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文：
你给阿桂的信，因提及我的《男人的风格》，阿桂将清样寄给了我，意思是让我们形成一个“三角”的通讯关系，通过对你的《花园街》和我的《风格》的讨论，谈一些创作上的问题。
记得在北京你那间小小的、然而大嫂布置得相当舒服的客厅里，你、我、万隆、良沛，曾谈到以后要少给自己的作品作诠释的话。一个作家，写出一部作品来，世界给他的感受和他对世界的看法，应该都在他这部作品里了，至少是这一部作品应该包容了他的这一部分感受和看法。如果他还有别的感受和别的看法，那么他就应该写出另一部作品来。在这一部文学作品之外，他又不诉诸艺术手段，不通过艺术形象，而用论理的形式来阐述他的这一部分感受和看法，即使不能说这个作家在艺术上低能，也可说他有点唠叨吧。并且，他对自己的作品作理论上的阐明，常常会制约读者对他这部作品的理解，不是加强了他这部文学作品的效果，反而会削弱他这部作品的感染力。所以，这种方法是智者不取的。
你给阿桂的信写得很好，是谈写作《花园街》的契机的，并不是在洋洋大观地阐述《花园街》中的不尽之意。不错，一座建筑物的沿革，常会透露出曾居住在这座建筑物中的人物的命运；几易其主的过程，则形成了一段历史，会引起后人的感叹。苏武的“楼成君已去，人事因多乖”，辛弃疾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和“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不都是因建筑而启发出的一种命运感么？楼台依在，人事全非；但也有这样的情形：虽然人事全非，可是后住者还是在重复前一家屋主的命运。这里，人物变了，但情节相同，仍然是那出悲剧，此事也是常见的，比如，过去不有一座“十三号凶宅”么？然而，在我们现在，时代毕竟不同了，新的悲剧有着乐观主义的背景和色调，最终会显现出一片令人鼓舞的曙光。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作家比古人幸运的地方。
程乃珊的《蓝屋》我也读过，艺术上虽略嫌粗糙一些，我还是很喜欢。这不仅是因为她选的角度（即你说的“视线的焦点”）比较别致，她笔下的几个人物也写得很“活络”（上海话），生动地表现出了上海的某些市民形象。可是，这里有意思的是，同样是从一座建筑物的沿革开始，同样是写在这座建筑物里住过的人，立意、人物和情节的开展却迥然相异。我无意把程乃珊的《蓝屋》和你的《花园街》作比较，这两部作品是全然不同的作品；我更无意在这里贬抑《蓝屋》，我感兴趣的只是，为什么你从一座建筑物的沿革，一个曾住在这座建筑物里的姑娘和另一个现在住在那里的姑娘偶然的对话中获得创作契机，却一下子挪到广阔的社会主义改革的背景上去处理，把一个小小的灵感衍化成一部写改革者的长篇小说来。
我是这样想的，对你我这样历经坎坷，命运多蹇的人来说，即使你在贵州的“群专队”里，我在宁夏的劳教农场里，也都在思虑着国家的命运。痛苦的生活清楚地告诉了我们，我们个人的命运是和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联的。在这种心情中，不要说两个姑娘那番有点令人心酸的对话，就是看到两条狗打架。我们也会联想到社会问题上去。这样，在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当然会如你所说的，“为立志改革的斗士们唱一支赞歌，使更多的人来关心、支持这场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改革”了。
不改革，中国便没有出路，不改革，党和国家就会灭亡；不改革，你我就又会坠入十八层地狱，哪有你优哉游哉地写《花园街五号》，我优哉游哉地写《男人的风格》的条件？对不对，你是哪里爬出来的还滚回哪里去吧！最近，不是已经有人借着清除精神污染之机，企图一笔抹杀三中全会似来的文化创作成果了么？所以，我们还可以加一句：不改革，便没有当代文学的繁荣！
我写着写着就扯到政治上去了，现在让我再回到具体作品上来吧。
你前些日子给我的信里曾说，我的《风格》和你的《花园街》有奇异的相似之处，如果有人愿意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来研究这一现象，倒是个有意思的事情。我也有同感。如果有人愿意这样做，我这里还可以提供一点第一手资料。许多文学爱好者，尤其是青年人，总以为我们“作家”在一起的时候，谈的一定是各自的创作构思，讨论的是文学上的深奥问题，什么意识流呀，现代派呀，魔幻现实主义呀等等。殊不知我们是俗而又俗的人，烟火气重得很，满嘴柴米油盐酱醋茶，有时，互相戏谑和恶作剧起来，比有些小青年有过之而无不及。你我，那时都知道每人手头正在写一部长篇，而见面的时候，却如饿鬼投胎一般只想着吃（比如，大嫂每次都要拼命留我吃饭。仿佛我老是非常地饿），要不，就想着怎样敲没有家累负担的良沛一顿竹杠。我们都没有谈过《花园街五号》和《男人的风格》。但发表出来以后，竟发现我们书中的主导精神完全相同，人物的性格十分相似，甚至人物的某些行为也如出一辙。这种现象，看来只有从我们两人相同的命运，相同的美学观点，相同的理想当中去寻找了。
有人说，你的刘钊和我的陈抱帖都有着很浓的理想主义色彩。不知你怎么想，我是承认的。文学，如果没有理想主义的色彩，没有理想主义的光辉，文学便不成其为文学了。黑格尔曾这样说：“艺术把现象的真实内容从这个肮脏、短命的世界的纯粹外表和欺骗中解放出来，并且赋予它们一种更高的来源于精神的现实性。这样，与一般现实生活中的现象比较，艺术现象就变成了更理想的现实和更真实的存在，而不仅仅是表面现象。”我认为，刘钊和陈抱帖以及我笔下另一个人物——《龙种》中的龙种，都应该说是“现象的真实内容”或“更理想的现实”。当然，我们和黑格尔理解的并不尽相同，我们所说的“更理想的现实”不是来源于精神的现实性，而是来自现实生活现象中的现实性。诚然，从“纯粹外表”和“表面现象”上看，刘钊、陈抱帖、龙种这样的领导人不多，有时更多的倒是使我们摇头叹气的人。但是，正是这样不多的人才是我们“现实生活中的现象”下的“真实内容”。因为在他们身上不但体现了人民群众的向往、希望、要求，而且体现了历史的必然性。邵你说的“历史潮流”。他们自身的命运和社会主义改革事业扭合在一起，也许还会遭到这样那样的挫折和失败，但最后胜利的终归是这样的人。
《风格》发表以后。看到一些评论。在肯定这部作品的同时，许多同志又有“理念大于形象”的感受。这种批评完全是善意的、诚恳的，我迄今所看到的此类意见，都表现了评论家对作者爱护和从严要求的拳拳之心。这是我在今后创作中应该注意的。但是，我心底里也有些不同认识。不知你认为如何；我认为，只要作者不在小说中直接发表议论，而是以书中人物的口来发表适合这个人物性格的议论，就不能算是“理念大于形象”。写这个人物的议论是塑造这个人物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从这种意义上说，他特定的理念就是他特定的形象的一个重要方面。我的陈抱帖所发的议论，包括他的“城市白皮书”，都是他“这一个”对当前现实，对社会主义改革，对马克思主义独立思考的结果。不是在背诵中央文件和报纸社论（如果是这样，也是一种典型人物的形象），他有他独特的见解，然而又是和党中央一致的，因而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也许他“这一个”的议论和办法有不准确和不妥之处，而这不准确和不妥也是他“这一个”的形象。说实在话，社会主义新人从理论上来说和从现实上来说，都不可能、也不应是“完人”，都不会准备得很充分以后才登上历史舞台的。社会主义没有现成的模式，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也没有一个主观上制订的图景，有志于改革之士正在探索中创造。在这探索中的种种议论——理念和具体做法，准确与不准确，妥与不妥，只能经过实践来检验。这里，重要的是要有你的刘钊，我的陈抱帖那种勇敢的、坚定的改革精神。
值得我欣慰的是，我三年前写的《龙种》中龙种提出的农场改革方案，在当时看来还不过是书中人物的设想，是文学语言，是塑造人物的一个手段。而前几天宁夏农垦工作会议讨论的结果竟完全和这个文学形象的文学语言一致；固定工资要取消了，联产计酬也过时了，已经提出了最终要过渡到农业工人试办家庭农场。当然，这并不是农垦工作者看了小说《龙种》或电影《龙种》的缘故，我还不至于说出这样浅薄的笑话。我只是说，我们塑造的人物（其中包括他的理念），毕竟是有他的现实性的；他的理念就是他作为一个改革者的形象的主要因素。
说到艺术性，你的《花园街》和我的《风格》当然有着种种不足。不过，我的看法是这种种不足只表现了我们艺术功力所达到的程度，不是因为我们写了政治，紧靠了当前的改革招致的结果。从比较上来看，你的《花园街》比我的《风格》精巧、含蓄、结构严整，这是你的艺术功力比我深厚的表现。而我的《风格》比你的《花园街》明朗、幽默，这大概是因为我们的气质还不完全相同的缘故了。
据说，现在有一种说法：要想写出可以传世的作品，艺术性相当高的作品，只有远离当前的政治，去寻找和表现自我。“自我”这个词是很诱人的，能够找到它与之共眠，一定非常惬意。但我不知道这个“自我”离开了“自我”的存在还有什么价值。你我二十多年的遭遇似乎使我们变得十分低级了，大约是“寻找自我”和“表现自我”的艺术家不屑与语的。在我们看来，先要有“自我”，才能“寻找”和“表现”。说明白了，就是先要保住自己的小命或老命。我们才能谈到其它。恩格斯是这样说的：“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这个“简单的事实”想必人人都明白的。不吃、不喝、不住、不穿而一意去寻找自我和表现自我，那真是如鸠山所说，是“神仙过的日子”，尘世中尚未见到过。在十亿人都为吃、喝、穿、住忙碌的时候，作为一个艺术家、一个作家，怎么能置身事外，不去表现人民的悲欢和愿望呢？十亿人的吃、喝、住、穿弄得不好，自我的小命“或老命尚且不保，又从何处去寻找和表现它呢？而要解决好十亿人的吃、喝、住、穿，只有进行社会主义改革，舍此莫属。我想，这大概是你我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到改革者身上的原因吧。
许多好心的朋友（决非赞同寻找和表现自我之辈），都希望我提高作品的艺术质量。我常常也为之苦恼。艺术是无止境的，高峰之外有高峰；小说艺术的提高，又不是在小说艺术之内翻花样，却要在小说之外的各门艺术和生活的多方面感受中去寻求，不是短期的进修能够立竿见影的。关于这个问题，我在《写小说的辩证法》（《小说家》一九八三年第三期）中已谈过。有时，我会冒出很沉重的力不从心的悲哀。我想，我们这一代中青年作家的艺术功力，虽然彼此相较而言有高低之分，而从整体上说，可能也就如此了吧。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外国作家在纯艺术的领域里作更广更深的开掘的时候，我们却手拿着铁锹修地球哩。直到现在，我写作的案头还离不开《现代汉语词典》，可是这能怪我过去偷懒，荒废了二十年的时间么？
但是，在我情绪稍微稳定下来时，我也并不气馁。我看过一些欧美、包括苏联作家在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写的小说，当然，其中有不少优秀之作，可是，大部分作品除了在寻找自我和表现自我上有些新花样外，对人生的思考、对历史的探索、对社会生活和反映也不过平平，只是形式上给人一种新奇感罢了。我们修了二十二年地球，放下铁锹就能写书，如不妄自菲薄的话，我们写的东西至少不比他们逊色多少。这难道还不够使我们引以自豪吗？
然而，我们现在凭的什么在写小说的呢？艺术功力上，我们应该承认我们较差，很难凭借；我们凭的就是我们自身生活的积累和对人生、历史和社会现实的思考。在一定意义上说，生活积累与对人生、历史、社会现实的思考就是艺术的基础。我大胆地概括成这样一个公式：艺术上的高度和描写生活与人物的深度成正比。
所以，我给我自己规定了这样的任务：我不追求艺术的永恒，我只追求我现在生活于其中的一瞬间的现实性。如果我真实地反映了这一瞬间的现实，我的作品就能为广大读者所接受。而艺术，只有根据表现和接受的相互关系，也只有站在社会实践的立场上才能具有审美价值。
《花园街》和《风格》，在艺术上，当然绝谈不上完美精致。相反，恐怕它们还不过是毛坯，都有许多应该再加工之处。但是，至少，它们表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人的激情、中国人的活力、中国人的问题、中国人的向往、中国人的理想、中国人的艰辛的斗争。我很欣赏鲍昌对《风格》的评语，只有一句话：“在我们当前十分艰难复杂的人生中，显露出了一种自豪的微笑，信念的微笑。”（见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五日《文学报》）我觉得这句话同样可以加在你的《花园街》上面。是的，我们只追求了暂时，只追求了这一瞬间，但又怎么不可预见，我们的作品不会对后人有点认识价值呢？未来的人，难道不能从我们的作品中看到一些他们的先人是怎样过来的，是怎样想过的吗？前面我已说了；我们笔下的人物都有一定的现实性，即使书中人物的某些想法经过实践的检验证明是错误的，构成其错误的因素也是现实性，因为那是我们这一代人只能达到的程度。人的审美观念虽然是不断流动变化的，但若干若干年后，就像我们现在看若干若干年前的文学作品一样，作品的直接美感将多半被作品的认识价值所渗透，因而，我们的作品也许还有一定的美学意义。这样，只要我们牢牢地把握这一瞬间的现实，我们也可能获得永恒。
而中国这一瞬间的现实，其“真实内容”只能是社会主义改革。
我常常想着我作为一个作家的使命应该是什么。说作家是灵魂的工程师，我实在愧不敢当。一个党员作家，还可以说他首先是一个党员，然后才是一个作家，比如你。我呢，至今还没有修养到你这样的程度，我总不能认为自己应该首先认识到自己是个群众，然后才是一个作家吧。但即使你我都这样认识，还是要归结到我们现在应该怎样看待作家的使命这个问题上来。
从文学，也即我们所从事的专业来说，我们总算忝列于现实主义作家之末。而现实主义方法已经规定我们应该从非本质性的素材中选取和组织本质的东酉，揭示未来历史方向的进步因素，即所谓“典型性”。说到底，“典型性”都带有职能的意义。这种职能就是激励读者批判一切旧社会的残余包括其意识形态，并变革现实。现实主义文学如若缺乏力图变革现实的参与意识，它的存在价值就值得怀疑。不但是我们，外国一些优秀作家也认为典型化就是集中一切已经在活动的力量去面向社会变革。因而典型的主人公就是作为在某一特定时期把一切变化着的力量集中于自身的人物，他具有把社会变化付诸实践的某种决定性影响，同时他还采取一种预言社会发展方向的姿态，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笔下的主人公一直被人所称道，贾宝玉之所以作为一个不朽的文学典型，也正是这个道理。
这样看来，作为一个当代中国作家，首先应该是～个社会主义改革者。我们自身具有变革现实的参与意识，我们的作品才有力量。如若我们自身缺乏变革现实的兴趣，远离亿万人的社会实践，我们就等于自己扼杀了自己的艺术生命。我们也就不能再从事这种职业了。
最近，我更深切地认识到这一点。在党中央为了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出清除精神污染之后，我既受到了正面教育，也受到了反面教育。不过此事应该是我们另一封信里讨论的问题了。我这里只再重复一遍我上面的话，不改革便没有当代文学的繁荣，绝不是没有根据的。
当然，我们以社会主义改革者要求自己，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写改革者。这是不言而喻的。程乃珊可以写《蓝屋》，铁凝可以写《没有钮扣的红衬衫》，我也可以写将在《十月》第二期发表的《绿化树》。
《绿化树》出来后，你一定要“拜读”。我等着读你的《三月柳》。
再见！
贤亮
1984.1.3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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