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四川盆地北部嘉陵江以东、渠江以西，有一条狭长的丘陵地带，境内山峦起伏，沟深谷窄。在这片幅员1964平方公里的红土地上，诞生了一位伟大的元帅与一位伟大的战士，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朱德元帅和为人民服务的光辉典范张思德。为此，四川仪陇有了“兵帅之乡”的美誉。
据记载，仪陇县城初置于南北朝时期的梁武帝天监元年（公元502年），因城址设在大仪山顶部的平地上，故以山势而得名。唐高祖武德三年（公元620年）在仪陇设方州，将州、县治所迁至金城山上。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又将城址移至金城山腰，沿金城山天险为城，一直延续至今。
从县城东行70多华里处，有个小镇。在小镇旁耸立着形似马鞍的山岭——马鞍场。其西北不远处，突起一道山梁，名曰琳琅山。这里层峦叠嶂，松柏成荫，四季葱茏。琳琅山西麓，有一个只住几户人家的小山村——李家湾。这里村民曾经将许许多多梦幻般的传说赋予这片景色秀丽的土地，企望它能带来幸福与欢乐。然而，在那风雨飘摇的年代里，残酷的现实把老百姓的梦想打得粉碎。
1886年12月的第一天（清光绪十二年农历丙戌年十一月初六），刺骨的寒风裹挟着鹅毛大雪无情地袭扰着这片贫瘠的土地。这天早上，贤惠勤劳的农妇钟氏和往日一样，天刚麻麻亮就起床，在灶前忙碌着给全家十几口人做早饭。她正要弯腰下蹲往灶门添柴时，只觉得腹部一阵剧痛，额头直冒冷汗。正在这时，手脚勤快的老祖母潘氏走了进来，一看二儿媳钟氏躺在灶前，心里已明白七八分。老祖母当即把大儿媳刘氏叫了过来，一起把钟氏扶进房内，让她仰卧在床上……
哇、哇、哇……一个幼小的生命伴随着一声声啼哭，降临到人世间。他，就是后来的红军之父、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朱德。
朱家迁至仪陇已有百余年的历史。据朱德生父朱世林的墓文记载，朱家“籍起粤东，支分蜀北，自先世文先公移居兹土，世业为农……”原来，朱德的祖上原是广东韶关县的客籍人。明末清初，由于连年不断的战争，加上战后疫病流行，使四川人口骤减，土地抛荒增多。清朝统治者为了稳定其在四川的统治和征收赋税，采取鼓励向四川移民的政策，使得大群大群的外省人迁移至四川，其中尤以湖广人居多，史称“湖广填四川”。朱家就是在这场大移民运动中，从广东韶关入川的，最初在川北的广安县、营山县一带流动经营小商业来维持生计。清朝乾隆末年，朱氏第三代的朱文先带着第四个儿子朱自成，从营山迁到仪陇的马鞍场的大湾。随着家族的繁衍，人们便称这里为“朱家大湾”。
“发福万海从四克，有尚成文化朝邦。世代书香庆永锡，始蒙技术耀前章。”这是朱家族谱中的辈份28字韵文。朱德的曾祖父是“朝”字辈，名叫朝星。朱家在朱朝星那一代时，尚有老业田30挑，按1亩约5挑算，朱家田地面积还有约6亩。朱德的祖父是“邦”字辈，名叫邦俊，排行第三。朱家到了“邦”字辈，人丁兴旺，兄弟邦楷、邦举、邦俊、邦兴、邦久平分祖上传下来的老业田，每人分到的一点田地已不能维持生计。
于是，在1882年，朱邦俊把土地和草屋典了300吊钱作为资金，领着一家搬离大湾两公里的地方，租佃了李家湾的地主丁邱川家80挑田土耕种。朱家世代务农，辛勤劳作，到头来仍是房无一间、地无一垄，沦为贫苦的佃农。
朱德的祖父朱邦俊是一个淳朴、勤劳的农民，把自己的一生都交给了黄土地，直至“八九十岁还非耕田不可，不耕田就会害病，直到临死不久还在地里劳动”；祖母潘氏是一位精明能干的劳动妇女，主持着家中一切事务——在朱德印象中，朱家的生活虽然清苦，但在祖母的管理下，一大家的开支、活计安排得井然有序。
朱德出生时，一家三世同堂：祖父母朱邦俊和潘氏，伯父母朱世连和刘氏，父母亲朱世林和钟氏，还有三叔朱世和、四叔朱世禄，大哥朱代历（字云阶）、二哥朱代凤（字吉阶），姐姐朱秋香，加上自己共有12口人。朱家落户在仪陇，算到朱德这辈已是第六代了。姐姐秋香15岁时就出嫁了，大哥代历大朱德4岁，二哥代凤大他两岁。
在封建社会里，男子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在家庭中特别受重视。老人担心男孩子出生后养不活，怕专捉小孩的“鬼魂”将他的生命夺走，便以动物名为孩子取名。朱德的祖母给家中的三个孙子都取了乳名——阿牛、阿马、阿狗。“阿狗”就是朱德的乳名，按川北习俗，三兄弟有时也被称为“牛娃子”、“马娃子”和“狗娃子”。后来，朱德成为开国元勋后，回到家乡，还有老人讲：“哦！是那个狗娃子回来了！”
“狗娃子”朱德出生的那间房子是丁家财主用做存放粮食的库房，约有十几个平方米，四面墙全是木板，房间低矮、潮湿、昏暗，只有从东面板壁上一个不到两尺见方的小窗户里能透进一缕光线。幼年的朱德和他的父母、兄姐等六口人，就挤住在这间仓房里。
朱德出生那年，朱世林虽然只有37岁，可脸上已爬满了皱纹，看上去像个年近花甲的老人。朱世林一生都在家里劳动，从未出过远门，由于没有文化，思想比较狭隘，但“赋性和厚，为人忠耿，事亲孝，持家勤”。
在朱德的心目中，他最崇敬的人就是自己的生母。朱德长得很像母亲。钟氏1858年出生，父亲名钟必顺，朴实厚道，是个吹唢呐的好手，遇有婚丧、生日等红白喜事，钟家的人被雇去吹奏，遇年节、赶场搭个简单的台子演几场老戏，唱几曲山乡小调，处于社会的最底层。钟氏的父亲在外，家中的农活劳动由母亲承担，母亲不仅操持屋内家务，而且田地农活样样在行，里里外外都是一把好手。在这个务农兼卖艺的家庭中，钟氏从父辈那里听来了一些故事，学会唱山歌民歌，她嫁到朱家生儿育女，有时给孩子们唱歌讲故事，在困苦的生活中增添了一点情趣。
钟氏生育朱德时，才28岁，却已是四个孩子的母亲了。过多的生育，繁重的劳动，缺衣少食的生活，使这位年轻的母亲过早地显露出苍老、憔悴。额头上、眼角边的皱纹记录着这位农村妇女的沧桑岁月。朱德曾在向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谈起自己的母亲时说：“她比一般妇女要高大一些，强壮一些，裤子和短褂上，左一块右一块都是补丁，两只手上浮显着粗粗的血管，由于操劳过度，面色已是黝黑，蓬蓬的头发在后颈上挽成一个发髻，两只大大的褐色眼睛里充满了贤惠，充满了忧愁。”
钟氏先后生了13个儿女，因为家境困苦，无法全部养活，只留下了6男2女，后来再生下的就被迫溺死了。
打从弟弟降生，失去吃奶资格的朱德就从母亲的怀里下地。朱德曾回忆说：“母亲的时间大半被家务和耕种占去了，从没有工夫抱抱小孩子，我们都是在地上爬着长大的。”再稍大一点，会跑会跳了，就跟着哥哥们上山去捉小鸟，或到树底下去捕捉那映在地上斑斑驳驳的树影。玩累了，随便找个背风的地方打个盹，起来再玩，玩累了再睡。穷苦人家，没钱买玩具，就自己到河边拣几个圆石头来玩弹球，或者摘几片树叶当哨吹。在大自然的沐浴下，童年的朱德竟然没有得过什么病，相反的却磨炼出一副健壮的体魄。幼小的朱德，就像琳琅山上那些葱绿、充满生机的小松树一样，迎着阳光，茁壮成长。
朱德小的时候最喜欢捉鱼，他家门前有许多池塘，插秧时节放进鱼苗，很快，稻田里、水沟里到处是鱼。可只要一捉就遭到地方狗腿子的训斥。朱德憋了一肚子气，跟他们争辩说：“我家养的鱼为什么不准我捉？”临近春节时，水田里的鱼长得肥大了，地主派狗腿子用网打得干干净净。佃户人家只得忍气吞声，毫无办法。朱德幼小的心灵受到了严重的创伤，愤恨地说：“他们为什么把我们的鱼捉去呀！”
朱家的屋前屋后种满了各种果树。秋季，梨、枣、核桃和柿子挂满了枝头。祖父叫孩子们把这些果子小心翼翼地采摘下来，并嘱咐他们不准吃，全给地主家送去。可是，地主嫌少，还骂朱家偷吃了。朱德心想：为什么我们亲手采摘的水果，却叫地主家享用，明明是他们吃着我家的水果，反而骂我们是贼呢？他为此愤愤不平。
为了抚养众多的孩子，钟氏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做好一家人的饭。白天在地里干活，种田、种菜、挑粪，回到家里要挑水、做饭、喂猪、养蚕，晚上还要在昏暗的油灯下纺线，一直到深夜。由于钟氏的勤劳、聪慧，一家人的生活还能勉强维持下去。她做饭时，用菜籽油放在豌豆饭、菜饭、红薯饭、杂粮饭里做调料，让一家人吃得有滋有味。钟氏亲手纺出的线，请人织成布，染上颜色。这种“家织布”有铜钱那么厚，一套衣服老大穿过，老二、老三接着穿。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钟氏就是这样终日忙碌着。
在朱德的记忆中，母亲性情和蔼，从没有打骂过孩子，也没有同任何人吵过架。在朱德稍懂事时，经常和哥哥们围坐在母亲身旁，在“吱扭扭”的纺线声中，听母亲讲那永远也讲不完的故事。每当母亲讲到穷苦人怎样受苦时，孩子们的眼睛里时常充满了泪花；每当母亲讲到有钱人为富不仁、欺负穷人时，孩子们又恨得攥紧小拳头。听着听着，孩子们困乏了，母亲把他们一个个抱回漆黑的小屋，纺车又继续“吱扭扭”地响了起来。
四五岁时，朱德就开始帮助母亲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活计。他后来回忆说：“我到四五岁时就很自然地在旁边帮她的忙，到八九岁时就不但能挑能背，还会种地了。”
钟氏心地善良，她自己虽然生活很苦，还周济和照顾其他穷苦的乡亲。谁家断了炊，谁家的婆娘生了病，她总是带着朱德去安慰一番，送去一点粮食糊口。有一年，南巴地区闹了灾，不少灾民外出逃荒。他们经过村子时，挨户乞讨。钟氏拿不出可以救济的粮食，就煮一锅瓜菜糊糊，让朱德送去。朱德从小耳濡目染，受着母亲的影响，他也常常帮助年迈体弱的老人割草喂牛，帮助力气小的伙伴把柴草背回家……
后来，朱德离家参加革命，一直没有机会回到家乡看望母亲（只是后来在泸州期间与母亲生活过一段时间）。然而，朱德深深地爱恋着自己的母亲，关注故乡的一切。抗日战争爆发后的一年，四川闹灾荒，朱德从来山西投奔革命的外甥那里得知一些家里的情况后，非常挂念年迈的母亲。在抗日前线的山西洪洞县，他悄悄地写信向在四川泸州的好友戴与龄求助：“……昨，邓辉林、许明扬、刘万方随四十一军来晋……述及我家中近况，颇为寒落，亦破产时代之常事，我亦不能再顾及他们。惟家中有两位母亲，生我养我的均在，均已八十，尚康健。但因年荒，今岁乏食，想不能度过此年，又不能告贷。我十数年实无一钱。即将来亦如是。我以好友关系向你募二百元中币，速寄家中朱理书收。此款我亦不能还你，请你作捐助吧！我又函南溪兄（寄）二百元，恐亦靠不住，望你做到复我。此候，近安。望你做到，复我。”
戴与龄接信后，才知名震全国的八路军总司令竟如此两袖清风，连资助老母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这位老同学感动不已，当即筹足200元，送到朱德家里。
这封信现存国家博物馆。片纸情深，满纸质朴的语言，饱含孩子对母亲的反哺之情，彰显出革命者大公无私的坦荡胸襟。
钟氏在晚年知道自己的儿子担任了八路军总司令，但她仍不辍劳作，自食其力，惟一之所求就是在余生之年能见上儿子一面，可因为当时正处抗战时期，朱德身负重任，未能如愿。1944年农历二月十五日临终时，86岁高龄的钟氏念念不忘远在千里之外的三儿朱德。
噩耗传到延安，各界群众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陕甘宁边区政府文化委员会主任吴玉章在会上号召，做母亲的要学习钟太夫人，做儿女的要学习朱德总司令。中共中央送的挽联是：“八路功勋大孝为国，一生劳动吾党之光。”毛泽东在挽联中写道：“为母当学民族英雄贤母，斯人无愧无产阶级完人。”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等同挽：“教子成民族英雄，举世共钦贤母范；毕生为劳动妇女，故乡永葆好家风。”
此时，朱德的心情是悲痛的。他曾在接受意大利记者访问时动情地说，这一生最大的遗憾是“我没能侍奉老母，在她离开人间时，我没有端一碗水给她喝”。然而，朱德很快将这种哀情埋入心底，转变成一股力量，把对母亲的爱上升为对人民的爱、对中华民族的爱。他在《回忆我的母亲》一文中说：“母亲现在离我而去了，我将永远不能再见她一面了，这个哀痛是无法补救的。母亲是一个平凡的人，她只是中国千百万劳动人民中的一员，但是，正是这千百万人创造了和创造着中国的历史。我用什么方法来报答母亲的深恩呢？我将继续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的希望——中国共产党，使和母亲同样生活着的人能够过快乐的生活。”朱德一生的革命活动确实实践了这一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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