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周时期（即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前221年），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特别是铁工具的普遍应用，促进了建筑的发展。经过规划而建成的列国都城，象雨后春笋似地矗立在黄河中下游和长江流域的吴楚地区，同时还出现了一批著名的建筑师和总结经验的书籍。
位于山东半岛的齐、鲁两国，是当时建筑名匠辈出的地方。如齐国有位叫“翰”的“工师”，曾经为齐桓公建造过一座用材讲究、装饰华丽的行宫，地面上铺着带花纹的石板，柱子用贵重的木材，天花板上还画满了彩画。
鲁国的巧匠则以公输班（通称“鲁班”）最为有名。他生长在世代作工匠的家庭里，幼年时就喜欢木工，积累了不少实践的经验。据说他曾经改进了画直角的短尺，所以后代称为“鲁班尺”。传说木工所用的锯子、刨子、钻子和划线的墨斗，也都是他发明的。他一生设计过许多房屋和桥梁，又试制成功了攻城的云梯，舟战的钩钜，用机械开动的木制马车，以及能飞翔的木鸟等等，还刻成了我国最古老的地图——石刻“九州图”。
上述这些发明，未必都是鲁班一个人所创造的，可能是同时代优秀匠师们共同的成果。由于这些匠师们没能留下姓名，所以后人就都归功于鲁班。在封建社会里，鲁班甚至被认为是建筑业的“祖师爷”。有些地方还专门建有“鲁班庙”，受到历代工匠们的极大尊敬。
东周时，由于周天子权力的削弱，除王都洛阳外，列国也可以建造巨大的都城。如齐国的临淄（今山东淄博）、赵国的邯郸（今河北邯郸）、韩国的新郑（今河南新郑）、楚国的郢（今湖北江陵）、秦国的咸阳（今陕西咸阳市东北）和燕国的下都（今河北易县）等，都是拥有几万人口的大城。其中，尤以齐国的临淄规模最大，也最为繁华。当时的政治家苏秦曾经对临淄的繁荣景象描写道：“城中有七万户人家……大路上的车子一辆接着一辆，行人肩并肩地拥挤着。如果人们把衣襟连结起来，就像一顶十分巨大的帷帐；如果把衣袖一起举起来，就像极其宽广的幕布；如果人们同时挥汗，就会像下雨一般。（见《史记·苏秦列传》）
从现存的临淄城的遗址来看，规模确实很大。这座东周古城由大、小两城组成，大城又叫“郭城”，城周长达十四公里，是平民和官吏居住和活动的地方。小城又叫“宫城”，城周长也有七公里多。临淄城外的南、北两面都有宽达三十米的人工护城河。东、西两面就利用淄河和系河作为天然的护城河。大城里的南北大道宽约二十米，小城的东西大道也宽八米到十七米。大、小城内还各有一条排水系统，通过城墙的排水口流出城外。
临淄城的布局显示了当时列国城市规划的一般规律。如小城的北半部是宫殿区，以最大的夯土台子——“桓公台”为中心。小城的南半部是手工业区，分布着由王室直接掌握的官营手工业，包括冶铁、炼铜和铸钱的作坊。大城的手工业区在北半部，该处分布规模很大的制造骨器的作坊。大城内居住区的划分是：官吏住在宫城附近，平民和农民住在城门附近，工匠和商人住在市场旁边，菜农则住在城北。这种有着大
量农民和手工业者居住在城内的情况，正是我国早期城市的特征之一。
东周的其他列国都城，一般也都有大城和小城之分。国君所住的小城地势都较高，垒土作台，在台上建造宫殿，这样可以居高临下地监视着全城的活动。宫殿的屋顶这时已经普遍地使用陶瓦，陶制下水管道的使用也较西周时普遍。在列国都城遗址中最常见的是带有各种装饰图案的半圆形瓦头，通称为“瓦当”，而且列国各自有其特点。
我国最早的工艺著作《周礼·考工记》，也成书于东周时期。这书比较详细地总结了当时的建筑工艺和其他工种的经验。书中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都城规划的思想，如说：“匠师营造国都时，面积应有九里见方，每边开三座门；都城里的道路应该是纵横各有九条，其中南北的大路要特别宽，能够容纳九辆马车同时行驶；应该把祭祀国王祖先的太庙安排在左方，把祭祀农业之神的社稷庙安排在右方，把王宫安排在南面，市场安排在北面”等等。这对于后世都城的设计有很大的影响，后来元朝的首都大都城和明清的北京城就基本上继承了这种设计思想。
《考工记》还记载了白天如何应用日影，晚上如何应用月影来测定方向，记录了房基如何取正、定水平和计算度量的标准等等。此外，又记述了当时手工业的其他工种，如木工分作七部，金工分作六部，皮革工、设色工和刮磨工各分作五部，以及陶工分作两部的情况，其中不少工种都与建筑业有关。这些建筑经验的总结，再加上铁制工具的普遍使用，就使我国的建筑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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