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役的经过。
敌之“进剿”军战略计划如下：
陈诚为中路总指挥，以抚州为中心，指挥三个纵队，共十个师，以外线作战、分进合击的战略原则，向我黎川、建宁、泰宁包围和截击。
他的战略实施：
赵观涛为第三纵队长，指挥五、六、九、七十九师四个师，由金溪出黎川攻我正面，欲抵住我主力红军于建、黎地区。
吴奇伟为第二纵队长，指挥十四、十、九十师三个师，由南城、南丰出康都侧击我黎、建、泰并截击我归路。
罗卓英为第一纵队长，指挥十一、五十二、五十九师三个师，由宜黄、乐安出宁都、广昌，堵击我主力红军归路，并深入苏区（1）袭击我后方。
此种新战略计划，是由于我扩大了黎、建、泰新苏区的胜利之结果。敌以为在战略上分进合击我新苏区对其特别有利。
我主力红军由黎川进攻南丰后，敌之战略仍不变。我主力从南丰撤围（2）后，以红十一军由新丰街渡河到黎川，任务是箝制敌之第三纵队，并迷惑其第二纵队，仍将敌向康都方向吸引，我主力则向广昌、洛口西进，敌仍不明了我行动，其原定战略仍不变。
我们在此时期即以主力西进，迅速击破敌主力之第一纵队三个师，该敌是对我军最危险之一个纵队，故决心向东陂、黄陂前进遭遇该敌。
二月二十七日，我方面军出敌不意，袭击五十二、五十九两个师于登仙桥、摩罗嶂、霍源、黄陂各地点，遂取得将五十二师消灭，将五十九师消灭了四个团，敌两师长（3）被擒的空前的伟大胜利。
这一胜利使敌之中路军的战略即刻改变，将其第二、第三两纵队改为增援宜黄之援队。俟敌到达宜黄时，我方面军获胜撤退，敌遂重订出进攻计划。
新的计划是：
将三个纵队缩编为两个纵队，将分进合击之战略，改为两纵队重迭作中间突破的战略。
罗卓英仍为第一纵队长，指挥十一、五、九师三个师为后纵队。
吴奇伟仍为第二纵队长，指挥十四、十、九十师三个师为前纵队。
以七十九师守宜黄，六师守抚州。新的计划实施即由东陂、黄陂经新丰市、甘竹直取广昌。
前后两纵队重迭，以六个师的纵深配备行军，长径遂达三日行程以上。敌人完全未顾及到这点，只是企图中间突破我红军阵线，占领广昌，求得政治上之影响，欲使粤、闽左右两路军前进，收得合围的效果。
我们的战略以各个击破为原则，以红十一军箝制和吸引其先头纵队东进，待其通过四个师后，即截断敌之后纵队两个师（十一师和九师）。三月二十一日，当敌之先头已到达甘竹，相距九十里不能回援时，我遂在东陂、草台冈、黄柏山、霹雳山等地将敌之十一师大部消灭，所剩不过一团人，将九师消灭小部，五十九师残部亦消灭殆尽。是夜，残敌乘夜退黄陂，敌之先头纵队亦退南丰，两次进攻计划即破，遂获得东陂战役之继续胜利。
二、红军战术的主要原则迅速、秘密、坚决，这次都执行得不错。
南丰撤围后，红十一军东出迷惑敌人，按期达到，敌人误认为我主力东移黎川，而我主力实则南进又转向西进，很迅速地到达目的地。在边区行动，敌人始终不知我主力所在地。以数万红军大规模的行动，能够做到出敌不意袭击敌人，这是确守秘密的证明，也是开创了一个大部队袭击之战例。红色战士的坚决，较前更好，与敌接触个个勇敢坚决，反复冲锋，白刃战肉搏十余次，一直冲到最高峰，在很短的时间内，很干脆地消灭敌人，可为红军战术上最好的战例。
三、游击队、独立师、独立团和地方工作配合红军作战，有相当的成绩。
我军对发展游击战争已特别注意，并已得到很大的成绩。独五师更有广泛的活动，独四师和宜黄、乐安、永丰、南广各独立团及各小游击队，均有相当的活动，破坏敌人交通、桥梁、辎重，迷惑敌人，恐吓敌人等等，均有相当成绩。自红二十一军北上后，游击战争配合主力红军行动更有相当进步。
东陂、黄陂作战的前后，游击队等起的作用很好，敌五十二、五十九两师由乐安前进时，前后侧方均被我许多小游击队包围着，我主力军袭击时，敌人仍误认为是小游击队，遂造成了主力红军歼敌的成功。
作战时，我游击队等在敌人侧背后参加了战斗，获得了俘虏及枪、炮、子弹与自动步枪，他们极高兴；敌人相反，极恐慌。作战后敌人遇着游击队又误认为是主力红军，步步防守，天天露营，占领阵地，疲劳不堪。此时游击队更为活动。
军区及地方赤化工作，虽说成绩不很好，也做了一些，群众站在我们这一方面。东陂、黄陂均为宜黄县苏维埃及独立团所占领，封锁住了消息，决战区域内均无反动势力为难红军，给了红军这些有利条件。
四、机断专行的自动性仍缺乏。
黄陂之役，我们命令决定，以主力由左打到右，迅速解决敌五十二师次及五十九师，逐次由左向右打击由宜黄来援之部队，即继续消灭肖乾的十一师。我们的企图已指示过，但是我主力二十七日与敌接触，即解决五十二师一部，师长已被擒，二十八日上午九时即解决战斗，五十二师只有一个团退守大华山，并在我二十一军包围中。在此时期，果能机动地本上级之意图，迅速以一部主力抄袭右翼之敌之右后方，是十分有利的，不但二十八日可以全部解决右翼队的战斗，即三月一日迎击敌人之十一师亦最为有利。但是我主力之一部只派一部分兵力增援二十一军解决大华山之一个团，其余集中待命。我主力之另一部，虽已经发扬了机断专行的动作，追击敌人已到了右翼阵线，实际上也援助了右翼军，但是未将西源五十九师之一个团及无线电队、军需处等残敌消灭，即率队归还建制，因途中往返，亦错过此好机会。
三月一日我方面军已解决敌之两个师，敌之十一师才赶到河口向霍源增援，正是消灭敌之十一师的好机会。但我主力军机断专行不足，不能将部队事先移到右翼，又因无线电传达三月一日十一时总攻十一师之命令至午后才达到，时机已错过，总攻未执行。敌之二、三纵队的增援于二日达到河口附近，我不能再行攻击，只得撤出战斗。
此役的教训是：我们坚决执行命令是最近的进步，但各级指挥员未本上级之企图，发扬极大的机断专行达到全部任务，是一缺陷。
服从命令与机断专行这两件事是不冲突的。决不能把机断专行误认是违抗命令，也不能机械地执行命令，而抛弃机断专行。在战斗条令、野外条令上再三反复说明过：红军要绝对执行命令，同时要养成有机断专行的自动性。我们应借鉴此次教训去争取全部胜利。
东陂之役同样地缺乏机断专行的处置。敌之十一师全部溃退大部缴械后，五十九师残部之一个团亦被溃兵冲破，一部被缴械，敌九师增援之一个团亦被冲破，被我军缴械，此时敌之恐慌混乱已达到极点。但是最前线的指挥员不能发扬最大之机断专行，去追击，去截击，去威胁退却的敌之另一部。及至晚间敌已乘黑夜退却，途中运动十分困难之际，也没有用火力去扰乱及派部队去追击，使敌陷于全部溃散，致使我以少数兵力而能消灭多数之敌的好机会完全错过，竟使敌之九师、十一师残部得以退回宜黄，实在可惜。
五、通信联络不确实。
山地战斗之联络，本有困难，但是我们的通信联络工具，并未充分地利用来克服此困难。例如，无线电通信本已尽到很大的努力，但因为多发电报，天电干扰又大，以致紧急命令反不能按时到达，电台与指挥地点相隔又远，有时又在行动，乃致三月一日十一时总攻敌十一师的命令，有许多部队午后才收到，因之各部行动未协同一致来消灭敌之十一师。造成这一情况，通信传达不及时是原因之一。
我们最近专靠无线电通信，把它当成了最主要的工具，而放松了其他通信工具的利用，这是一种最危险的现象。无线电最易出毛病，更易泄露秘密。有线电话是指挥上最合适的工具，但各级通信均不能按时设置，致使东陂、黄陂两战役不能适时指挥。旗语在山地上也有相当作用，但平时未充分训练，此两役亦未见运用。
徒步通信传送的报告、命令、通报，均少用书面的按时送到。
六、打扫战场、办理战后事宜之疏忽。
打扫战场的负责同志，还带有游击主义的习气。自己所需要的拾起来，其余的不管。把轻机枪拾起来，重机枪就不要。有些拾得新的，就抛弃旧的。有些将一部分个人需要的零件收藏起来，不管全部机器因而遭到损坏，以致每缴获一种战利品都是不十分完全的。
黄陂之役，右翼军方面还有一部分机关枪、迫击炮、步枪子弹壳未收集起来，固然因有敌情顾虑，但如能早为注意，亦不致临时放弃。
东陂之役，战后第二天，各部队报告打扫战场已完毕，但是第三天再派大批人员去打扫战场时，结果打扫了一星期，拾得千余担的战利品，步枪、马枪、手枪、驳壳枪、机关枪、迫击炮均获大批的，子弹甚多，子弹壳不计其数。
由此可见，我们一般的同志还没有注意到战利品是红军现时最大的补充，即是小块零件，即是子弹壳，亦十分需要。
对俘虏处置错误也是游击习气。捉到大批俘虏一时不好处理，只是照例发钱放走。黄陂之役用血换来的胜利，俘虏万余人，随即放走大部，只剩三千余人。许多反动军官包括旅长团长均混在里面放走，这是何种重大的损失。我们把俘虏放回去，敌人很快又把他们组织起来，配好枪枝，两三月后又开来打工农群众。此种做法实在是帮助了敌人。
东陂之役得了前项之教训，未放走一个俘虏官兵，将反动的十一师可以说是全部消灭，除死伤外，逃脱的没有几个，这样，它想恢复建制就不容易了。我们加紧政治工作，可以争取一部分俘虏当红军，其余的应分散在别的地方遣散，这样更有广大的政治意义，对破坏敌人之组织更为彻底。
注释：
*【一九三三年二月至三月，朱德同志和周恩来同志指挥红一方面军，在黄陂、东陂两地区，采取集中兵力在运动战中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消灭敌人三个师，从而粉碎了敌人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为了总结这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朱德同志写了这篇文章。全文共八节，本书收入了其中的六节。】
（1）【苏维埃是俄文Совет的音译，意即会议或代表会议，是俄国十月革命后国家权力机关的名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各地建立的革命政权也称苏维埃政权，它所管辖的地区称苏维埃区域，简称苏区。——第1、8、14、17、21、33、398页。】
（2）【一九三三年初中央革命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前夕，中共中央和苏区中央局一再电令周恩来、朱德等率红一方面军先发制人，攻占国民党军重兵把守的坚城——江西南城和南丰。周恩来、朱德等在实践中认识到，当时条件下这一命令是错误的。他们向党中央和苏区中央局提出了集中兵力在运动战中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同年二月四日，苏区中央局提出的新计划中仍然坚持要红军进攻南丰。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朱德等作了与中央局命令原旨有出入的灵活部署并向党中央和中央局作了报告，一方面准备强袭南丰，一方面准备强袭不成时打敌增援部队。自二月九日起，红军从黎川及附近集结地区向南丰开进。十二日，红军包围南丰，黄昏后对守敌发起全线进攻，整夜激战结果，歼敌不足一营，自己伤亡却过三百。此时，周恩来、朱德等根据对守敌死守待援和援敌三路分进的正确判断，毅然改强袭南丰为佯攻南丰。十三日夜，红军主力从南丰撤围，向南丰、里塔圩一线以西地域秘密转移，部署伏击敌增援部队。二十二日，又转移至东韶、洛口地区。这一重大决策，促成了二月底在黄陂战役中伏击歼敌第五十二、第五十九两个师的胜利。——第8页。】
（3）【指当时围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师师长李明和第五十九师师长陈时骥。——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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