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6月初，黄埔军校第四期学生提前毕业，集中到广东大学（现中山大学）进行特别训练，为国民革命军北伐作准备。邓演达为负责人。周恩来、恽代英、彭湃、陈启修等同志曾到校讲课。
北伐开始后，我被分配在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大队作宣传员。8月底，北伐军迫近武昌城。我们奉总政治部命令，经鹦鹉洲、汉阳到达汉口。不久，总政治部由南湖文科大学搬进汉口后城马路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办公。
这时，由于形势发展得很快，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决定挑选一部分人随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党代表朱德入川工作，我有幸为其中之一。
大约是9月下旬，为使朱德同志和全体随行人员见面，邓演达召集大家于汉口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第三楼大厅讲话。与会者大致来自四个方面：第四期黄埔同学；留德、留日学生；朱德同志的同事、同学、同乡；邓演达身边工作人员，共三、四十人。
会上，邓演达首先向大家介绍了朱德同志并讲了话。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朱德同志。邓演达在讲话中，特别指出入川的第一道关卡宜昌还控制在北洋军阀余孽长江上游总司令卢金山之手，为了能顺利通过这道关卡，要求大家一定要小心谨慎。尔后，朱德同志也讲了话，大意是：遵照邓演达主任的指示，与大家共同入川工作，感到很高兴。但是，现在入川尚有困难，卢金山的部队（吴佩孚系统）还驻守在宜昌。所以，大家必须化装，路上还需要多加小心。
一两天后，我们分别化装成教师、学生、商人，随朱德同志乘英国泰古公司的一只轮船，分散在一千多名旅客中，启程前往万县。但船行到宜昌，不能再走了。我们一打听，由于英国军航炮击万县，发生了万县“ 九五惨案”，使得英国轮船不能上行，大家十分着急。这时，朱德同志上岸给杨森打了电报，杨派“ 蜀渝”号兵船来接我们。此间，在宜昌耽搁了几天，约于10月初才抵达万县。
那时，国民政府虽然任命杨森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但他并未立即宣布就职，他的头衔仍然是吴佩孚委任的“ 讨贼联军川军第一路军总司令兼川鄂边防督办”，挂着五色旗。
我们到万县后，住在一家鸡毛店（即小客栈）里，大家很有怨气，认为杨森欺人太甚。朱德同志劝告大家不要计较，并嘱咐我们要谨慎行事，尽量少外出。三、四天后，我们搬到南津街宝隆洋行里。宝隆洋行原为英国人开设，“ 九五惨案”后，英国人跑掉了，由杨森接管。从此，这里就成了我们开展革命活动的地方。
开始，杨森对我们的态度很冷淡，他还在观“风向”。所以，我们最初的活动还是处于秘密状态。因为杨森还脚踏几只船，一方面同直系军阀吴佩争、孙传芳勾结在一起；另一方面又同奉系军阀张作霖有联系；同时，又向国民政府讨好。此外，他身边还有一伙“青年党”分子，是反对国民政府的。所以，局面相当复杂，斗争很激烈。杨森的态度是“有奶便是娘”，谁占优势就依靠谁。
朱德同志到万县后，建立了二十军党部。期间，在万县发展了一批进步人士加入中国共产党，扩大了党的组织。我记得在“九五惨案”后，万县成立了“后援委员会”，其中有一干事叫牟偶仁，很活跃，朱德同志就派我去争取他。后来，我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朱德同志工作很忙，既要做杨森的工作，又要了解整个四川的情况。并派我和滕代顺（滕代远之胞弟）、江亚中、熊荫寰、谌杰到杨森办的讲武堂担任区队长。
北伐军节节胜利的消息不断地传到万县，根据当时的斗争形势，朱德同志提出要办报，积极宣传北伐革命。经大家议定，取名《壁报》，用四开纸，主要按国民政府北伐宣传大纲的精神编写文章。报纸一经发行，轰动了整个万县。“青年党”分子就派人捣乱，同时，他们也办了一份《快刀报》，开篇文章的题目叫“ 快刀斩乱麻”，双方的斗争公开化了。但我们有各界群众的支持，使他们很恼火，就向杨森告状。于是，杨森下令，双方报纸都取消。听到这个消息后，朱德同志就去找杨森，向他晓以大义，据理力争，杨森终于被迫同意我们继续办报。
11月，杨森为形势所迫，靠向武汉国民政府，被迫东下宜昌，宣誓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职。朱德同志也和他一起到了宜昌。
朱德同志和杨森从宜昌回到万县，正值顺庆起义失败，刘伯承同志派罗觐光、刘希武先赴万县，将起义失败的情况告诉了我们。朱德同志闻此消息后，即派人筹集了一批款子，又派人携款前往开江，接应起义部队。
一天，杨森在白庄（杨的别墅）请朱德、刘伯承同志以及我们这些工作人员作客。这是杨森自我们到万县后第一次表示友好的态度。席间，刘伯承同志对杨森说：“惠公，你的部队番号如此之多，建制庞杂，人却不足二万，不要'狗吃牛屎--好多'，希望你把部队好好整顿一下。另外，是否仿效广东办一所军事政治学校。”朱德同志也劝说杨森迅速整顿部队，办起军事政治学校来。杨森接受了他们办校的建议，大约在12月中旬，军政学校就办起来了。校址在万县杜家花园。并在万县西较场举行阅兵仪式，我担任总值星官。除军事政治学校的学员外，还有杨森办的讲武堂学生二百多人参加。朱德、刘伯承同志和杨森都参加了。杨森在会上讲：我们已正式加入了国民革命军序列，以后我们就是革命军人了，大家要共同努力，完成北伐革命的任务。由此也可以看出杨森的为人，是很善于随机应变的。
阅兵后，朱德同志到涪陵去找郭汝栋。郭与朱德同志交情颇深，朱德同志就把胡陈杰（郭的亲戚）安插在郭部，任政治部主任。此后，只听说朱德同志到了宜昌，没有再回万县。
“三·三一惨案”后，四川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反动势力重新抬头。我于四月初离开万县，经宜昌到了武汉。回到武汉后，我见到朱德同志。他对我说，邓演达是国民党中真正的左派领袖之一，与本党的政治主张合得来，是真正拥护三大政策的同路人。不论客观形势如何变，他不会变，我们要爱护他，不能冷淡他。接着，朱德同志又对武汉国民政府进行了分析，他说，武汉国民政府的内部，像个烂冬瓜，外面好看，里面已烂得难以救药。本来中心人物是汪精卫，他是以“ 左”派领袖来迷惑人。他刚从法国回国，一到上海就与陈独秀靠拢，发表了共同宣言，多么迷惑人。我看汪精卫是假左派，终究靠不住，邓演达迟早会吃他的亏，会被假左派排挤得在武汉无立足之地。过了不到两月，汪精卫果然于7月15日发表了反共宣言。这与蒋介石“四·一二”叛变革命，对共产党人实行残酷地大屠杀如出一辙。当时，我对汪精卫一向是迷信不移的，正是朱德同志明察秋毫，泾渭分明，将邓、汪两人谁重如泰山、谁轻如鸿毛，给我指点得清清楚楚，使我深省而不忘。
大约在4月底5月初，在武汉世界旅馆我再次见到了朱德同志，他当时很懊恼地说：四川发生的事情，尽在意料之中。现在杨森又勾结夏斗寅要打武汉。我问他今后怎么办。他说：我已到过南昌，那里云南人很多，有许多老同事，可以开展工作。此后，我回湖南老家探亲去了。
马日事变发生后，我回到武汉，在炮兵营工作。7月15日汪精卫发表反共宣言，恽代英同志指示我到九江向周逸群同志报到。我于7月28或29日报到后，随周逸群同志到南昌，随即找到朱德同志的住所。一进门，看到周恩来同志也在，朱德同志问我到南昌做什么，我说是奉恽代英同志的指示，来九江找周逸群同志接关系，到他那里工作，以后又随周逸群同志到南昌的。
南昌起义时，我在贺龙同志部第三师司令部任特务连连长，同时又是师党委负责人之一。起义后，部队南下广东，在会昌我又见到朱德同志。那时，天气很热，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他敞着怀，手提着枪，同我谈了几句。这是我到南昌后第二次见到他。
朱德同志在南昌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如了解南昌部队的情况，做上层人物的工作等等，掌握的情况确实可靠，了如指掌，为南昌起义奠定了基础。
1991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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