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直笔修史言无忌 千古公案论优劣
元和六年夏，韩愈再次被召回朝，任职方员外郎，次年二月，复任国子博士。职位不高、事务清闲，韩愈的抱国之志仍然无法得以实现，抑郁之中，作文《进学解》聊以自慰。
当时宰相李吉甫、李绛、武元衡读了他的文章后，对于他的怀才不遇深表同情，考虑到他深厚的古文功底，因此这年三月调韩愈任北部朗中兼史馆修撰。
然而，对于这个职务，韩愈却不愿接受，颇多怨言。别人问起来，韩愈道：
“作史之人，不有人祸，必有天刑。”
问的人奇怪了，探问原因。
韩愈振振有辞：“君不知孔子圣人，作春秋，辱于鲁、卫、陈、宋、齐、楚，不遇而死；齐太史氏兄弟几乎为一部史书死尽；左丘明记春秋时事，结果双目失明；司马迁记史记而遭刑诛，班固作后汉书而瘐死，如此说来，这写史之人，不得善终。”
听得此话，问话的人被说服了，对韩愈的做法深表理解。
然而，当远在永州的柳宗元听完后，颇为气愤，想当年韩愈与自己年轻时都抱有作史的壮志，二人每次谈到此事，慷慨激昂、指点江山，希望能“诛奸究于既往，发潜德之幽光”。可如今韩愈作了史官，有如此好的机会可以实现当年的理想，却因一些无妄之说畏缩不敢有所作为，柳宗元越想越气愤，于次年正月修长信一封，托人带给韩愈，信中对韩愈所谓的理由一通批驳，并严厉指责畏缩不敢有为，并在信尾劝韩愈如果没有勇气去做一个直笔史官，就不要占着那个官位，及早让贤。整封信言辞锋利，像一把利剑刺痛了韩愈。
读罢柳宗元的信，韩愈羞愧难当，无言以对，想起自己年轻作史的志向，更是觉得非常惭愧。但又碍于脸面，在给柳宗元的回信中未提不愿为史官的话，而是说史事“疑不得实，未记录”。
从此韩愈认真考证，潜心著书。至元和十年夏，韩愈修成顺宗实录五卷，忠良奸佞，莫不备书，直笔陈言，无所顾忌。尤其是对宦官的恶行，更是毫不留情地进行揭露与批判。
元和九年，韩愈多年的好友孟郊因病而死。噩耗传来，韩愈悲痛难收，想自己与孟郊自长安赶考时相识，志同道合，为改革诗风、提倡古文运动而并肩战斗，如今自己年届半百，而挚友却先行而去，如同失去左膀右臂，怎不让人扼腕叹息。
记得在自己的《双鸟》诗里，韩愈把挚友孟郊与自己比作双鸟：
双鸟海外来，飞飞到中州。
一鸟落城市，一鸟集岩幽。
不得相伴鸣，尔来三千秋。
两鸟各闭口，万家衔口头。
春风卷地起，百鸟皆飘浮。
两鸟忽相逢，百日鸣不休。
有耳聒结聋，有舌反自羞。
百舌饶旧声，从此恒低头；
得病不呻吟，泯默至死休。
这是两只不同凡响的异鸟，虽未开口，天地万家已衔于口头，一旦鸣起来，响遏行云的嗓音就震慑得那些俗鸟耳聋舌羞。可如今，却只剩下自己孤零零一个，如何还鸣得起来。韩愈满心伤悲，深切的怀念，都寄寓在《贞曜先生墓志铭》中了。
呜呼！长歌当哭。
贞元十年，白居易作《与元九书》，陈述他的诗歌主张，道：“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首，至于贯串古今，尔见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
狭隘的现实主义文学主张和激进的文学上的功利主义，使白居易认识不到李白诗歌浪漫主义的积极意义。加上在这之前元稹所作的《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谈到：
“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古傍苏李，气夺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庚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则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时谓之李杜。予观其壮浪纵恣，摆去拘否，模写物象，及东府诗歌，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
在对杜甫大加赞誉的同时，而贬低李白。由此，社会上流行起一股扬杜抑李的风气。
而对韩愈来说，他一向尊尚李白、杜甫，此二人在诗坛上泰山北斗的地位，在他心目中是高大而不容轩轾的，倘有所轩轾就是亵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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