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较遗山诗祖李、杜，律切精深，而有豪放迈往之气；文宗韩、欧，正大明达，而无奇纤晦涩之语；乐府则清新顿挫，闲宛浏亮，体制最备。又能用俗为雅，变故作新，得前辈不传之妙，东坡、稼轩而下不论也。
——徐世隆
好问才雄学赡，金元之际屹然为文章大宗，所撰《中州集》，意在以诗存史，去取尚不尽精。至所自作，则兴象深邃，风格遒上，无宋南渡宋江湖诸人之习，亦无江西派生拗粗犷之失，至古文，绳尺严密，众体悉备，而碑版志铭诸作尤为具有法度。
——（《四库全书总目·遗山集》）
元好问，字裕之，号遗山，世称遗山先生。生于金章宗明昌元年（公元1190年）七月初八，卒于元宪宗蒙哥七年（公元1257年）九月初四日。太原秀容（今山西省忻州市）韩岩村人。元好问生活的时代，正是金元兴替之际，金朝由盛而衰被蒙古灭亡，蒙古本是金的臣属，崛起后征伐四方而灭掉金国。在这样大战乱大动荡的社会环境里，元好问也经历着国破家亡，流离逃难的痛苦煎熬。元好问是700多年前我国金朝最有成就的作家和历史学家，是宋金对峙时期北方文学的主要代表，又是金元之际在文学上承前启后的桥梁。
元好问是一位才华横溢、多才多艺的文学家，在诗、词、文、曲、小说和文学批评方面均有造诣，诗歌成就尤高。今存诗1361首，内容丰富。部分诗篇生动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动乱和百姓苦难。诗人善于用典型的场景、简洁的语言勾勒出国破家亡的惨状和时代的劫难，沉郁悲凉，追踪老杜，堪称一代史诗。其写景诗，意境清新，音韵浏亮，耐人玩味。好问诗体裁多样，七言是其所长。《金史》本传称：“其诗奇崛而绝雕刿，巧缛而谢绮丽。五言高古沉郁，七言乐府不用古题，特出新意，歌谣慷慨挟幽并之气。”好问词今传377首，感慨兴亡、言情咏物、登临怀古、送别赠答，题材广泛。其词艺术上以苏、辛为典范，博采众长，兼有豪放、婉约诸种风格，当为金代词坛第一人。好问散曲，用俗为雅，变故作新，具有开创性，存9首。《续夷坚志》为其笔记小说集，不乏优秀篇章。好问为金代文学批评之巨子，仿杜甫《戏为六绝句》体例所写《论诗绝句三十首》在文学批评史上影响颇大。好问所编金诗总集《中州集》（附金词总集《中州乐府》），为金代保存了可贵的文化资料。元好问还著有《遗山集》（40卷）。
元好问在文学上的最高成就还在于他的诗，其诗体裁多样，有五言古诗、七言古诗、五言绝、七言绝、五言律、七言律。诗的风格质朴沉郁，因他出仕时正是中原涂炭、铁马干戈的战乱年代，所以，他的诗多慷慨悲凉之作，有强烈的时代感，“奇崛而少雕刻，巧绮而谢绮丽”，以其独特的风格在金朝文学史上占有突出地位，被誉为一代宗师。他的诗描绘、抒发了诗人的忧国之情，战争带给人民的痛苦。其中“离乱”是元好问诗的重要题材，留下了不少名篇佳作。元好问的诗歌创作与其诗歌理论相符，“上薄风雅，中规李杜，粹然一出于正，直配苏黄氏”。（郝经《遗山先生墓志铭》）特别是那些表现金亡前后的丧乱诗，内容充实，现实性强，感情饱满，风格沉郁，颇具老杜之风，其诗如：
百二关河草不横，十年戎马暗秦京。岐阳西望无来信，陇水东流闻哭声。野蔓有情萦战骨，残阳何意照空城？从谁细向苍生问，争遣蚩尤作五兵？《岐阳三首》之二）
万里荆襄入战尘，汴州门外即荆榛。蛟龙岂是池中物，虮虱空悲地上臣。乔木他年怀故国，野烟何处望行人。秋风不用吹华发，沧海横流要此身。《壬辰十二月车驾东狩后即事五首》之四）
这两首诗都悲愤虬结而深具力度，战争的巨大灾难给诗人带来的焦虑、痛苦以十分凝炼、集中的形式表现出来。前一首所写的战事虽发生在岐阳（今陕西凤翔一带），诗人则处于今河南省境内，但金王朝已一蹶不振，这样的祸难也随时可以降临到诗人头上。所以，他对此实有切肤之痛，篇末的“从谁细向苍苍问，争遣蚩尤作五兵”，已经不仅是基于对战区民众的同情，更是从自己命运出发的悲嘶。后一首虽有“乔木他年怀故国”之句，流露出对金王朝的情愫，但其重点仍在显示战祸的惨酷。意谓汴梁（今河南开封）即将毁灭，只剩下乔木、野烟，再也没有行人了，与前一首中残阳空城的境界相仿。只是后一首还突出了对不能卫护国家的群臣的蔑视和对自己有能力挽狂澜于既倒的信心，较前一首的内容复杂；但无论哪一首都含有巨大的、感情的分量。这种浑厚、强烈的感情和由此导致的自然、丰富的想像，再配以高度的表现能力，就是元好问诗歌艺术成就的所在。
元好问文学成就的获得，与辽文学以来的、在中国北部文学中的任情率真的传统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在元好问的诗歌创作中，已把辽文学以来的任情率真的特点与汉族在诗歌的艺术表现方面的积累有机地结合了起来，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也正因此，以元好问为代表的金代文学具有与宋代文学的不同特色，和元代文学（尤其是元杂剧）的联系也比宋代文学来得密切。这种特色使元好问自己的诗词受到了后人相当高的评价。赵翼说：“（遗山古体诗）构思菒渺，十步九折，愈折而意愈深，味愈隽，虽苏（轼）、陆（游）亦不及也。七言诗则更沉挚悲凉，自成声调，唐以来律诗之可歌可泣者，少陵十数联外，绝无嗣响，遗山则往往有之。” （《瓯北诗话》）况周颐评其词，则谓为“亦浑雅，亦博大，有骨干，有气象”（《蕙风词话》）。这些评价虽不尽确，但也足以说明他在文学史上曾有过不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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