（见《惜往日》），说明诗人在自己的整个生命过程中都在考虑着改革、记挂着改革。
屈原修明法度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因“宪令”并没有保存下来，我们已经无法看到了。只能从他的诗中看到他坚持修明法度的强烈愿望和坚定信心。
屈原的作品中经常出现“绳墨”、“规矩”、“方、”“常”等，它们是法度、法制的代名词。这些概念在《管子》、《商君书》、《韩非子》等法家著作里出现得最多，与屈原所用的意义也完全相同。从这些情况来看，屈原的修明法度与法家的法制思想是有某些相同之处的，不仅如此，屈原明法为贤、不殊贵贱、唯贤是用的选贤授能的原则与《韩非子·说疑》中所表现的选贤授能“不羞卑贱”、首推明法的思想大致吻合。
在相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两个人对社会进步的看法有某些相似之处，这就是说在当时来说，改革是图谋强大、社会进步的必然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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