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颜亮从未放弃过占领江南的欲念，如今为了摆脱蒙古人的威胁和转移内部视线，更是积极准备南侵。秦桧死后，南宋政府中的抗战派逐渐抬头，纷纷要求收复失地，也使完颜亮感到不安，决意压迫以至灭亡南宋。绍兴二十六年，完颜亮迁都燕京，同时着手修复为战火损坏的汴梁，作为南侵基地。绍兴三十一年正月，完颜亮命参知政事李通告知宋贺生辰使徐度说二月末金主要到河南观花，然后去淮右打猎。河南指今天的洛阳，与淮右都是南宋领地，金主赏花射猎于南宋境内，用意不言自明。
五月，金朝遣使来贺高宗生辰，提出两国由现在的以淮水为界改为长江、汉水为界，要求派金主指定范围内的大臣一位、老将杨存中、郑藻及高宗亲信一人前往南京（开封）与金谈判，同时通知宋朝金主将于九月前往泗州、寿州和陈、蔡、唐、邓等地打猎。金使态度恶劣，并说出钦宗赵桓已死的消息来威胁高宗。赵构愤而回宫，其后指示文武众臣：“今日更不问和与守，直问战当如何。”
这年九月，完颜亮发动大军南犯了。他一边分遣军队进攻川陕和荆襄两路，一边率同大军六十万，号称百万，直逼渭水清河口。南宋派刘琦率大军沿运河北上迎敌。刘琦是一位名将，绍兴十年曾以四万兵在顺昌大破金兀术的十万大军。他准备在淮阴迎击敌人，可他左翼的王权却很快在皖北合肥溃退，刘琦大军陷入金兵的包围，不得不向扬州退却。十月，完颜亮进驻合肥，高宗抗战的决心动摇了，准备航海逃命。经丞相陈康伯一再劝导，这才下诏亲征。王权一退再退，建康的左翼完全暴露。完颜亮抓住这个机会，随即准备渡江。
这时中书舍人虞允文奉诏至采石犒军，鼓动起王权残部，头天冲没了金兵准备渡江的小船七十多条，次日又烧毁金人大小兵船三百余条。完颜亮渡江不成，挥师转攻扬州。刘琦的军队在皂角林和金人遭遇，打了一个胜仗后退至镇江。宋军掌握了一定数量的兵船，在长江中流巡弋，给金兵一定牵制。南宋军和金人已成划江而守的形势。不久，女真内部的矛盾激化，东京留守曹国公褒自立于辽阳，即金世宗完颜雍，改元大定。
完颜亮部下闻变，杀掉完颜亮，一边派人和南京议和，一边向淮北退却。十二月，金兵全部退回淮北，完颜雍还都燕京。同时南宋的将领也陆续渡江北上，收复淮南州郡，双方仍以淮水为界。
陆游在战争爆发前即被召回临安，先任大理寺司直，旋迁枢密院编修官。他虽然没有直接参加抗金斗争，但一直在幕后紧张活动，并热切关注着战争。绍兴三十一年十二月，均州乡兵总辖杜隐攻入河南府，收复西京洛阳。陆游闻讯极为兴奋，以兴奋高昂的笔调欢呼这一胜利：“白发将军亦壮哉！西京昨夜捷书来。胡儿敢作千年计，天意宁知一日回。
列圣仁恩深雨露，中兴赦令疾风雷。悬知寒食朝陵使，驿路梨花处处开。”在《喜小儿辈到行在》一诗中，他以同样的调子歌唱国土的收复：“传闻贼弃两京走，列城专为朝廷守。从今父子见太平，花前饮水勿饮酒”。因为战争胜利，陆游才能享受天伦之乐，使他心情好得饮酒如饮水。三十三年闰二月，陆游的一位兄长赴任去扬州，陆游作《送七兄赴扬州帅幕》：“初报边烽近石头，旋闻胡马集瓜洲。诸公谁听刍荛策，吾辈空怀畎亩忧。急雪打窗心共碎，危楼望远涕俱流。岂知今日淮南路，乱絮飞花送客舟。”诗中写到头年完颜亮进逼采石和瓜洲时人心惶惶的情景，对当朝人士能否继续把持大局深表怀疑，对自己人微言轻不能进献谋策只能悬心吊胆深为苦恼。
金兵北退时，南宋没有趁机追击，收复沦陷区，除了老百姓无力继续承负战争，高宗信心丧失、只求偷安等因素，更主要的原因，还是南宋国力衰弱，守已不易，又何言攻？所以在胜利之初，南宋举国上下乘胜追击呼声甚高。赵构于三十一年十二月去建康，人心大振。但他很快退缩了，令前线收兵，恢复和议。
次年二月返回临安。作为最高君主，他不能凭一时意气赌上一国命运。作为普通人，他只苛求安乐，不愿冒险。但热情正盛的主战派很不满意。赵构在完颜亮南下时起用张浚守建康，金兵北退时，很多人都希望张浚出任江淮宣抚使，担当追击重任。但赵构却委命其职于早已不孚众望的杨存中。于是，朝廷重新爆发了主战与主和之争。给事中、中书舍人等有封驳诏令权力的官员在丞相陈康伯支持下，退回了委任杨存中的诏书。高宗既畏金人，又不能服众臣，心灰意冷，便于这年六月把政权交给太子，自己退居德寿宫，当太上皇。太子即位称孝宗，改明年（1163年）为隆兴元年。
陆游始终是主战的，但从他后来在《贺张都督启》中提出“熟讲而缓行”的主张，又在《代乞分兵取山东札子》反对冒攻京东来看，他不是只有热情，没有理智。战当战，只是不能盲动，这与赵构的畏金成病、不敢言战是两回事。赵构也不是一味卖国投降，而是客观条件使他不能大有作为，审时度势选择了和。他过于软弱，行为上近似卖国投降，为史家所不齿。公正地说，在南宋朝中，只有主战派与主和派之分，没有爱国派和投降派之别。
《老学庵笔记》卷九中载，杨存中在战争爆发前主张据守长江，待敌势衰颓再击之，而后徐图北进，一反当时多数士大夫列兵淮北的意见。而陆游在《代乞分兵取山东札子》中提出固守江淮而不急攻京东，与杨存中一样是审时度势反对冒进，是策略问题不是态度问题。史家或传记作者将主战和爱国等同起来臧否南宋人物是缺乏历史意识的，是以今非古，或是囿于当时人们的情绪之见。这样塑造出的陆游形象，只是文学作品中的陆游，不是历史上的陆游。此外，在这次抗金斗争中的陆游是人微言轻几乎起不了什么作用的，若以他在后世的文名来推度他当时的作用，以为他若不能作中流砥柱至少也要能推波助澜，否则就不合于其伟大形象，这也是景仰热爱过度。
至于为了塑造他的伟大形象而去历史材料包括他的传记、诗文中寻找论据，以至牵强附会，就完全是背学术之道而行了。如有些学者将《书愤》中“楼船夜雪瓜洲渡”一句说成是他在绍兴三十一年参加侦察敌情的战斗记录。试想陆游时任朝中一秘书式的小官，怎么会用得上他冒着夜雪、乘着战船去侦察敌情？该诗作于孝宗淳熙十三年，写到瓜洲不一定亲身到过，即使到过也非在当时。
陆游《焦山题名》中载他在孝宗隆兴二年任镇江通判时踏雪登焦山，望瓜洲渡上的战船，慨然尽醉。另孝宗乾道七年也到过这一带，凭吊旧时战场，作诗《过采石有感》。“楼船夜雪瓜洲渡”一句与这两件事有关，并非他亲身参战的记录。他一生没有直接介入战斗的记录。出现这样的错误，是为诗人某些战火纷飞、刀光闪闪的诗歌表面所迷，是极力要将他塑造为战士——最毋庸置疑的爱国者形象的下意识所致。其实，虽然陆游没有亲自上阵，他不是已经用他的笔投入了抗金洪流吗？这支诗笔的意义，又岂是一把剑一支戈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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