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四年二月）
（一）
同志们！今天是全国红军第一次政治工作会议开幕。这次会议在我们今后红军的统一指挥上，在扩大百万铁的红军上，在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1]，战胜国民党反动统治上，都有决定的意义。
我们红军从游击队到现在大规模的正规红军，这是从政治工作领导得来的，也就是在中国共产党和无产阶级领导下发展起来的。如果没有政治工作，没有党和无产阶级的领导，是不会有红军的。红军因有政治工作才保证能为本阶级利益而牺牲，才是英勇无敌的百战百胜的红军。这是过去政治工作的伟大成果。尤其是在第一次全苏大会后，成立了总政治部[2]，红军政治工作非常进步，特别显示出它的伟大力量来。在四、五次反“围剿”[3]中，我们红色战士敢于同敌人肉搏；有时饭吃不饱，有时衣穿不暖，但没有什么怨言，一样英勇作战，这足以证明红军政治工作的进步。
在这次会议上，第一，我们不仅是要检阅过去的成绩，还要将游击队时期和这两年来的缺点也检查出来，作出决议，使以后的政治工作不走弯路。
第二，我们需要很好的政治工作来巩固游击队、赤少队[4]。他们是群众自身的武装，每一位有选举权的公民都要参加。要有很好的政治工作，使其受很好的训练，能具有牺牲精神，成为真正的红军后备军，加入红军后他们就能很快成为一个熟练的战士。这次会议要有很好的决议，规范赤少队、游击队的政治工作。
第三，在国内战争时期，一切工作要服从战争，要集中一切力量来配合红军作战。因此，我们做政治工作的同志不仅在前方红军中进行工作，而且在后方机关也要有很好的工作，使前后方很好的配合起来。这次会议就是要搜集很多政治工作经验，将各方面力量配合好，来争取战争的伟大胜利。
第四，两年来政治工作有很大的进步，有很大的成绩。今后，我们还要从政治工作的角度来领导提高红军的军事技术与战术。政治委员和政治工作人员不仅是政治领导，自己也要努力学习战术，提高指挥艺术，造成铁的红军，百战百胜的红军，以少胜多的红军。
瓦解白军也是非常重要的政治工作。希望大会能将这几件事讨论出很好的办法，作出决议，并将大会决议传达到全国红军和地方部队中去，坚决地去执行。
（二）
同志们！听了红军中政治工作的报告，我完全同意。现在我要讲的仅下列几个问题。
首先，说到提高军事技术与学习现代战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要依靠全体政治工作人员极大的努力，来推动指战员实行。
我们要巩固思想上的一致、行动上的一致去消灭阶级敌人，但这是不够的。我们还要使红色战士学会使用新式武器，了解现代战术。要知道，敌人
① 这是朱德在一九三四年二月召开的全国红军第一次政治工作会议上的两次讲话。有帝国主义供给它武器，教它战术。我们要针对敌人的战略战术来订出我们的战略战术，实现我们的胜利。
我们有苏联国内战争的经验。这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战术，是它们流了许多血的产物，这也是我们新战术的基础。现在已经有了苏联的条令，无论行军、作战、战役都有规定，应本着条令去做。当然，有些也是不适用的，因为各自的条件不同。我们要把六七年来的战斗经验归纳进去，成为一部完美的野外条令、战斗条令。
政治工作要保证新的战术在平时学习好，战时能够运用，要保证命令百分之百地执行。对于条令和军委命令要研究要执行，不执行就是违抗命令。
我们新战术还有一个特色，就是机动，就是灵活地运用条令的原则去执行命令。我们防御有机动，退却亦有机动。政治委员、政治机关要倡导这个机动。我们要了解敌人的战术，很艺术地运用条令。每个政治工作人员也要成为一个战术家。
第二，党的工作，王主任[5]已经报告过了，我只说到党在部队中起核心作用，有些还未做到。如郭炳生[6]叛变带去一连人，我们的支部事先未发觉，事后又没有拼命地把郭炳生制服冲出来的牺牲精神。我们的支部和党员要至死不背叛阶级，在最危急的时候，要准备拼命。子弹打完了，刺刀用不得了，用牙齿都要咬他几口，直到最后一刻。
游击队的党还是弱得很，这要求我们严加注意。
第三，关于俘虏兵问题。过去缴了枪不去严格清查与监视，以致某军团曾经放走过敌军的旅长；在浒湾战斗[7]后，某军只派四个人押送几十个白军军官，以致被夺枪逃跑。这证明我们的警党性不高，要记着这些教训。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对于启发俘虏兵的阶级觉悟，争取他们的工作，还注意得非常不够。
在扩大红军方面亦有不警党的，以致敌人有组织地来当红军，企图拖走部队，也未及时发觉。如东方军[8]在梅口时，靖匪[9]三十余人来当红军，结果到将乐时杀死排长拖走二十余支枪。连城同样有土匪假冒来当红军，把乡苏维埃主席捉去。对这些教训我们要有很高的阶级警党性。
同志们！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我们不仅要加强前方兵团的政治工作，同样要加强预备队、游击队的政治工作。
注 释
[1]一九三三年九月蒋介石调集约五十万兵力，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围剿”。由于中共中央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的错误指挥，特别是采用单纯防御的作战方针，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红军苦战一年未能打破“围剿”，被迫于一九三四年十月将主力部队撤出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长征。
[2]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江西成立了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下设总政治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根据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正式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会下设总政治部。不久，中革军委总政治部改称工农红军总政治部。
[3]四次反“围剿”指一九三二年十二月至一九三三年三月红军第一方面军反击国民党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的作战。五次反
“围剿”指当时中央革命根据地正在进行的反“围剿”作战。
[4]赤少队是在革命根据地内成立的赤卫军和少年先锋队的统称。赤卫军是带有地方部队性质的群众武装组织。少年先锋队是半军事性的青年群众组织。他们都不脱离生产。
[5]王主任指王稼祥，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6]郭炳生，曾任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三军团第五军第二师师长。一九三二年九月率领师特务连叛变投敌。次年三月在作战中被红军击毙。
[7]这里所说的游湾战斗似指一九三三年一月红军第一方面军在江西金溪县游湾附近的枫山铺一带截击国民党军第二十七师、第九十师的战斗。这次战斗也称枫山铺战斗，是红军在金（溪）资（溪）战役中的一次重要战斗。
[8]东方军是红军第一方面军在一九三三年七月设立的一个部队番号。当时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根据中共临时中央的指示，决定红一方面军采取“分离作战”、“两个拳头打人”的方针，方面军主力留在江西作战；以红三军团为主组成东方军，东征福建。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滕代远兼任东方军司令员、政治委员。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开始后，东方军回师江西，东方军的番号逐步取消。
[9]靖匪即靖卫团，是一种由地方豪绅掌握的反革命地方武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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