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别之心
5月15日（农历四月四日），秋瑾写信催促上海的陈志群尽快来绍兴参加光复军，对方对此根本不感兴趣因而也没予以理睬，但秋瑾还是没轻易放弃，仍然希望得到陈的支持。十七日，绍兴有影响的保守派报纸《神州时报》报道了《中国女报》发行的消息，发表评论说这些文字都是些“怪诞文章”。之后，又用批评的口吻发表文章说秋瑾在上海“经营体操传习所”。
五月的一天，在浙江南部的青田镇担任征兵工作的会党成员徐则恂来到绍兴，秋瑾托他带信给沈荣卿、张恭、周华昌、刘耀勋等分统，指示他们开展起义的准备工作。秋瑾在信中把搜集到的各地情况要点归纳整理后通知了他们，但是，信件往来不能像电话那样从口气中听出对方的感觉，所以，时常发生疑神疑鬼的误会，给本来就困难重重的起义工作带来新的困难。本来大通师范学堂的课程以训练为主，但也有爱好书法的学生。其中一个叫冯翊的学生想临摹秋瑾的毛笔草书，希望得到她的对联。秋瑾高兴的给他写了“读书击剑”、“何绍字帖”、“怀素帖”等字幅送给他，之后，又专门为冯重新写了对联。
这时，秋瑾在杭州的军队和学校中策划在杭州起义之事，以及考虑如何让学生和教师进行内部呼应。其间，还顺便来到嘉兴，以“视察学校”的名义会见同盟会会员，其中有也是光复会会员的褚辅成等人。秋瑾在南湖小学住了一夜后返回杭州。
为了安排浙江东南部面临台州湾的港口城市台州的起义工作，秋瑾频繁给耀梓体育学堂教师、光复会会员杨镇毅去信安排工作，署名使用的是“秋千”。
杨当时31岁，1960年83岁时故去。留下手记《光复会和光复军》，记录了当时的情况。现在这篇文章收集在《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中。
在杭州西湖畔浙江省博物馆的辛亥革命室里，展示着手持毛笔端坐在督办室办公桌前双眼凝视前方的秋瑾蜡像。此时此刻，秋瑾脑海里正浮现出光复军各地区部队队长的面容，作为光复军协领的她正在给这些会党首领下达命令书吧。
5月22日，秋瑾再次敦促上海的陈志群尽快来绍兴，同时，要求帮助介绍善于对外交涉和胜任日语翻译的人才。字里行间使人痛感光复会人数虽然不少，但缺乏真正能办事的优秀人才。
当天，潮州光复会会员陈涌波等在黄冈集体发动起义，五天后即被镇压了下去。接着，6月2日，惠州光复会会员邓子瑜等在七女湖聚众起义，最终也是失败。像这样的小规模起义发生了很多起，都相继失败。
6月3日，秋瑾在杭州继续说服军官学校的教师、学生等支援武装起义，并且，第三次给陈志群写信催促他来绍兴，摆出一副不管对方是否感兴趣都坚持要说服到底的态势。11日，经王金发介绍，秋瑾在体育会见到前来学习的徐颂杨。徐是嵊县人，秋瑾希望尽最大努力为起义培养战士。7月，徐和秋瑾一起被清军逮捕，现有的档案材料中存有他的自供书。
13日，在大通师范学堂，秋瑾任命从上海中国公学来的程毅担任教师，程毅是河南修武县人，在绍兴府保存的程毅自供书中本人自称是19岁，这可能是虚岁，实际年龄应该是18甚至只有17岁。这么年轻显然不能够当教师。在秋宗章《大通学堂党案（事件）》中有这样的记录：“程毅烈士……年龄当在二十五、六之上”，这个说法应当是正确的。1906年10月，邸彬忻等在北京成立了“中国妇女会”，并制定了《中国妇女会章程》。
在这期间，秋瑾忙于招募学生，聘用教师，并且在15日出版的《绍兴白话报》第一四五号附页上转载了《中国妇女会章程》等。这些工作似乎和武装起义没有直接关系，但在17日接到上海陈志群来信后，秋瑾在回信时暗示了即将发动起义的事。在信中，陈仍然强调不能来绍兴的理由，秋瑾则敦促他克服一切困难尽快来绍兴，说如果最近不能来，自己可能要离开绍兴，暗示将要发动起义。并且，请求陈在编辑《中国女报》第三号时，务必登出“大通师范学堂的教师在暑假后要发生变动”的暗示性预告，充分表明秋瑾发动起义的决心。信的末尾，附有秋瑾写的三首诗。这些诗收录在《女子世界》记者的笔记中。
6月22日（农历五月十二日夏至），为给光复军筹集经费，秋瑾从绍兴经过杭州来到崇德石门镇看望住在这里的徐自华，秋瑾费尽心力，千方百计筹集资金，最后还是不得不求助于徐自华。开展革命工作所需要的人才和资金的严重匮乏，成了光复会的致命弱点。
徐自华变卖了全部金属饰品，将得到的约三十两黄金全部交给秋瑾。在徐自华心中，秋瑾是神圣的，绝不仅仅是结义姐妹，秋瑾深知这些钱是徐自华的全部财产，她万分感激，把戴在自己手上的两只翡翠手镯赠与了自华。
临别时，秋瑾写下《此别深愁再见难》的诗送给自华，握着自华的手说，拜托姐姐别忘了西湖边咱们的“埋骨西泠”的约定，两人相视而泣。转天（6月23日）晚上，秋瑾坐车从崇德石门镇经过杭州返回绍兴，徐自华心如刀绞，痛哭着与秋瑾话别。
当时的这些情景都保存在徐自华的《返钏记》和《听竹楼诗抄》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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