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之作，上所以发扬道德，正性命之纪；次所以财（裁）成典礼，厚人伦之义；又其次所以昭显义类，立天下之中。
——梁肃《补阙李君前集序》
何谓“古文”？所谓“古文”，就是指先秦两汉盛行的散文，它以质朴自然、散行单句为特点，是与魏晋以来盛行的骈文相对而言的。中国古代散文第一个创作高峰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涌现出了孟子、荀子、韩非子等一大批不朽的散文家，他们的创作为后世提供了典范。到了秦汉时期，出现了散文创作的第二个高峰。但是峰巅过后散文创作就进入低谷了。先秦两汉散文虽然有着极其辉煌的成就，但是自魏晋之后，散句单性、质朴古朴的散文逐渐式微，而句式工整、词藻华美的骈文日益发展起来。骈文讲究声律、对偶和句式整齐，丰富了文学体裁和散文表现技巧，曾给散文发展一定的有益影响。可到后来，作家们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变得只注重形式、不顾内容，骈文一味追求骈俪，并逐步凝固为“四六”文体，文坛上充斥了浮艳纤巧、空虚贫乏的作品。这一潮流沿袭到初盛唐时期，成了散文继续发展的桎梏。
骈文兴起，古文中衰的同时，复古运动也开始酝酿。古文运动风云际会，与事者的文学追求颇有差异；但是在对抗六朝之文道分离，以及摒斥骈文之浮华靡丽这一点上，各家还是取得了共识。
在隋代，隋文帝倡导摒黜浮华，李愕上书请求革正文体，同时大儒王通提倡文章贯道，这一切作为显示了其时朝野间已有取六朝骈俪而代之的声音。尽管有人因文表华艳而被“付所司治罪”，“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的风尚仍无改观。可以说是“积重难返”，几百年间形成的文学风气，非一朝一夕所能改变，即便朝廷严加奖惩也无济于事。更重要的是，革正文体的关键，不在破旧，而在立新。李愕《上隋高帝革文华书》力斥骈偶，本身却使用标准的骈文，不无反讽的意味；真正与六朝文风决裂的王通，其追模经传刻意仿古，又使得文章缺乏生气。这种尴尬的局面，正是唐人所必须直接面对的。也就是说，倘若无法创造一种既实用又具有美感的新文体，那么所谓“革五代之徐习”便只能是一句空话。
至唐初陈子昂大张“复古”旗帜，在力矫六朝诗风的同时，尝试文体革新。他针对晋以来“文章道弊”、“彩丽竞繁”的弊病，倡导“汉魏风骨”，打击浮艳文风。他的《谏政理书》、《谏雅州讨盛羌书》都是散体名篇。此后，萧颖士、独孤及、梁肃、柳冕等盛唐诸家，都在理论上强调文学应当“宗经”、“体道”，成为韩柳古文理论的先导。王维的《山中与裴秀才迪书》、元结的《右溪记》等，代表着文章由骈文入散的时代风尚。但是这一时期没有形成一支足以左右文坛的古文作家队伍，所以还不足以与骈文相抗衡。
直到中唐年间，韩愈、柳宗元才把古文运动推向高潮。韩愈鉴于儒家衰微、佛道盛行的现状，高举儒学复古的旗帜，树立了从尧、舜、禹、汤、温、武道周公、孔子、孟子的“道统”，倡导恢复儒家正统地位，形成一股影响广泛的社会思潮。韩愈、柳宗元主张文与道合，道是内容，文是形式；道是目的，文是手段，文应当为道服务。韩愈曾说“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他将“古道”与“古文”绑在一起，而且强调先“道”后“文”。不管是否出于真心，古代中国的读书人，都将兼济天下放在闭门著述之上。对于热心仕途经济的韩愈来说，著书立说乃不得已而求其次：“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韩柳别开生面的古文，远比其理论提倡重要得多，因为它“使一世之人新耳目而拓心胸，见异思迁而复见贤思齐”。
他们又主张文体革新。这其中有四个层次。其一是反对骈文“眩耀为文，琐碎排偶。抽黄对白，啽哢飞走。骈四俪六，锦心绣口”。其二是提倡先秦两汉的古文，韩愈“非三代秦、两汉之书不敢观”，“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辞”。柳宗元认为“文之近古而尤壮丽，莫若汉之西京”。但他们学古却不泥古，韩愈提倡“含英咀华”，“师其意不师其辞”。柳宗元反对“荣古虐今”，“渔猎前作，戕贼文史”，因为他们提倡复古的目的在于创新。其三，他们都重视“文”的作用：“言而不文则泥，然则文者固不可少耶。”并对“文”提出具体要求：“唯陈言之务去”，“惟古于词必己出”，“文从字顺各识职”。语言独创，文从字顺，使韩柳所倡导的“古文”，既继承又区别于先秦两汉的古文。其四，对作家的创作要求。一是要有认真严肃的创作态度。韩愈为文，“惧其杂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皆其醇也，然后肆焉”。柳宗元为避免文章“剽”、“弛”、“杂”、“骄”等弊病，慎防“轻心”、“怠心”、“昏气”、“矜气”。
古文运动不仅是一场文学运动，更是思想运动，提倡古文的目的之一也是要打破僵化的形式束缚，为宣传新思想服务。其实古文运动也是儒学复兴运动，为宋代的新儒学运动做了铺垫和准备。总之，古文运动是我国散文发展史上一个转折点，它的一整套理论与实践对后世散文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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