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尘滚滚的中原。公路上两辆卡车一前一后，在两团黄雾中行驶着。
后面的一辆，有一个穿解放装的人站在车门外的踏板上。是司机的助手，一个胖墩墩的中年人。他红头涨脸的，急得两只眼睛都突了出来，向前面大声呐喊着。前面是一辆运煤的大卡车，开得太慢，把路给堵住了。他把喉咙都喊哑了，前面车声隆隆，也听不见，或是假装不听见。
好容易到了一个转弯的地方，前面的卡车终於良心发现了，退后一步，让后面这一辆走在前面。
“我们也开得慢些，”那助手向司机说：“让他们也吃点灰土。”
司机点点头。
助手把一只手臂攀住车窗，把身体扭过去往後面看着，笑嘻嘻的十分高兴，但是忽然之间，又涨红了脸大喝一声，“他妈的！也让你们吃点灰！”
车上挤满了一车的年轻人，都笑了起来。也有人说：“这司机的作风不好，应当检讨。”
他们都是北京几个大学的学生，这次人民政府动员大学生参加土改，学校里的积极份子都抢着报名参加。这一支土改工作队就是完全由学生组成的。内中也有几个是今年夏天新毕业的，像刘荃。
他坐在颠簸最厉害的车尾，两只手臂松松的环抱着，架在膝盖上，天气虽然已经入秋，太阳晒在身上还是火烫的。他的蓝灰色夏季解放装被汗水浸湿了，嶙嶙然贴在背上。
树上的蝉声“吱呀……吱呀……”叫得热闹，那尖锐而高亮的歌声，也像眼前这条大路一样的无穷无尽，笔直的伸展下去。
刘荃心里说不出来的痛快，一蓬蓬的热风呼呼吹过来，卷起一阵阵的沙土扑在脸上，就像一层粗糙的纱面幕，不停在脸上拍打着。阳光和风沙使他睁不开眼睛。他皱着眉毛，眯萋着眼，然而仍含着笑容。人个子很高，棕黄色的瘦瘦的脸，眼睛很小，右颊有一个很深的酒涡。
“东方红，太阳升”靠近车头的一个角落里唱起来了，“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前面来一辆骡车，卡车往路边一歪，半棵槐树和一大丛青芦都扫到车子里面来了，枝枝叶叶，擦得嗤啦嗤啦，响成一片。女同学们尖叫起来，纷纷躲藏着，往旁边倒过去，更加挤成一团。大家又是一阵哗笑。有一个女学生扭下一根树来，在同伴的背上敲着，打着拍子。
唱了他们新学的土改歌曲，“团结起来吧，嘿，种地的庄稼汉！……”然而他们最爱唱的还是几支熟悉的。
“我们的中国这样辽阔广大……”
刘荃最喜欢这一个歌，那音调里有一种悲凉的意味，使他联想到一种“天苍苍，野茫茫”的境界。同时他不由得想着，一群人在疾驰的卡车上高歌着穿过广原，这仿佛是苏联电影里常看见的镜头。
大路渐渐-陷下去，两边的土坡渐渐高了起来，像光秃秃的黄土墙一样的夹道矗立著。这是因为土质松软，骡车的铁壳轮子一辗就是一道沟，千百年来的骡车老在这条道上走着，路就成了个土沟，有一两丈深。坐在卡车上，只看得见平原上黄绿色的树梢。
有人闹坐得腿发麻，大家尽可能的掉换位置，人丛里有一个美丽的女孩子，现在挪了个方向，朝这边坐着了。她的头发剪得很短，已经没有电烫过的痕迹了，但是梢上还微微有些卷曲。脸型圆中带尖，小小的微凸的鼻子，薄而红的嘴唇。漆黑的一双眼睛，眼梢撇得长长的，有一道深痕。她的蓝灰色的列宁服，袖子高高的卷了起来，直卷到肘弯上面。手臂似乎太瘦一点，然而生在她身上，就仿佛手臂瘦一点，反而更显出一种少女的情味。大风把一片小绿叶子刮了来，贴在她头发上。
不同学校的人，本来是彼此不认识的。上车以前，大家曾经挨次报出自己的名字，但是自我介绍这件事，总觉得带点滑稽意味，所以谁也不好意思郑重出之，不过笑嘻嘻的随便咕哝这麽一声。人多，有许多人也仍旧闹不清楚。然而像她这样的人，自然是引人注目的。她自己报名，说叫黄绢，是燕京这一期的毕业生，大概全车的男性没有一个没听清楚。刘荃当然也不是例外。
也是因为这人实在太美丽了，偶尔看她两眼，就彷佛觉得大家都在注意他，他别过头去，手里拿着帽子当扇子，在胸前一下一下的扇着。扇了一会，自己又觉得这是多余的，车子开得这样快，风呜呜的直吹过来，还要扇些什么。于是把帽子戴到头上去。但是跟着又来了第二个感想，这样大的风，帽子要吹到汽车外面去的，赶紧又摘下来。看看别人，谁也没戴着帽子，自己的帽子本来是不是戴着的，倒记不起来了，越想越觉得恍惚起来。
他没大听见她和别人说话，但是她仿佛非常愉快的样子，常常把她的一把伞伸到车外去，插到树丛中，擦得它刷刷响着，弹得跳起来。
车子里静寂下来了，只听见车声隆隆。大家唱得喉咙都干了，没有再唱下去。折了根树打拍子的那个女孩子叫俞琳，是刘荃的同学，她远远的把那马鞭子似的树枝伸过来，在他肩上打了两下。
“嗳，刘荃，刘荃，还有多少路？”
他没有马上回答，她那树枝又打上头来。“嗳，刘荃！走了一半路了吧？”她偏着头，笑嘻嘻的望了过来。他觉得黄绢也在望着他。
“问我有什么用，你问司机。”他微笑着，心里却很不愿意。大家同学，本来也无所谓，她这神气倒像他们是极熟的熟人似的，很容易使别人发生误会的。他告诉自己说，现在他们都是干部了，下级干部最忌闹男女关系。而且现在他们是出发去做一件最严肃的工作，这种作风要给“领导上”一个不好的印象。
在这一个集团里，代表“领导上”的是张励同志。张励是个党员，是文化局派下来的，作为他们这工作队的负责人。他大概有三十岁年纪，高个子，很富泰的一张长脸，胡渣子很重，两个青绿色的腮帮子，厚厚的淡紫红的嘴唇。在一群青年里面，更加显出他的沉着，他坐在一边，只是微笑着。刘荃认识的人最多，替他一一介绍。刘荃在北大的时候，是学生会里的一个活动份子，和其他几个大学里的学生组织经常的有接触。他口才虽然不见得好，人很诚实可靠，又是青年团的团员。张励显然是很倚重他，将他当作这一群人的领袖看待。
太阳哂得头痛，大家背对背坐着，都盹着了。卡车颠得厉害，尻骨磨得实在痛，就又醒了过来。就这样昏昏沉沉的醒了又睡，睡了又醒。刘荃最後一次醒来，空气里忽然闻到一阵极浓的土腥气。但是并不是土腥气，而是一种沙土的清香。原来下起雨来了。这卡车上面一点掩蔽也没有，然而这一下雨，大家反而振作起精神，又高声唱起歌来，车也开得更快了，因为地下的浮士化为泥浆，像稀粥似的又黏文滑，车轮就快转不动了。
“快到了，马上就到了，”大家互相安慰着。车子如果突然抛锚，在这前不沾村，后不着店的地方，那就只有摸黑走到韩家坨，连一盏灯笼都没有带。
天已经黑了下来，风景也渐渐变了。不知道什麽时候，汽车已经驰出了土沟，眼界陡然一宽，黄昏的天色绿阴阴的，上上下下都像是浸在一个绿玻璃缸里，阴暗而又明晰。
“到了！到了！”一片欢呼声。
大路旁边一片高粱地，高粱秸子长得比人还高，正是青纱帐的季节。过了高粱地，路边渐渐就有些菜园，夹杂着一块块的坟地，偶尔也有一两间茅屋。然后就看见一丈来高的一道黑土墙，绵延不绝。土墙上挖着大大小小几个门洞子，在一瞥之间，也可以看见里面的许多灯火人家。这一带的村庄，都筑上这样一个土圩于围在外面，防御土匪。
忽然一阵锣鼓声，土圩子里拥出一簇灯火，也有红星灯，也有普通的白壳灯笼，还有火把，火光在雨中流窜不定。隐隐约约可以看见一台小孩和少年男女在那里扭秧歌，一路扭了出来，红绿绸子的飘带都淋湿了，里啦里啦的。又看见一些民兵，头上扎着白毛巾。许多人摇动着红线纸旗，喊着口号。这雨下得人心慌意乱，也听不清他们喊些什么，但是大家当然也知道，这是村子上的人冒雨出来欢迎他们。大家心里不由得一阵温暖，也都极力的挥着手，大声欢呼着。就在这时候，卡车已经在人丛中开了过去，嗤啦嗤啦溅着泥浆，灯笼火把都东倒西歪挤在一边，让出路来。
卡车并没有开进村口，仍旧往前走了一截子路，然后才嘎然停住了。大家这就背了背包，从车板子上跨过去，扑突扑突跳下车去。隔着一大片亮汪汪的泥潭，那边有一座庙在土坡上，庙前挂着两盏白壳灯笼，发出那昏黄的光，照著两块直匾，匾上有“三区韩家坨小学校”字样。
这时候扭秧歌的人也跟上来了，大锣小锣一声当当敲着。那雨却下得更紧了。有两个干部模样的人跑上来招呼着，让工作队的人到小学校去。刘荃只顾照应着大家，一个人落在后面。那黄绢跳下车去的时候，把伞收了起来，下-车再撑开来，但是风太大，挣扎了半天，才撑开了。她打着伞赶上去，看见刘荃弯著腰往上跑，抬起了一只胳膊来挡看睑，她就叫了一声“刘同志！”把伞往他那边一送。
“行，行！”刘荃先客气了一声，然后也就接过伞去，说：“我来我来。”他代撑着伞，却拿得离他自己远远的。也并不一定是有意这样，他对于她总有一种特殊的感觉，总仿佛她和一切别的女性都不同些。这伞本来不大，完全罩在她头上，在他这一方面，反而比没打伞的时候淋得更厉害，那雨水沿著油纸伞的边缘，亮晶晶的成片的流下来，正落在他头上。黄绢也觉得了，当然也没好说什么，但是大家并排走着的时候，就靠近他些，紧挨着他走。这样，总算这把伞不是完全一面倒，那成片的雨水也不再淋在他头上，变为淋在肩膀上了。
然而这时候也就到了庙门口了。先到的一批人都挤在檐下，抖帽子的抖帽子，拧裤脚的拧裤脚，酒了一地的水。他们这一对最后来到的，大家都望着他们。刘荃自己告诉自己那是他心理上的作用，他仿佛觉得大家对于黄绢总特别注意些，说是“虎视眈眈”也许太过分了，但是空气里似乎确是有点异样。一上了台阶，他把伞交还给黄绢，谢了她一声，就匆匆的走开了。
几个村干部围着张励说话。张励给他们大家介绍。支部书记李向前是一个瘦子，穿着一件高领子的白布小褂，一双很精灵的大眼睛，眼泡微微凸出来。
“同志们来了，我们心里真是说不出来的喜欢，”李向前说：“你们都是有文化的人，我们都要向你们多多学习。”
“哪里哪里，是我们要向你们学习，你们干部是最接近群众的。”张励说。
“同志们肚子一定饿了，”李向前对农会组织孙全贵说：“快让他们烙饼。”又向工作队员们抱歉的笑着说：“预备了三十斤白面，五十个鸡蛋，这天热，肉留不住，也没敢杀猪，不准知道今天来得成来不成。”
“可千万别费事，我们有什么吃什么。”张励说。
“用吃白面了，”刘荃插进来说：“其实也不用另外给我们做饭，大家都去吃派饭得了。”
李向前搔著头皮，把眼睛望著他们，嘴里唏溜唏溜的笑著。“下这麽大雨，就在这儿吃一顿吧，早一点歇著，同志们今天也辛苦了。”
“也不费什么事，东西都现成，都现成。”孙全贵说。
“我看，我们也不必和大伙儿闹对立，”张励微笑著向刘荃说：“无论什么事，总得结合实际情况，不能死脑筋，说一定要怎么着怎以着，那也是一种教条主义。”说到这里，呵呵的笑了起来。
刘荃真没有想到，一开口就碰了这么个钉子。再一想，究竟自曰己是个没有经验的人，这次下乡，也不过是来见习见习的，大概张励嫌他锋芒太露了，故意当着人挫折他一下，好在工作队里建立起威信来。他这样想着，心里虽然仍旧有些不平，也就忍耐下去了，脸上也是含著微笑。
张励问李向前，当地有多少党员。又问了些别的话，说明天要各种团体分别开会，传达政策。干部都到齐了，农会主任、妇会主任、民兵队长、村长、村副、支部组织、支部宣传。他们大都还带有几分农民的羞涩，静静的蹲在房门口，听著这边说话。也有蹲在檐下的。
民兵搬著鸡蛋蔬菜，出来进去忙个不了。侧屋里发出烙饼的香味。刘荃不看见那两个司机，问别人，都说不知道。他出去找他们，去叫他们来吃饭。
不知道什么时候，雨已经停了。一出庙门，几棵大槐树簌簌的往下滴水，还当是又下了起雨来。然而地上已经微微有些月光了。
卡车的黑影矗立在路边。有一群人围在车子旁边看着，指指戳戳。刘荃向那边走过去，远远的听见妇女和小孩说话的声音。
“不许动！”女人呵叱著。“下来！！还不下来！打死你！”
小孩带著哭者说：“揿一揿，轻轻的揿一揿嘛！”
汽车喇叭低低的“嘟”一响，大家都笑了起来。女人仍旧叱骂着。
“这些人是区上下来的还是县里下来的？”另一个女人的声音。
「我也不清楚，”一个男子回笞。
“说是要闹斗争了。”
骂孩子的女人说：“不是说要分地吗？”
没有人回答。後来正是那男子说了一声“地也要分的，斗也得斗。”
“不斗光分地不行吗？”
“不斗还行！叫斗就得斗！”
他的妻在旁边仿佛有点不安起来。“回去吧，孩子他爹。”
一群徜徉着走开了，女人们抱着孩子。
刘荃听他们说话的声口，就猜著两个司机绝对不会在卡车里面。走过去一看，果然车子里黑洞洞的，一个人也没有。他踌躇了一会，才追了下去，向那男子喊了一声，“嗳，老乡！刚才那两个开车的上哪儿去了，你们看见没有？”
他们回过头来望着他。一个赤稞著身子的小男孩站住脚，呆呆的向他望著，手里拨弄著一个细竹签搭的框架，大概是刚才拿著去欢迎他们的一盏红星灯，被雨淋得只剩下一个星形的架子，上面还挂著两三条破烂的红纸。
他们没有说话，刘荃以为他们不会回答他了。
“上合作社去了，”那男子突然向那边一座小白房子指了一指。然後他们很快的继续往前走。只有那小男孩还挺著隆起来的肚子，站在那里眼睁睁望著地，拨弄著那竹签编的架子。
“小顺！”妇人粗声呵叱著。
小孩也跟著他们走了。
刘荃站在那里，倒呆了一会。然后他慢慢的向合作社走去。这大路边上荒凉得很，偶然有两所房屋，都是高粱秸子扎的墙，只有这合作社是个瓦屋，里面仿佛点得很亮，窗纸上人影幢幢。刘荃觉得很奇怪，这时倒还开著门。这两个司机也不知道跑到合作社去干什么，这乡下地方有什麽东西可买的，而且他们明天一早就要回城去了。
他心里正这样想著，远远的看见合作社的门一开，两个人走了出来。月光照在那白粉墙上，这两个人对著墙站著，就溺起尿来。他们嘴里衔著的香烟头在黑暗中发出两点红光。
刘荃突然住後退了一步，隐身在瓜棚底下。他听见那两个人说话的声音，有一个人听去很耳熟，就是那农会组织孙全贵。
“闹不起来的！”他在那里说，「我们这儿连个大地主都没有。不像七里堡，他们有大地主，三百顷地，干起来多有劲！你听见说没有，他还没分呢，大红绸面子的被窝都堆在干部炕上了！”
他们一面说著话，系著裤子走了。
刘荃缓缓的向合作社走过来，心里也说不上来有些什麽感想，只觉得悄然。一推门进去，迎面拦著柜台，靠著又有一个贴烧饼的炉子，一个赶面的柜台，一块砧板。有两个人站在柜台前面喝酒，柜上有一只小小的黄泥坛子。
“怎麽跑到这儿来了？”刘荃走上去指著两个司的肩膀，“等著你们吃饭吧。?br>“你也来一碗吧，同志？”司机说，“淋得这么浑身稀湿，要生病。你不喝一点去去寒气？”
“不喝了，你们也喝得差不多了吧，可以去吃饭了。”
两个司机吃得脸红红的，踉踉跄跄跟着他一同出来。
回到庙里吃了饭，大家就预备安欧。男女队员各占一间教室，腾出地方来打地铺，在那青石板地下铺著一堆堆的高粱秸子。吹熄了灯，那迷离的月光就从窗格子里照进来，照在地下，成为朦陇的白玉古钱的图案。院子里唧唧国国的虫声，加上雨后的蛙声，响成一片。屋子里面又常有一种枯嗤枯嗤扑喇扑喇的声音，也不知道是老鼠是蝙蝠？还是风振著那破烂的窗子，使人听著心里老是不能安定。虽然这样，大家实在困倦得很厉害，不久也就鼾声四起了。
刘荃心里有事，一直没睡著，翻来覆去的，身底下的高粱秸子老是——作声。睡久了，那青石板里透出一股子寒气来。秋後的蚊子也非常厉害。大概是他拍蚊子的声音，把张励惊醒了。他看见张励从铺位上坐起来，趿上鞋走了出去，想必是去解手。过了一会，张励回来了，坐了下来沉重的打了两个呵欠。在黑暗中只看见他的汗背心的白影子。
“你还没睡著，刘同志？”他问：“睡不惯吧？”
刘荃本来想说被蚊子咬得睡不奢，但是听张励的口气里似乎含有一种谈笑的意味，就不愿意这样回答。他顿了一顿，然後微笑著说：「不是。我在这儿想著，这村子的情形不简单。”
“哪儿的情形都不简单——怎么，你听见什麽话了？”张励似乎很感兴趣，从口袋里摸出一包香烟，自己先抽出一支，把盒子扔到刘荃的铺位上人抽烟。”
刘荃走过来拿洋火，在他旁边坐了下来，把孙全贵的话告诉了他。
张励听见说七里堡还没斗争，地主的被窝倒已经堆到干部的炕上去了，他笑了起来。“干部的确有许多已经腐化了，生活也一味的追求享受。不过我们搞工作，是不能撇开干部的。应当就利用这工作来进行干部教育。”
他的语气那样坚定，态度又那样轻松。在这黑暗中听著他说话，刘荃不由得就觉得心里踏实了许多。
他又告诉他那几个农民的态度，几乎带著敌意。他们似乎反对斗争。
“唉，农民嘛！——本来就是落後，”张励笑了。“他们心里有多糊涂，你都不知道就只看见眼前的一点利益，常常不识好歹，把人民的敌人当是好人。常常动摇，常常靠不住，一脑袋的变天思想，胆子又小，树叶子掉下来都怕打破了头。”
刘荃非常惊异，想不到他把农民估计得这样低。“照这样，这土改怎麽搞得起来呢？我们不是要走群众路线吗？”
“走群众的路线，一方面得倚赖群众，一方面就得启发群众，帮助群众，进行思想动员。”
刘荃默然吸著烟。
张励呼起一口痰在喉咙里，吐了出去，然後就躺了下来，在石板地上揿灭了香烟。“你也小心点，别把高粱秸子烧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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