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元前354年到公元前351年，商鞅率大军三次伐魏，均大获全胜，压倒了魏国的嚣张气焰，使秦国声威大震。前340年，商鞅伐魏，俘获魏将公子卬，收复河西之地，从而一跃成为七国中的强国，扭转了被动挨打、无力插手中原的局面。尽管秦孝公死后，商鞅惨遭车裂之祸，但“商鞅亡后，秦法未改”，推行二十一年之久的“商鞅之法”
妇孺皆知，已深入人心，不能动摇了。秦国刑政修明，百姓善战，居高临下俯视中原的地理形势，已有足够的势力与原来的强国齐、楚抗衡，并与之争夺天下了。
社会的大变革自然也导致了意识形态的巨大变化。
首先是民的地位的提高。在此之前，民的地位与六畜相同。周代以前的典籍中往往将民与六畜并举。如《周官》有云：朝士“凡得获货贿人民六畜者，委于朝，告于士”，又“质人掌城市之货贿人民牛马珍异”，甚至“民”干脆还比不上六畜，孝公时代的《曶鼎铭》载明曶曾以一匹马、一束丝换回五个人。自春秋到战国时期敬德保民的思想已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潮流。
儒家倡导仁爱，墨家提倡兼爱，道家主张齐物平等，甚至于法家也要用制定法律的形式为平民百姓争得一席生存的地位。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与《左传》中普遍宣扬的民本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明显地反映了人的地位的极大提高。这种思想对屈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并广泛地反映在他的作品之中。
民的地位的提高，相应的便是神的地位的下降，而作为神之子的地上的君主的地位也便发生了动摇，对君主的要求也严格了起来。“皇天无亲，惟德是辅”。
商汤弑其君，孟子义正辞严地说：“闻诛一夫纣耳，未闻弑君，”说明更多地是以德来衡量君主。儒家在遵守等级制度的前提下，也有为民请命的要求，甚至也有对国君的限制，对暴虐之主，孔子与孟子当然也是坚决反对的。
割据战争给经济发展、社会进步都带来了严重的危害。“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
于是，要求罢战，要求统一便成为人心所向，成为历史发展之必然。虽然各家思想体系不同，如儒家主张以礼义文治德教感化而达到使各国归服的目的，法家则主张强兵利刃以武力兼并，道家主张回归自然，墨家主张兼爱，其目的都有要求统一的倾向。从战国后期来看，仁义不及感化，兼爱不能救拔，武力兼并是不可避免的了。
在战国七雄的对垒中，楚国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是合纵，还是连横，直接关系到楚国的危亡。“连关中之谓横，合关东之谓从”（《战国策》高诱注）。关东六国联合叫合纵，秦国联合六国中的某个或某几个国家叫连横。苏秦主张合纵，张仪则坚持连横，“横则秦帝，纵则楚王”，比较准确地概括了当时的形势。
在战国七雄中，地处西北部的秦国兵力最强，地处长江流域的楚国版图最大，处在山东半岛的齐国，因有海滨的鱼盐之利，故最富。秦、齐势均力敌，秦、楚又势不两立，苏秦游说楚威王时说：“楚强则秦弱，楚弱则秦强”。张仪游说楚怀王时说：“凡天下强国，非秦而楚，非楚而秦，两国敌侔交争，其势不两立。”
因此，除韩、赵、魏、燕四国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外，几乎形成了秦、齐、楚鼎足三分之势。在合纵连横的斗争中，秦、齐、楚战和关系十分复杂。在秦、齐的争雄中，“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的楚国向背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秦为了牵制齐国，必须与楚联合，又必须结成稳固的联盟，然后求得发展。
楚国能否改革朝政，能否坚持联齐抗秦的外交策略，是关系到楚国生死存亡的关键所在。屈原就是在这个历史的转折关头登上历史舞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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