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珅一听，说道：“怎么又是个‘汗淋’，而且是‘天子重汗淋’，这不是明显的有所指吗！”
王尔烈听了，笑道：“大学士，又是个错矣。这个题是‘天子重翰林’，而不是‘天子重汗淋’。你想，当今圣上又开设四库全书馆，又让翰林院众翰林参加编修，这不是‘天子重翰林’吗！此乃是皇恩浩荡，体量无边啊。和大学士，你说呢？”
和珅无话答对了。
乾隆帝心里明知道，王尔烈取的这名称，其中有说自己和众臣子“汗淋淋”的内容和含义。但是，经他这一解释，心里大悦，说道：“王爱卿所言极是，合情合理，颇符朕意，汝真不亏才冠翰林之首。下边，朕要到你馆舍看看，可好？”
王尔烈马上答道：“谢圣上，那将是蓬筚生辉了。”
说话间，君臣等来到三通馆。
乾隆看过案头的书写的文稿和批览的典籍，心里很是高兴，说道：“适才，朕已听纪爱卿说过，言你纂修极为用心，所撰文稿既多又好，真乃旷世奇才也。朕有你与纪昀二位贤臣，《四库全书》将会早日告竣，此吾朝之幸矣。只是不知道爱卿有何妙法，可否介绍一下，也好让他人效仿之。”
王尔烈听了，说道：“启禀圣上：微臣本是常人，并非才高八斗，也非三头六臂，而是全赖于贤内助矣。”
乾隆帝一听他说出“贤内助”三字，顿生喜色，便要引见一下。
王尔烈一听，心里不觉有些为难起来。
原来，乾隆帝是个多情善感、贪恋姿色，且肆无忌惮的天子。
在他的男女生活事中，多有夺人之爱生出。
乾隆曾与原配孝贤皇后富察氏之弟媳傅恒夫人有染。
据说，傅夫人所生的儿子福康安，即乾隆的龙种。
待乾隆十三年（1748年）三月，乾隆帝东巡泰山，谒孔陵，祭岱庙时，所乘船只来到德州。同船皇后富察氏发现乾隆帝又有风流韵事生出，忙去进谏。进谏未从，刺激过重，遂投入运河。后虽经救起，却终因此而终，时年仅37岁。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二月，又有香妃事。
传说，香妃为新疆叛匪霍集占之妻。清军平定叛乱后，将军兆惠捕获了霍集占夫妇。
在献俘仪式上，乾隆帝为霍集占妻之美貌所惊呆。
后来，霍妻被策封为妃，甚得宠爱。又传说她身体自有香味，故以香妃称之。
乾隆三十年（1765年）二月十八日晚，乾隆帝南巡住在杭州。他见杭州西湖上，多有歌妓船只往来，便情触升腾，欲要去游。皇后那拉氏，甚贤惠。她见乾隆如此放荡，便行进劝，道：“臣妾为龙体盛安计，望皇上今夜就不要出去了。”
乾隆放荡成性，那里听得，当即踢了皇后一脚，然后扬长而去。
于翌年七月十四日，这位抑郁寡欢的那拉氏皇后死于宫中，时年49岁。
乾隆的这些风流韵事，早传到王尔烈耳中。
今日，他见乾隆要看他的内人，深怕生出不体面的事，他又是君，不能抗拒，实有些顾虑和害怕。
但是，见皇上口谕，又不能不让。于是，便将夫人赵茹倩唤出，由侍女赵茹傧陪同，侍立一边。
乾隆看过，心中大喜，说道：“爱卿有福分，有此贤妻，岂怕他业不成。”
然后，他又问道：“旁边这位女官，可是何人”？
“此乃吾之令妹。”
乾隆道：“适才，听王爱卿讲，其修书成果之巨，全赖你的协助了，可是如此？”
赵茹倩道：“臣妾虽然有区区小事，微不足道。但我所作事，亦多亏令妹茹傧了。是她为我作了许多事情。”
乾隆听了，又用眼看了一下，只见赵茹傧同赵茹倩一样俊美、颖惠、聪智，大悦，道：“真乃俊才女校书，可与唐之薛涛、汉之文姬相比了。可嘉可贺可喜。”
乾隆说毕，复又补充道：“二位女较书，不知在协理修书中遇到何样事情，也可讲之一二，以为朕之所思作些参阅。”
听了这话，王尔烈灵机一动，忽然想起一件事来。
前不久，他的二兄王尔杰由辽阳家中来书说，其妻曹彩凤之祖父曹寅，曾有存书3287种，现仍存原籍辽阳。但是，根据乾隆帝关于编纂《四库全书》所下的诏书规定：依书籍的主人所在地为限，由其省巡抚呈报上文，再由所分发之纂修官整理编纂，然后一并入选。然而，曹寅自从于康熙年出任江宁织造以来，其后裔多离开辽阳，居住江南，而后又居北京等处。据此规定，这部分书籍则应由上述这些地方呈送，而不能由辽东选送，且不一定落于王尔烈手中。若由他地选送，或不能落于王尔烈所在三通馆，很可能有流失散落之危险。王尔杰代替曹彩凤在信中叮咛，万望为保全好先祖的这部分典籍而广加思索。
他们的所虑不是无有道理的。
编篆《四库全书》，是件好事，也是场浩劫。
乾隆开始下诏征书时，全国各地藏书家由于惊恐清代所搞的文字狱，而迟迟不敢进献典籍。
扬州马裕家，据悉“藏书颇富”。但是，当两淮盐政李质颖奉旨前去取书时，马氏只呈报195种。乾隆得知此情后，谕军机大臣：“马裕家，夙称善于收藏，何所存仅止于此，必系地方官员采办不妥，其家未免心存畏惧，遂惮将善远匿，故所开书目不精不备。著抚盐政，善为询觅，务祈多多益善。”后来，马裕见隐匿不得，又感皇上之情切，呈报进献书达五六百种，遂一炮打响。浙江饱士恭、范懋柱、江启淑等藏书家，均遵旨奉书，“愿以家藏旧书，上充秘府”。据此，乾隆帝又施行一种奖励办法。首先，以献书较多的马裕、饱士恭、范懋柱、江启淑四家为例，各赏《古今图书集成》一部；继而，给献书百种以上的周原育、蒋曾蓉、吴玉墀、纪昀、汪加藻等，各赏《佩文韵府》一部。乾隆听说献书最多的浙江宁波范懋柱家的藏书楼称“天一阁”，其建筑全用砖瓦石灰，因而无畏火烛。于是，便以关怀为名，派官员寅著去天一阁考究，以效仿其建筑方法，以利藏书。
乾隆还在诏书中曰：“所进呈之书，缮抄或录副后，即发还原书。”
其实，这些都是在说谎。
当时，浙江巡抚三宝，从范懋柱家提去不少世间孤本藏书，据四库提要及浙江采办官员统计，共有638种。但是，《四库全书》告竣后，并未有发还原书。范氏的“天一阁”藏书楼，只不过是多了一部御赐毛装《古今图书集成》。其效果，只是起到一些装璜门面罢了，还得日日焚香供奉，着实添了许多麻烦。
其原书，有许多被翰林院学士和参加纂修《四库全书》的官员带回家中，成为私有。更有的流入厂肆，已无法找到。
藏书家失去书，甚为痛苦，更有因痛苦而致死者。
乾隆所以放纵这样做，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通过编纂《四库全书》，对全国藏书进行一次删削、修改、扫荡。原来，满洲族在清太宗皇太极前，称为建州女真。后金天聪九年（1635年），皇太极改女真族为满洲族。在满清进入中原、定鼎北京前，明代的书籍中称其为“建州奴酋”或“建州夷部”，多有污蔑、抵毁之词。通过这次纂修，进行一次全面删改。对于那些认为是词意抵触的“违碍”、“狂悖”之书，大量禁绝和焚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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