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的思想
（一）爱国主义思想
屈原的作品自始至终贯串着忧国爱民的思想感情，他是中国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
列宁说：“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概念，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爱国主义的内涵也不完全相同。在先秦时期，爱国主义观念主要表现为兴国强兵爱民，眷恋祖国乡土。
先秦时代的诸子们自孔子以来都怀有大一统的思想，他们都希望中国统一，所以许多人为实现这个目标都不拘于自己的国家，而纷纷到其他国家做官推行自己的主张。如孔子周游列国、商鞅本卫人而仕于秦、孟子是邹国人而在齐国任职、荀子本为赵人而游学于齐、做官于楚。环渊、陈良、许行均为楚人，可环渊为齐稷下先生，陈良到北方中国求学，许行到滕国为民。但是楚国却不完全相同。在穷乡僻壤中顽强发展的楚国几千年来养成了楚人以民族利益为至重至上的心理。楚国这个古老的南方大国，发展到周成王时，其祖先熊绎才被封为子爵，并不是西周初年分封的国家，楚与周王并没有血缘和亲戚关系，是周王朝通过封赏的办法拉拢过来使其成为自己统治的一个臣属国。
到春秋时期，中原诸侯各国还把楚国看作“蛮夷之邦”，楚国的君主也自称“蛮夷”，很少与中原各国来往，楚国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由此养成了他们异常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君臣上下普遍如此，虽说念祖之情、爱国之心、忠君之忱是任何一个民族都有的，但是楚国最为突出，它已达到翕然成风的程度。
楚国历史上爱国忠君的令人赞叹的事迹，逐渐成为楚人引以为荣的传统，并且代代相传，对后世产生了积极影响。楚军的统帅，如有覆军之败，往往自尽以谢国人、君王，即使贵为王孙、位至令尹、司马，也很少有人苟且偷生。如屈原的祖先屈瑕，率兵伐罗大败，便自缢身亡。晋楚城濮之战，楚国失败，主将子玉自缢。鄢陵之战，中军统帅司马子反因醉酒而导致军败，楚共王已表示宽恕之意，但子反还是自杀了。
楚康王时，令尹子囊为吴军所败，还军途中伏剑自杀。
吴国军队攻陷郢都，申包胥到秦国求救，秦不答应，申包胥在秦廷哭泣七个昼夜，终于感动秦哀公出师救楚。如此例子举不胜举。
楚国的国君虽有贤愚之分，但稍有作为的君主，都以国家为重，较为平庸的君王也不敢做有辱国格的事。楚文王率军与巴人交战，大败，率领残军退回楚国，大阍鬻拳不让他进宫，他只得率军攻打黄国，获胜而还，病死途中，鬻拳安葬文王后即自杀身死。楚共王有鄢陵之败，终生自愧，临死前要求大臣们给他“灵”、“厉”的谥号。暴虐的灵王在郢都之外听说宫廷政变，不知所归。令尹子革劝他“逃往他国”，他拒绝了，在走向郢都的途中自缢。昏庸的楚怀王被秦国骗去软禁，要求割地，他坚决不答应，最终死在秦国。
即便是楚国被秦灭掉之后，楚国人的民族感情仍然十分强烈。《史记·项羽本记》记载楚南公的话“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后来果然如此。秦末农民起义军中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是楚人陈涉、吴广的起义军。陈涉立国号张楚——张大楚国之意。灭秦过程中最为有力、最占头功的是楚国人项羽。项羽叔父项梁起兵时，从民间找来楚怀王孙子心，仍立为怀王，就是利用这种方式唤起楚人对故国的无限热爱之情。
最后攻入咸阳、夺得秦国政权的仍是楚国人——刘邦。
从中看出楚国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源远流长的传统和其巨大的影响。
博闻强志的屈原在这种文化条件下出生、成长，从古代典籍中熟知祖先忠君爱国的感人事迹，从这些爱国精神的浸淫下逐渐形成了他强烈的爱国意识，这种思想从年青时代就已充分表现出来了，他早年的作品《橘颂》热情歌颂橘树的品格实际上是他扎根于故国泥土之中、志向如一、永不变节思想性格的真实写照。这种思想一直贯串了他的一生。即便是遭到疏远也不改变，而是更为坚定。在《离骚》中“其存君兴国之志，一篇之中，三致意焉”。
诗人用形象化的艺术手法将爱国的思想意识表现得淋漓尽致，真挚的感情十分感人。面对楚国君昏臣佞的黑暗现实，诗人幻想出游国外，但一旦升上天空要离开时，俯瞰楚地，仆马俱悲，不肯前行——“陟陞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问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他只得又回到自己祖国的土地上。在他被放逐到江南的蛮荒之地时，他丝毫没有减弱对祖国的拳拳眷恋之情，在江南恶劣的自然环境中苦苦地等待着顷襄王的醒悟：“睠顾楚国，不忘欲反。”在楚国郢都遭到侵凌时，他的悲伤痛悼之情更为深挚。《哀郢》：“羌灵魂之欲归兮，何须而忘反；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远”（连我的灵魂都想着回去，何尝一日而忘记；离开夏浦我思念西方，哀叹郢都离我越来越远）。“曾不知厦之为丘兮，孰两东门之可芜”（真料不到郢都的高楼大厦竟然变成废墟，两座东门前长满荒草）。
诗人选择长沙附近的汨罗作为殉国之地，也是他爱国思想的有力表现，郢都已被秦军占领，归死郢都已经不可能，那么死在楚先祖熊绎的始封之地长沙附近的汨罗，也就有了“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的意义，这是屈原誓死不离开楚国的具体表现。
屈原的爱国思想与忠君观念常常联系在一起，很难加以区分。屈原明知忠言直谏不会有好处，但他热爱祖国，即便是遭受多少痛苦也要说出来。“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为了国君的缘故，“指九天以为正兮，夫惟灵修之故也”。在一姓为君的家天下的政治体制中，爱国与忠君有其一致性。屈原的忠君以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大前提，与那些一味地不分是非的愚忠是迥然有别的。从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出发，屈原对昏愦平庸的楚怀王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齑怒”，指责怀王好坏不分，是非不明；“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批评怀王朝三暮四、反复无常；“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
怨恨怀王昏愦糊涂，不体察自己的忠心。当怀王执迷不悟、不思悔改时，他又宣称“君可思而不可恃”。
对于屈原这种大胆批评的精神，鲁迅先生概括说“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
屈原的爱国思想之所以可贵，还在于他将爱国思想与同情、热爱人民的思想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愿摇起而横奔兮，览民尤以自镇”（《抽思》）——我真想离开楚国而远走他乡，但一看到百姓的苦难，我又强自镇定下来。“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衍。
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哀郢》）——皇天啊，你为什么不按正道行事，使无辜的百姓遭此灾难？在早春二月便向东逃亡，老百姓们彼此流离失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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