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7月6日，当我在武汉听到朱德同志逝世的消息时，心头猛然一惊，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太不幸了，刚刚哭送过总理，又要哭送总司令（当然没想到两个月后又哭送毛主席），于是，泪水立即模糊了双眼。望着滚滚奔流的长江水，望着对峙江岸的龟蛇二山，我陷入无限的悲痛之中。
这之前不久，我到北京开会还去看望了朱总。虽然是在医院里，但他的精神很好，十分关心地询问部队情况，深情地回忆井冈山斗争，回忆万里长征，谆谆告诫我要搞好部队建设，保卫党的领导，保卫社会主义祖国。临别时他还不顾劝阻，执意把我送到电梯门口。后来，从报纸和广播上知道他出席会议、会见外宾，猜想他一定很好，怎么突然就走了呢？而我们的那次见面竟成为永诀！
从那时到现在，我对朱总的怀念，不但没有因时间的流逝而淡去，反而越来越深切。不论是在硝烟弥漫的前线，还是在为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工作中，我总是经常想到朱总司令，想到他的光辉业绩，想到他的伟大形象，想到他的谆谆教诲！
确实，我对朱总司令太熟悉了。六十多年前，我离开筑路工地，参加的就是他和陈毅亲自率领的部队。我是跟着他们走上井冈山，走上革命道路的。在向赣南、闽西进军的途中，在出击闽中的路上，我常常能看到他的身影，是追着他的脚步前进的。从江西的高山密林里他号召我们要“努力学习”，到天安门城楼上他勉励我要“掌握现代军事知识”，从当战士到当军区司令员，在近半个世纪的峥嵘岁月里，我一直是他指挥下的一个兵。特别是在许多重要时刻，直接听到了他那振奋人心的话语。
早在1928年湘南失败之后，前有堵敌，后有追兵，有人英勇战死，有人叛变逃跑。关键时刻，朱总经常集合部队讲话，用他浓重的四川口音，先讲世界形势，次讲中国形势，再讲红军的前途。那一次次铿锵有力的声音，扫除了人们心头的疑云，激发了人们勇猛的斗志，在毛泽东同志带病迎接下，返回了井冈山。就我自己而言，是从朱总的讲话中，从井冈山的斗争和“八月失败”的沉痛思考中，才真正坚定了自己的信念，跟随党走过几十年的战斗历程，做了自己能做而又该做的一点工作。
1938年夏天，我奉命由六八五团团长改任三四四旅副旅长、代理旅长职务。赴任途中，我在山西故县村见到朱总，当时他正戴着眼镜读毛主席《论持久战》的讲演稿。一见面，他就问我读过讲演稿没有，接着谈了讲演稿的详细内容，说毛主席讲了二十几个问题，很重要，很全面，特别是持久战的三个阶段，要我们有耐性，不要犯急性病。他强调指出，战争嘛，就是政治、经济、兵力和武器装备、指挥艺术的较量，看谁的优势强！我们最大的优势是民心所向，或者叫做政治优势，这是任何敌人所无法和我们比拟的！
当我说到对敌后平原作战缺乏经验时，朱总就鼓励我在战争中学习。他非常乐观地说：工作艰苦，斗争形势也会错综而复杂，不过我看没啥子了不起的嘛！他还让警卫员拿来西瓜，一边让我吃，一边嘱咐我到三四四旅后要注意方式方法，团结干部战士，开辟抗日根据地，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贡献力量。
朱总的这次谈话，对我的启发、教育很大。在以后的整个抗日战争中，我认真学习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团结干部战士，在斗争中求生存，求发展，与全国军民一道，迎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解放战争中的石家庄战役，是我军第一次攻打大城市。战役开始前的准备阶段，朱总司令亲临前线，风尘仆仆地来到我们野战军司令部。他听取我们汇报情况，和我们一起分析敌情，审问俘虏，研究战役部署。他还深入基层和干部战士交谈，同工兵、炮兵部队的同志研究技术问题，向部队讲形势，讲任务，讲战术，讲纪律，大大激发了指战员们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在旅以上干部会上，朱总又针对有些部队不太重视战术技术的问题，特别强调“石门战役打的是攻坚技术，是勇敢加技术”。
为了及时了解情况，指导我们作战，朱总提出要住在我们野司。可是敌机不断来狂轰滥炸我和罗瑞卿政委商量，考虑到他的安全，就一起劝他到冀中分区所在地河间县去住，他摇头不肯，说：“你们不都在这里吗？未必飞机就来找我朱德。”我说：“你到河间，我们会随时向你报告的。”朱总虽然不情愿地离开了野司，可心里还时刻关注着战役的发展，我每天用电话向他报告，他听得认真，并提出他的意见。战斗开始后，部队很快扫除敌外围据点，突破外市沟时，朱总亲自打电话给我。就在我们讲话的时间里，敌第二道市沟又被我军突破，我立即把这最新消息报告了总司令，他兴奋地说：“打得好呀！我祝贺你们！按你们的计划打下去，告诉大家，后边的同志可是都望着你们哪！”战斗刚结束，朱总又通过聂司令员转来了嘉奖全军的电报，高度评价解放石家庄“是很大的胜利，也是夺取大城市之创例”。随后，他又来到石家庄，听我们汇报，找基层干部战士座谈，科学总结了攻坚战术，形成了连续爆破、坑道作业、堑壕作业、集中兵力火力，突破一点、穿插分割等一整套攻坚战术，并很快推广到全国各个战场，加速了战争胜利的进程。后来，我还读到了朱总《攻克石门》的诗：“石门封锁太行山，勇士掀开指顾间。尽灭全师收重镇，不教胡马返秦关。攻坚战术开新面，久困人民动笑颜。我党英雄真辈出，从兹不虑鬓毛斑。”
从朱总司令亲临前线了解情况到战役中的具体指示，战后的科学总结，我从他身上学到了严谨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这对我后来指挥打仗和领导部队建设，都起到了长远的作用。
1950年10月，我们十九兵团要去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当从西安到达山东兖州稍作安排后，就接到军委的通知，要我和李志民政委去北京。在中南海，朱总听过我们汇报后，又详细询问了部队集结的各种情况，从武器装备到思想动态，从部队纪律到生活管理，都-一问到了。他对着朝鲜的地图，向我们讲了彭总率领先期入朝部队的情况，问我们还有什么问题需要中央帮助解决。我和志民同志只提了一个要求，那就是请朱总到山东兖州去参加兵团即将召开的团以上干部会议，像打石家庄时那样给我们作指示。
我们回部队不到一周，朱总就赶到了兖州。12月下旬的天气，已经十分寒冷。他一到就和兵团领导交谈，了解会议准备的情况，会议开始前，他要到连队去看看战士，我们和医生都说天气太冷，部队住地分散，建议他在有木炭火的房间里分批接见一些指战员的代表，他笑着说：“毛主席要我到十九兵团来，可不是只来看看杨得志、李志民你们几个人啊！”就这样，他冒着冷风，看望了几个步兵和炮兵连队。由于疲劳和天冷，朱总感冒了，而且发烧、咳嗽，即使这样，他还是带着病给我们十九兵团团以上干部作了报告。他讲抗美援朝的意义，我们兵团的任务，指出可能遇到的困难，要求干部和战士一起摆出困难，找出解决的办法，做到和敌人交手时有胜利的把握。讲完话之后，他还在寒风中与大家合影留念。临离开部队时，他送给师以上干部每人一本刘伯承同志翻译的《兵团战术概述》，并在每本书上亲笔题字，送给我的书上写着：“得志同志，努力学习。朱德。”我们正是牢记朱总的教导和期望，奔赴三千里江山，完成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任务。
类似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我不可能在这一篇短短的文章中把它们全部写出来。但是，即使这些事情，不也如同一滴水能反射出太阳的全部光辉一样，映现出朱总的高贵品质和求实作风吗？不管过去、现在和将来，朱总的这种品质和作风，都是鼓舞我们的巨大精神力量。
1991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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