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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阿雅》 第六章 山中岁月

  1

  我逃离了“义父”,一个人在大山里游荡。我不知这样的日子还要持续多久,渐渐不再去数大山里的冬天。最可怕的就是冬天,这是冻死孤儿的季节。记得又一个可怕的冬天慢慢过去了,太阳晒得土地蒸发出一种雾气,那种湿润、温暖而又多少带点儿香味的气息使我非常高兴。我把那些破烂衣服卷一卷扔在了一个山沟里,换上了包裹里的一套干干净净的衣服。我离开了那些村子,沿着大山继续向南。

  我又回到了自由自在的日子,却不知道我的好运气就要到来。

  在那些小村打工时,我知道他们正忙于寻找一些门路来过生活,打着各种各样的主意。比如说,他们把山上的荆条割下来编成大大小小的筐子到集市上卖,把满山野枣剥出核卖给药店……他们用这种办法换来一点点钱,买油盐酱醋,买针线和布料。总之他们贫穷到了极点——有一次我追赶一个野物时,竟发现了一种奇怪的石头:像煎饼那样一层层闪着银光。我马上记起有人在一个地方出售过这种石头。我当即就采了一些,又找到了村里人,马上看到他们两眼放出惊奇的光……

  我和那个村里人一块儿开采那个石英矿,一度做得热火朝天。整整一个春季一个夏季都在忙这件大事,后来惊动了公社里的人。

  一个衣兜上插了钢笔的人到我们的小作坊看了看,还特意了解了我的情况——一个孤儿,父亲死了,从小就在山里面流浪,一句话,是个“吃百家饭的人”。他很喜欢我。他的年龄不大,而那支钢笔又特别地吸引了我。

  他经常来这儿,甚至还把钢笔借给我用。

  他认为我是一个特别有用、又是一个特别靠得住的人。当时村里人只把我看成跟野物差不多的一个孩子,是大山里边滋生出来的一个奇怪物件,有着特殊的本领,比如可以辨认各种石头等等。他们认为我的作用就是钻到大山里去寻找各种各样的矿脉。我真的能够胜任这种工作,并且显示了独辟蹊径的能力。而那个带钢笔的人却认为我有更大的价值,他不仅要我完成村里的工作,还让我到外地一个更大的作坊里去参观。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竟然领我走了很多地方。

  我那一年快到十七岁了。就是这一年我坐过了一种冒黑烟的车子:前边两个轮子小,后边两个轮子大,跑起来发出嘎嘎的声音……这是一辆没有拖斗的拖拉机。我和有钢笔的朋友就坐在拖拉机上,在山区崎岖不平的道路上幸福地奔波。

  他当时二十来岁,已经有了女人,据他讲很快就要有自己的孩子了。这个近在眼前的事实不由得让我正视起来,我想,人真是奇怪呀,如果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一起,不停地在一起,就能够产生出崭新的另一个人,这真是奇怪呀。

  我带着无比的好奇问起了这方面的事情,他立即缄口不语。后来他说:反正就快有一个小孩了。我问男孩还是女孩?他说这怎么会知道呢?

  “你自己的小孩,你还不知道啊?”

  他一个劲地笑,大笑。

  我说:“你们家有小孩的时候一定要告诉我,我要去找他玩。”

  我告诉他,我最喜欢的东西就是小孩,还有小动物,比如小猫之类。当然,我想到了阿雅……

  2

  就在我坐着那辆拖拉机在山路上颠簸、叩问着人生奥秘的时候,我未来的、终生难忘的女友柏慧刚好十六周岁。与我完全不同的是,她那时正被包裹在一层天鹅绒做成的小摇篮里。也是这一年,她的父亲正好出版了那两大册了不起的著作,成为一个地质界人人知晓的体面人物。大概也就是从那一年开始,这个后来被称作“柏老”的人留起了背头——而在我眼里,一般人是不能留背头的,一个人必须到了一定的年龄、有了一定的资历和名声之后才会留起一个大背头。想想看,全部头发向后梳理,露出一个大大的脑壳,多么气派多么威严,它在我们这个地方可不是随便就能留的。

  柏慧在初中二年级担任了少年合唱队的队长。从那时起她就能弹一手好钢琴,但她的小提琴拉得不太好。有个和她一块儿长大的小男孩教她拉小提琴——小男孩技艺高超。后来,就像一条河流分开的两道支汊一样,他们流向了不同的土地。柏慧上了父亲的地质学院,而那个童年伙伴却提前一年到了市歌舞剧院,成了“第一小提琴手”——这大概就是柏慧经常去看歌剧的缘故吧。

  她后来曾经向我指点过那个小提琴手:他果然长得漂亮,漆黑漆黑的眼睛,有点拳曲的头发;我不知道这种拳曲是自然生成的,还是用什么办法做出来的,反正这样一来也多少增加了那家伙的帅气。他略微有点儿发胖,但并不臃肿,坐在那儿另有一种魅力;站起的时候,你会觉得他的确是某个领域里的权威人物:沉着、镇定,嘴角紧紧抿着。不过他身上不知哪个地方刺疼了我,也许是那种天生的优越感什么的,不知道。

  后来,当我第三次或第四次去看演出时,总算明白了这种反感是从哪儿生出来的——原来他的小腹大了一点儿,看上去那个地方鼓起了一块,像一个浑圆的丘陵。我明白了,就是因为这个我才不喜欢他;我甚至想劝阻柏慧再也不要来看演出了,更不要和他频繁来往。试想,当一个男子腆着小腹出现在柏老家的时候,那一定是让人腻歪透了。

  柏慧听了我的话总要发笑,尽管我没有把意思全部表达出来,她还是明白了,笑个不停。我当时认为她绝对不会爱上他吧。因为她可算是一个有主意有心劲儿的姑娘,特别有眼光,很能理解事物,理解更深一层的含义。我想在我周围的生活中,无论是过去还是今天,也可能还包括未来,都不会出现很多像柏慧这样灵慧的女子。她不像我们平时所见到的那种聪明姑娘:故作镇静,用一层孤傲包裹着自己,实际上却浅薄粗俗得很——她们往往被自己的聪明所误,只看到鼻尖前边一点,成为生活中最大的受害者,最后只得把说不出的懊悔留给自己——可她们又绝对不会承认这一切,只是硬撑着,这样直到苍老,直到有了后一代,整个生命郁郁不快地结束……

  而柏慧不仅是敏慧,而且还出奇的直爽,就像所有正直的人那样。她能告诉你自己正渴望什么、担心什么、忧虑什么。在后来的日子里,特别是在我们分手之后的那些年里,她的表现也进一步证明了我如上的判断。那时我又一次意识到:她多么可爱,错失了她,对于我的一生都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可是没有办法,人这一生就是这样——从过去到现在,悔疚是无用的。

  要命的是,她不该触犯我心中的那种东西,因为那对于我是神圣的,不容亵渎的。她在未曾察觉的时候就深深地伤害了我和我们一家,我无法承受,无法忍受……

  她面对的是一个从苦难深渊里逃出来的人,从山一样堆积的怨愤中挣扎出来的一个人啊。

  3

  那个拥有一支钢笔的年轻干部介绍我住进了一户人家,这才使我有了一个比较安定的住处。我于是像很多战争年代的人一样,有了自己的“房东”——她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

  她的男人在外地做矿工,她一个人领着两个满是鼻涕的小孩过日子,非常清苦也非常寂寞。她跟那个干部约定,让我住在她空着的一间屋子里,由这个小村子拨给一份口粮,我和他们全家合炊。我空闲时可以帮她做点儿杂活,还可以为她那两个满是鼻涕的孩子辅导功课。因为我靠自修已经学完了好几册书,完全可以做孩子的老师。我多么愉快地接受了这一切。这个中年妇女没事了就缠住别人讲话,一口气可以讲上很多很多往事,让人听得心烦。她告诉我这个村子里谁是一个爱偷东西的人,谁是一个狡猾的贩子,谁是流氓,谁是扒手,谁是最有意思的人,谁是最恶毒的人……

  亏了她的一张嘴,我才一下子知道了这么多花花色色的事情。她告诉我,这个村子里的会计是一个真正的流氓,他有一次半夜跳进院里,欺负她男人不在身边,在窗户上说了整宿下流话。那时候她有一把剪刀,迎着窗户就扔过去,可那个流氓把一片瓦往上一举,当的一声把剪子碰在了地上。“你说气人不气人?那真是一个流氓啊!”

  房东说到这里脖子都红了。“你是个好孩儿,就在我家住下,大婶不会亏待你,只不过我夜里睡觉打呼噜,你可别烦气。”

  就这样,我睡在了她的隔壁。

  可是后来发生了一件让人吃惊的事情——我们的作坊里被委派了一个新头儿,就是那个被称作“流氓”的会计。不久他把作坊里很多老少都辞退了,专门招来了一帮姑娘。我知道这个作坊非要倒霉不可——那些姑娘们一天到晚被这个会计逗得嘎嘎大笑,再也没有心思好好做活了。

  有一个叫“偏”的姑娘,长得出奇的白净,整个脸上除了那双特别大特别黑的眼睛之外,其他就全都暗淡无光了。她长得那么瘦弱和单薄,一点儿不像山里人。我觉得这真是一个一尘不染的姑娘,只是太弱了。她比我大约要大两三岁,差不多快二十岁了。可奇怪的是她总是跟我叫“哥”,而别的姑娘都跟我叫“师傅”。

  不久,“偏”一个人在角落里哭了。我听到那个会计在屋里走来走去说:“不识抬举的东西,给好脸不知好脸。”

  那天我回家问了房东,房东说:“‘偏’能到作坊里做活还亏了那个会计呢,人家会计什么也不顾才把她要到作坊里。”

  “为什么?”

  “‘偏’的父亲在大监里哪。”

  我给吓了一跳。我立刻想到了被囚禁的人,想到了吱吱咔咔的锁链声……

  房东继续说:“她爸在监里,谁敢招惹这样的人?人家会计也是恩人啦。”

  作坊要做夜班,我有时夜里也要到作坊去。有一天我发觉隔壁屋里有什么打斗的声音——守夜的老太太揣着手,头抵到了膝盖上。我小声问怎么了?她的下巴扬了扬说:“还能怎么……”

  里面的打斗声越来越响,我不得不去敲门。

  会计从里面走出来,鼻子边上有一块挠伤。我走进去,“偏”一下跳了起来,迅速地整整头发。我发现她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她又叫了一声:“哥。”

  会计跟进来,满地吐,一会儿又走开了。

  会计一走,“偏”伏在墙角大哭,说:“哥,你是个满山跑的人,为什么待在这个作坊里?你跑吧哥,我也跟上跑……”

  她说完这句话肩膀使劲地抖。我觉得她身上一点儿肉也没有,她的骨骼快要直接地凸出来,她的肩头多么尖哪!我那时候心里难过死了,如果会计还在一旁,我也许会拣一个石块拍到他的头上。我的鼻子一阵阵发酸,可我没有说什么。

  我当时也许没有选择——好不容易有了一个立足之地,我不能再逃了……

  就在那年秋天,不幸的事情发生了。

  那一天我看见很多穿黄衣服的人,他们从远处来到了这个山缝里的小村,又奔向了那个作坊。有人在四周站了岗,不准外人接近。又过了不久,有人把两个蒙了白布的担架抬走了。

  所有人都惊慌不安地站在小河边,因为那个作坊就盖在堤上。他们伸长了脖子观望,半天合不上嘴巴。

  我是从房东那儿最先听到消息的。她从外面跑进来,两手拍打着膝盖说:“不好了,天哪!不好了,天哪!”

  我问怎么了?她说:“还怎么了?你们作坊出人命了!”

  原来在半夜里,“偏”用做活的刀子把不断向她扑来的那个会计捅了。那个会计倒在地上,接上“偏”就用这同一把刀子割了自己的脖子……

  我后来到了作坊都不敢去那间屋子。很久以后,我隔着窗户往里窥望,还能看到墙壁上有喷溅的血迹,但分不清是“偏”的还是会计的。它们都是一样的颜色:我们无法分得清哪些是绵羊的血,哪些是恶狼的血……

  可是那些血迹提醒了我:我必须快些离开这里。

  那一年我正好十七周岁。

  我离开了。事后我才知道,“偏”的妈妈不久就疯了——她把全身的衣服都撕破了,*着身体在大山里奔跑。

  村里人说她变成了一只母狼:无论遇到人还是动物,她都立刻会把他们撕得粉碎。

  大山里有了一只多么可怕的“野兽”啊,那是一只复仇的母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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