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我一生

1
　　人生是由许多小选择组成的，但也会遇到大选择。
　　小选择和大选择的区别，并不完全在于事情的体量和影响。
　　一只关在笼子里的天鹅在世界美禽大赛中得了金奖，偶尔放飞时却被无知的猎人射杀，这两件事都够大，但对这只天鹅来说，都不是它自己的选择。相反，它的不起眼的配偶在它被射杀后哀鸣声声、绝食而死，则是大选择。
　　回想起来，我以前不管是经历灾难，还是获得荣誉，也都是被动的，并不是我的选择。我的种种表现，只是大被动之下的小选择，很多人也会这么做，而且并没有突破我已经形成的人格定势。
　　真正的人生大选择，是一种缺少参照坐标的自我挑战。
　　这实在很难。
　　缺少参照坐标，也就是缺少解释话语，不仅不能被周围理解，也不能被昨天的自己理解。因此，一般人只作小选择，拒绝大选择，包括以前的我。
　　然而，我有幸遇到了一个重要的历史转型期，环顾四周，产生了一些特殊的勇气。

我的大选择发生在四十岁之后，发生在看起来“运程亨通”的年月，发生在人们的意料之外。
　　因此，也只有从这个时候开始，我的人生才真正有了一点比较主动的哲学意义。

2
　　在我国的行政生态中，一个人担任了高等学校的校长，他的首要身份不再是一个学者、教育家，而是一个级别不低的领导干部。高校领导干部的级别，除了极少数例外，都是相同的，与学校大小无关。而且，这个级别可以随时转换成高校之外的职务，全国通用。
　　这还不算重要。真正重要的是，我任职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这恰恰是中国官场的一个全面腾跃期，类似的时期在历史上很难找到。
　　原因是，“文革”阻断了原先的行政擢升规程，以造反派和工宣队为选拔主体，而他们又不能沿用于十年之后。因此“文革”结束后只能全面恢复老干部的职位，由他们重掌帅印。但他们毕竟已经老迈，体力渐渐不支，而且在知识结构上也难以应付新时期的发展需要，忙碌几年后不得不集体退居二线，一大批重要的职位都空了出来，等待成群的年轻人去填补。由于高层职位的空缺程度比低层职位还要严重，所以当时干部提拔的速度非常惊人。一位大学毕业生在短短几年之内成为市长、省长都是有可能的，与现在大批干部拥塞在台阶上慢慢熬上几年才挪上半级的情景完全不同。在当时，一个比较年轻的知识分子干部如果进入厅(局)级，那就更是进入了擢升的快车道，什么奇迹都有可能发生。这是历史的大转折所带来的巨大机会，正巧被我遇上了。
　　除了这个时间上的因素之外，还有地域上的因素。历史的指挥棒常常会在一个时期内频频指向某些地域，例如在战争年代，大批将军总是集中涌现于少数几个地方。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我所在的上海，肯定已经成了这样的地域。
　　总之，由于种种原因，我在当时几乎天天都能感受到，自己的“仕途”突然变得非常平整和开阔。总有那么多上级机构一次次来考查，而每一次考查的结果都一样“非常满意，准备挑更重的担子。”照理，考查的结果是不应该告诉本人的，但是，这种保密的程度，取决于考查的性质是正面还是负面。如果是正面的，下来考查的干部对被考查者没有太大防范，两方面级别相近，今后很可能是被考查者更高，考查者也乐得略略表功，因此保密程度就大大减弱。
　　上海市委一位组织部门的负责人和国家文化部一位人事部门的负责人在考查之后悄悄告诉我，厅局级干部再往上升，“硬件障碍”是年龄和文凭，“软件障碍”是人缘和能力，我都不存在。在年龄上，我虽已四十出头，却还是当时全国最年轻的高校正职负责人，文凭当然更不成问题。人缘已由民意测验证明，他们一次次来考查的是能力，顺便了解一下是否有太多的私心。据说，结果比他们预计的还要好得多。
　　“注意：身体，今后有你忙的了。”这是他们对我的共同告别语。
　　第二句共同的告别语是：“尽快物色上海戏剧学院的接班人。”
　　不久，美国一家华人报纸和香港《明报》都刊登消息，我将在北京或上海出任重要的职位。
　　事情终于越来越紧迫了，我必须作出一个决断。

北京大雅宝的空军招待所里，我被一个领导部门的官员约谈。有两个显赫的职位可供选择，我委婉的拒绝使他产生误会，以为我只是不想再接受与文化相关的职务。他略作迟疑便提出了另一番建议，并且很知心地首肯我刚才的拒绝，认为在官场升迁的大盘子上，文化方面的职位近似于“盲肠”，最容易导致边缘化滞塞。当我告诉他，我连文化之外的职位也不想担任，他沉默了。他凭经验判断我还有更加深沉的要求，便很老练地不再谈下去。而我，实际上并没有这种要求，却必须花时间把思路理清，再找一个有说服力的表述方式。
　　我知道不管哪一个表述方式都不会有说服力，因为当时全国几乎还找不出一个这样级别的官员在无缘无故、无病无灾的情况下彻底辞职的先例。在中国，没有先例就没有说服力。 但是，我必须先说服自己。因此，需要好好想一想。

3
　　想的地方，是离家不远的龙华寺。
　　那些日子，上午在学院处理好一天的工作，吃过中饭就对几位副院长和办公室主任说，我要回家写点东西，便提早走了。至于写什么东西，那是不必给他们说的，这就是做院长和副院长的区别。如果是副院长，少不了要告诉院长自己回家要去写什么，带有一点“请假”的性质。正是这种细节性的差异，我想，我是只能做师长而不能做副军长的，或者说小一点，是只能做村长而不能做副乡长的。
　　半天时间能写什么东西?我全去了龙华寺。一天又一天，断断续续去了好几个月。
　　庙宇对我有一种近乎本能的亲切，估计前世必是佛家中人。回想我出生之时，外寇方逐，内战已炽，民生凋敝，土匪横行，乡间能够维持最终精神底线的，只有佛教。我的祖母和她的老姐妹们，是一个立足灾难的信仰者群体，她们并不能读懂佛经，却处处行善，天天互助，心态平和，遇事无惧。
　　现在我重进庙宇，闻着从小就熟悉的香烛气味，霎时剥去了从乡间小庙到龙华寺之间的种种加入，发觉自己原来没走多远，绕了几步又回来了。
　　朝拜完大雄宝殿往南，不远处有一条小小的横路向西，穿过一个门，就可看到一片茂密的树木，这便是当时被称作“龙华公园’’的所在了。龙华素以桃花闻名远近，这个公园是欣赏桃花的好地方，但在几十年前，却是刑场，很多革命者在这里被杀，包括一些年轻的革命作家。记得鲁迅曾在一封书信里告诉日本朋友，龙华是看桃花的好地方，但他决不会去看，因为自己的很多青年朋友死在那里。
　　那天我坐在一把长椅上。这把长椅藏在树丛里边，对着一个杂草众生的小池塘。我想，坐在这佛寺和刑场间的最大好处，是能够让一些问题超越种种世俗的坐标、现实的迷误、自欺的借口，直问简单的真实。那就自问一句：如果我要放弃仕途，将会寻找一个什么样的理由来说服自己?
　　做官的好处有两点，一是受人尊重，二是能够有效地在公共事务中实现自己的良好意愿。这两点加在一起，能够产生很大的优越感，使生命获得某种满足。这便是很多好人也想做官的原因。但是，这种优越感中包含着很多虚假的成分，已经被我触摸到了。
　　说起尊重，在全院三次民意测验都首选我的时候，还是真实
和纯净的，但当任命一下，性质就变了。以前的尊重，已经被这个任命收纳、化解、了断，以后的尊重，主要是投向这个职位了。我曾经努力地想模糊此间的区别，但只要稍加留意，什么也模糊不了。
　　例如，我陈述着一个又一个的观点，属下的干部和教师都频频点头，在很长时间内我以为是完成了一次次“精神对接”，但后来有大量的细微末节告诉我，大家主要是出于行政服从，而不是观念皈依。这个行政职位，以前很多人做过，以后还有很多人做，我与他们不同的，是我的观念，但大家服从的主要是职位，那么，我的意义何在呢?再进一步想，如果大家皈依了我的办学观念，这个观念也并不是我的，而只是对国内外一些既有办学经验的选择和挪用。我的意义，仍然微乎其微。
　　这种微乎其微，能够支撑得起他人的尊重和自己的优越感吗?显然不行。
　　我的惶恐在于，原以为自我发挥最好的时期，却发现了自我的最大失落。
　　想到了西方现代哲学家论述生命与死亡。任何人都不可能对自己生命的产生获得主动权，惟一能主动把握的，是生命的离去。最大的主动是自杀，因此自杀成了具有重大哲学意义的生命行为。海德格尔说，惟一能把握生命的机会，是放弃生命。
　　如果把问题的等级降低，那么也可以推衍出这样一个逻辑结构来了：似乎是尽显自我，其实是失去自我；要找回，只有辞去。
　　有人说：这么年轻就辞职，可惜了。
　　我说：再晚辞，可惜了。
　　如果把自我剥离出来的时候已经年老，那就没有力量处置这个名叫“自我”的不速之客了。

4
　　促成这个决心的，还有一些具体动因。
　　例如，我的朋友胡伟民之死。
　　因为失去一个朋友而离开一个地方，这有可能吗?有。这就像，我们会因为一口泉眼的堵塞而离开一座山寨。
　　胡伟民比我大十四岁，一代著名导演。他二十岁时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留校任教，被划为“右派”，发配到北大荒服苦役，后又流落到其他一些地方，一九七九年上海戏剧学院为他平反，那时候他已经四十七岁。他一回来就出手不凡，导演莎士比亚、奥尼尔、萨特，每台戏都引起巨大轰动，成了上海这座城市重新获得人文启蒙的艺术闯将。
　　胡伟民的这种超越灾难、问鼎经典、着力启蒙、投身创造的生存状态，让我产生了一种全方位的认同感，而他，似乎也从我当时接连出版的一本本学术著作中获得了认同。我的那些学术著作篇幅很大，并不好读，但出版后第一个读完的总是他，感想最多的也总是他。在社会上的众多评论中，我觉得，惟有他的评论看透了我所有学术著作背后的诗学灵魂。 以艺术直觉面对古今中外一切作品和创造者，本是我的立论之本，尽管不得不把它埋藏在厚重的史论结构中。这就像不得不在一个自然园林前造一座迎宾大堂。我多么希望有很多读者能够快速地穿过大堂进入园林，但是学术文化界的绝大多数同行都晃悠在大堂中了。第一个出现在园林中的重量级人物，只是胡伟民，因此，弛也就成了我难得的知己。
我和他的友情，直接贯通着上海戏剧界至今回想起来仍然让人怦然心动的那些年月。记得一九八六年举办中国首届莎士比亚戏剧节，我担任学术委员会主任，把孙大雨、卞之琳、杨周翰、方：平、孙家绣、陆谷孙等先生都请来了，更有大量国际同行参加，真为上海争脸。胡伟民显然是其间最耀眼的明星，那天晚上他刚在九江路人民大舞台的《第十二夜》终场中谢了幕，立即拉着我赶到黄河路的长江剧场，去为《安东尼和克里奥佩特拉》谢幕，两个剧场都人潮汹涌，我甚至恍惚觉得半个上海都被胡伟民的莎士比亚搅动了。
　　他推着自行车，我走在他身边，心想，这座城市放逐了他二十多年，二十多年间这些街市都在折腾些什么呢，而他一回来，立即把这座城市推向了国际艺术的前沿。此刻已经夜深，历来喜欢折腾人的人都入睡了吧?胡伟民只知道，路的两头，有他的观众。
　　人的一生，陪在一起走路的人很多，但有的路程，只须短短一截，便终生铭记。
　　后来，他要把白先勇先生的《游园惊梦》搬上大陆的话剧舞台，并让昆曲名旦华文漪女士暂时改行，担纲主演，这个构想本身就出奇制胜。他请当时还健在的俞振飞先生担任昆曲顾问，要我担任文学顾问，结果，组成了不同地域、剧种、行当、年龄的艺术家大聚会，连白先勇先生也从美国飞来加入了我们，连走路已经需要有人搀扶的昆曲泰斗俞振飞老先生也I力口入了我们，连作为中国古典女性美代表的华文漪女士也在我们的蛊惑下穿上了一身牛仔装成天与我们切磋笑闹。
　　那个年代的艺术活动，还不习惯于聘请顾问。胡伟民聘俞老先生担任昆曲顾问无可非议，但聘请我担任文学顾问却是一个颠倒年龄的惊人行为。他只比我父亲小十岁，间乎两辈之间而更靠近长辈，却一味诚恳地让我行使顾问的实权，不管在公开场合还是私下场合都要我提出最严厉的批评。由他领头，后来年龄比他还大的大导演马科先生也来找我了，坦言希望我与他建立一种近似于与胡伟民先生建立过的美好关系。与我父亲同龄的谢晋导演，则也屈尊聘我担任他唯一的艺术顾问。
　　这几位长辈，名满天下，又嫉恶如仇，根本不需要谁来为他们做摆设，更不会容忍脱离艺术直觉的滔滔高论，他们凭什么长久地信任了我呢?我想，是因为他们看到了我毫不掩饰的尖锐和坦诚。现在我手边有一本胡伟民的著作《导演的自我超越》，扉页上有他写的一句话：秋雨兄教正：
　　请继续鞭打我，让我始终有疼痛感。
　　胡伟民
　　后面还注明了日期，是一九八八年十月三日。今天重读这句话，才让我将信将疑地记起，我对这位真正的艺术大师曾经是多么不敬。但那是我们那个年代的艺术批评者和艺术实践者之间的关系，虽然是真实的“鞭打”，真实的“疼痛感”，却有一种情真意切的痛快。
　　 这种友情，如山巅对弈，一步不让，却温煦高迈。 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日午后一时左右，我在院长办公室里呆坐着，他敲门进来了。坐在我对面，一支支地抽着烟，不断摇头、叹气。那些天我正又一次被人揭发而受到文化部的审查，揭发的是新问题，有关重大政治立场，我坚持自己的观点，但审查者很同情我。胡伟民看着我，说：“大家都不好受，朋友间你担子最重，管着这么一个学院，带着这么一批学生，千万要保重!”接着他勃然
性起，说昨天晚上，他狠狠地骂了一个我们过去共同的朋友。“一个搞艺术的人，怎么可以没有历史人格和文化人格!”他说。 “你要保重!”他再一次叮咛，便站起身来。 我问他去哪里，他说这两天身体不太好，想到华山医院配点药。
　　“那真要好好检查一下。”我说着把他送到办公室门口，看他下楼。想到他的身体，我又回身到窗口看了一会儿他骑着脚踏车离去的身影。那辆脚踏车很旧，我们都称为“老坦克”。
　　华山医院在学院东边不远，他把“老坦克”搁在医院门边，锁上，就进去了。
　　很长时间过去了，“老坦克”周围的其他脚踏车一辆辆骑走了，最后，只剩下它一辆。昏黄的路灯照着它，夜行的路人匆匆从它身边走过。
　　没有人知道它在此时此刻的特殊含义：它驮载过上海戏剧的一个辉煌的时代，而这个时代已经结束。
　　就在这时，我家的电话铃急促地响了。平日深夜来电话的只能是他，因此我连“喂”也没喊，就叫“伟民”。 不是他，但有关他。 那一夜，我在拒绝、惊叫和麻木中，体验了人生的撕裂。 几天后，我在他的追思会上说：“仅仅一个人的去世，居然会使另一个人改变与一个行业的基本关系。从今以后，除了家里人的业务之外，我将不再与上海和外地的戏剧界来往，因为，我的朋友已经死在那个地方。”
　　十年后，戏剧界纪念伟民，我应该去，但一去又成了“来往”，便请现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荣广润先生带去一篇祭文，祭文最后说：“伟民，还记得你刚离开时我的那个诺言吗?今天可以告诉你，我用整整十年时间，做到了。”
　　我的这篇祭文在纪念会上被朗读。伟民的儿子，当今的优秀电影导演胡雪桦后来每次遇到我都说：“大家都看到，您确实做到了。在现代，找不到您这样的人了。”
　　我说过，泉眼既已堵塞，那就不再是我的山寨。

5
　　不想再与戏剧界来往，除了胡伟民去世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我所敬爱的戏剧大师黄佐临先生，真的老了。
　　本来，说黄佐临先生老了有点多此一举，他不仅是我的前辈，也是胡伟民的前辈，甚至在年龄上，还算得上是我爸爸的前辈，因为他比我爸爸大了整整十六岁。“文革”之前他早已是一代泰斗，我还是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学生，当然无缘拜识；等到“文革”结束，他已七十多岁，我才与他进行没大没小的交往，几乎把他的年龄忘记了。无数事实证明，整个八十年代，前后十年时间，就活跃的思维、天真的心态、创造的激情而论，这位古稀老人全都超越了我们这些后生晚辈。但到九十年代，他终于病倒了。我不得不经常小心翼翼地向我所熟识的他的女儿黄蜀芹、黄小芹那里打听消息，并由他的健康，为上海戏剧界，乃至整个上海文化界担忧起来。
　　黄佐临先生对我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其他前辈学者。其他前辈学者对我有很多学理上的帮助、风范上的启迪，而黄佐临先生则以他全方位的人格魅力左右了我在三十岁之后的人格重建。我曾写过一篇论述他的文化人格的论文，但他对我影响最深的两项人格特征，当时却不便发表。他在学术刊物上看完我的那篇论文后对他的
女儿们说：“真是神了，说得都对。”我听说后立即前去禀报，说还有最重要的两项暂不公开。他仔细听我说完，几乎是顽皮地朝我一笑，又用手指点点我，满脸愉悦。
　　当时没有发表的有关他的第一项人格特征是：剥除资历迷思，回归生命的真实和创造的轻松。
　　这里所说的资历迷思，也可以称之为文化身段、权威架势、名校光环、职称冠冕、师从辈份，这一切，在八十年代的中国学术文化界都在着急编织、慌乱拼凑、苦心营造，连极左时代毕业于北京某校、在大教室听过某位教授报告都成了永不离口的资格，因此如果我当时指出这一点，就会得罪绝大多数同行。黄佐临先生完全不在乎这一系列资历迷思，一味孩子气地提出一个又一个有趣的创作计划，还像大学生似的不断向我们报告新读到的外国学术新动向。对于我新出版的每一部学术著作，他都像普通读者一样写读后感给我看。知道我的烹调技术不错，他居然认真地谋划开一家“余教授餐厅”，他为我“坐台”一星期……
　　事实上，最有资历的就是他。前辈学者中，像他这样在三十年代前期就毕业于伯明翰大学、剑桥大学的还能找到，但作为萧伯纳嫡传弟子的还有谁呢?记得钱钟书先生欣然同意由黄蜀芹导演来拍摄电视剧《围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知道她是谁的女儿。据回忆录记载，当年黄佐临先生从英国回来执掌上海剧坛，刚从南通来到上海的青年赵丹简直不敢仰视这位萧伯纳弟子的熠熠光辉，赵丹住在黄佐临先生家里第一次见到冰箱，每次好奇地偷偷打开，总发现里边的灯一直亮着，整夜都为如何关闭冰箱里的灯而暗暗着急。几十年过去，谁曾在赵丹主演的电影里演过一个群众角色都成了一种无上的资历，而黄佐临先生还一如既往，似乎从来不知道有谁动过他的冰箱。
　　我因为早就习惯了一个“没有资历”的黄佐临先生，．因此那年与他一起在新加坡访问也着实惊讶了一番。新加坡外交部长与我年岁相仿，见了黄佐临先生便礼貌地询问是不是第一次到访，黄佐临缶先生说：“六十年前来过”，外交部长以为是说“六十年代来过”，一算也二十多年了，连声感叹黄佐临先生来得早。黄佐临先生立即更正，让他再往前多算四十年。
　　这样一位资历惊人的大师，平常只是轻松度日、畅快说笑、随心创造，这实在是对社会上越陷越深的资历迷思的最彻底的挑战。他让我看轻了那些早已被大家供奉为堂皇的虚假，这对我后来的文化选择关系重大。一切名号、头衔、机构，既不能诱惑我，也不能吓着我，只要想到黄佐临先生，我总能穿越种种迷雾，去把握自身的轻松和自由。
　　当时没有发表的有关他的第二项人格特征是：剥除政治迷思，回归文化的本位和艺术的本位。
　　这里所说的政治迷思，是中国文化人长久以来的一种人格错位，很少有人能够摆脱，但黄佐临先生摆脱了。一九三七年从英国回来参加抗战，当然是出于一种反法西斯的爱国热情，然而他又明白，自己的岗位在文化。直到他年迈，还有一些文化史研究者责怪他当时既没有靠近国民党，又没有靠近共产党，政治态度不够鲜明。为此他曾写过一份很长的材料给我看，说明当时的自我定位。有趣的是，我后来看到了音乐家李德伦先生的一个相关的回忆录。李先生当时已是地下共产党员，被秘密委派到黄佐临先生的剧团里去做工作，结果，真正被“改造”的反倒是他，他被黄佐临先生所代表的国际文明和上海文明融化了。
　　一九四九年以后，在上海的黄佐临先生和在北京的焦菊隐先
生形成了“南黄北焦”两大师分领中国剧坛的局面，但由于上海柯庆施、张春桥等领导人极左，黄佐临先生的政治境遇远不如北京的焦菊隐先生。不良的政治境遇反而进一步保全了他的文化立场，他在“左倾”思潮最严重的时间和地点提出世界三大戏剧体系的学说，推介布莱希特的戏剧思想和实践，倡导写意戏剧观，成为当时中国文化界空谷足音般的纯文化建树，这就不是当时在政治上过于受到抬举的文化人所能做到的了。也正因为这样，他能在灾难刚刚过去不久的关键时刻去北京执导《伽利略传》，解剖知识分子的人格悖论，震撼了几乎所有京城智者的灵魂。
　　黄佐临先生说：“文化人在政治黑暗的时候固然不能同流合污，在政治清明的时代也没有必要成为政治工具，永远要明白自己是吃哪—碗饭的。”与他相比，绝大多数文化人实在太惦记自己饭碗之外的菜肴了。
　　然而正是他，在我担任院长之初说了“可喜、可惜”四个字。我从他自己的人生经历判断，这四个字的重点在后面两个字。我如果要像他那样回归生命的真实和创造的轻松，回归文化的本位和艺术的本位，毫无疑问，迟早会选择辞职。
　　是的，我完全能胜任行政领导工作，但另一端，一位老人极具魅力的笑容，在默默地召唤。这种笑容里，还沉淀着萧伯纳们的几许笑意。历史已经证明，温暖中国当代文化史的，不是口号，不是打斗，而是这种寂寞的笑容。

6
　　这天晚上，我接到一个电话。 是我的一个学生打来的。这个学生现在我已经不交往，但在当时，却是一个热络的交谈者。他很聪明，能写剧本，而更重要的是，他深谙世情。他从外地的底层社会进入上海，必须摸爬滚打、事事警觉，才不至于被别人随手扼杀。他把自己的人生战场构筑在上海的低层文化圈内，认为在那里胜利了，便能一步步攀入高层。这种设计，按照常规奋斗模式并没有错，但在文化领域却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就是，文化领域里的低层和高层，并不是像官场和商界那样可以一级级自然攀援的，那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人格天地。当你终于成了低层文化圈的小台柱，那么，离巴金、黄佐临、谢晋的领域，不是近了，反而远了。
　　这便是我在课堂上反复告诫学生的“人格等级的奠基成本”。奠基于大山背后的低洼泥潭，哪怕筑造得再高也显得阴暗局促、不伦不类，永远成不了气象。
　　但是，在当时，我的这个学生能够经常在电话里告诉我那么多近在咫尺的山后风景，让我颇感新鲜。他所说的一切，都是上海文化界里边的事，也有一些名目，如某杂志、某协会、某作家、某科长之类，但我听起来为什么那么陌生?多年以后我才明白，原来他所描述的，是上海社会中一个生生不息的小市民群落，不管渗入文化领域多深，都无法改变这个实质。我当时还无法作出这种判断，甚至误以为碰撞到了自己所不熟悉的波希米亚(BoheⅡ讧a)圈子呢。
　　那天我在电话中告诉这个学生，我准备辞职。
　　他沉默了几秒钟，立即回答：“万万不可!”
　　我问他为什么，他说：“老师你不知道，一种广泛的嫉妒早已集结在你周围。写了那么多本书又从政，让很多文化人嫉妒；从政雷厉风行，让很多同级官员嫉妒；言论的社会影响力又使很多
评论家嫉妒……这种力量，已经构成了一种强大的潜在气候。”
　　“我辞职了，就不在乎这一些了。”我说。
　　“不能不在乎。”他说，“你的名声还是会引起传媒和读者的长久兴趣。只有两种方法能够改变这一切，一是你与他们广泛交往，成为朋友；二是你永远有职有权，使他们很难下手。但我知道你决不会走第一条路，那就只能守住第二条了。因此不能辞职。失去权力就失去安全!”
　　他谈论这些问题，深通人情世故又合乎逻辑，这也是我当时很乐于与他通话的原因。但是，他显然不了解作为老师的我，还有一种远远超越生存技巧之外的人文勇气。
　　“靠权位来维护个人安全，那就不是我了。”我说。
　　“我知道，我知道。”他说。他知道人文道义的所在，但不具体，却又怕被我视为不知道。
　　’
　　挂了电话，我一个人想了很久。是这个学生首先告诉我，辞职的麻烦不在于无处可去，而在于不安全。只不过，他后来仍然把文化界那股上海小市民的力量看得太大太重，自己混迹其间，做了一件对不起我的事。他以为我永远不会知道，而我却立即知道了因此停止交往至今。但我还是经常为他可惜，凭他的聪明和才亩他的文化地位本可更高一点。我也有责任，没有用强烈的方式及时告诉他：上海文化的尊严不在于小市民，我们生命的尊严不在技巧。

我不会不知道“众口铄金”的古训。经过“文革”，我更知道中国文人在大批判上的情结和才华。我还知道，不管“众口”还是j “大批判”，确实都会对着有名而无权的人物倾泻，而且一旦倾泻就不再停息，直到被攻击的人物声消身灭。如果这一切都将落在我的头上，我是感到恐惧，还是豪迈?

豪迈。真的，我觉得生命对我只有一次，我若能有机会遍俸鳞伤地笑傲万夫，将不虚此生。
　　在这一点上，我发觉自己与爸爸有很大的不同，大概，是祖母大人的隔代遗传吧?
　　想到这里，我对辞职更加着迷了。原先着迷于辞职时的潇洒，后来着迷于辞职后的孤独，现在，则着迷于不安全的预感了。就像小时候半夜闯坟地、月下攀高山，越是不安全，越急不可待。
　　本想过几天再开始行动，现在决定，明天上午，立即动手，写辞职书。

7
　　辞职书一式三份，一份给国家文化部，一份给上海市政府教育卫生办公室，一份给上海市委组织部。
　　送出几天，毫无回响。估计去研究了吧，耐着性子等了一个月，仍然没有音讯。打电话去问，几个地方的回答一模一样，都是乐呵呵的三个字：不可能。
　　让我惊讶的不是他们的不批准，而是他们的不在意。他们为什么对我这么严肃的辞职要求不予答复，去问时还用那么轻松的口气来对付呢?
　　后来才明白，在仕途上递辞职书，大多出于“以退为进”的技巧，领导部门见过不少，因此也误会我了。
　　惟一能够证明我是真辞职的办法，是继续不断地辞下去。除了书面，还有口头，只要见到上级部门的官员，不管有用无用，逮住就说。

终于有一天，市委组织部一位副部长找我在高安路十九号的办公室谈话。副部长在干部级别上与我相同，因此他说：“像我们这样一级的干部中，经常声称要辞职的人不少，但真正锲而不舍地当作一件事来做的，至今只有你一个。一共写了几封辞职信了?”
　　“十五封。其实只写了五次，每次都分送三个上级。”我答道。
　　副部长说：“我们昨天与文化部在电话里商量了，决定再正式问你一次：既然你如此坚定，我们可以报告上级暂时关闭对你进一步选拔的工作程序，你不会后悔吧?”
　　“当然不会。”我说，然后兴奋地问他， “批准我辞职了?”
　　“不是。”副部长说，“只是暂停进一步选拔的程序。至于院长的职务，已经是既成事实，你又拿不出辞职的正当理由，批准不了。”
　　走出高安路市委组织部办公室时，我忧喜参半。
　　我已经明白，从现在开始，要设计辞职的“正当理由”。

8
　　几天之后，我与副院长胡妙胜教授商量，请他出任常务副院长，主持日常工作。我声称的理由是，有一个“紧迫的学术任务”需要完成。胡妙胜教授同意了，这是我们领导班子内部的分工变动，不必向上级报告。
　　三个月后，国家文化部教育局局长高茵女士来上海，住在上海教育会堂宾馆，我去禀报工作。
　　我一坐下就问高茵局长：“这个学期以来，我们学院的工作还好吗?”
　　“很好。’高茵局长说，“在全国高等艺术院校中，还是领先。你有功。”
　　“不，”我说，“这学期的工作是常务副院长胡妙胜教授在主持。实践证明，他能做院长，而且做得很好。他比我大整整十二岁，再不扶正，就晚了。”
　　高茵局长一听就笑了：“这就是你的辞职设计吧?没用。现在提倡干部年轻化，哪有把年轻的正职除掉，让给不年轻的副职的?”
　　她一句话，就把我一个学期的设计归于无效。我着急了，开始与高局长套近乎，甚至假装随意地提到，我认识她的丈夫沈竹先生。高茵局长温和善良，立即感受到我辞职的要求实在是出于真心，就设身处地为我谋虑起来。
　　“我们国家的干部体制，还没有建立自动辞职的机制。”她说，“有时说辞职，其实是处分。你犯点错误就好了，讨论辞职就有了理由。但现在你能犯什么错误呢?生活问题?人家不会相信，上面也不太追究了；经济问题?学院清水衙门，即使有心也无处下手啊……”。 说着她又笑了。
　　“更麻烦的是，你一直算是干部知识化、年轻化的典型，大家怎么可能放弃一个典型呢?除非你生重病，但你好像一直都精神焕发。”她说。
　　“这么说，我能够辞职的惟一理由是生病?”我问。
　　“对。”高局长说，但她又警觉地注视着我一笑，“可不能装病。”
　　我也笑了。心想，既然只有一条路了，我一定要走通它。
　　离开高局长后，我想，假装生病很难，天天都需要表演，我
做不到。我能做到的，是趁某次真的病痛，夸张一点，然后让上级各部门都知道。 那么，我需要等待真的病痛。 最先等来的，竟然是牙痛。 痛得很厉害，却很难利用。从来没有听到哪个人因牙痛而辞职的。

9
　　牙痛最严重的那几天，我匆匆去了一次成都，作了一次已经拖了很久的演讲。讲完，一个学生见我牙痛的样子，带我去了当地一家医院。
　　一位胖胖的中年女牙医看了看，说：“里边那颗大牙不能留了，要拔。今天你行吗?”
　　我在犹豫到底在这里拔好，还是回上海拔。医生说：“当然在这里拔，蒋介石、林彪、江青都在这里拔过!”
　　我笑了：“怎么全是——”还没等我说完“高官”二字，她立即敏感地补充：“当然还是好人居多。”其实她误会了我的意思，牙齿和政治无关。
　　但是我还是决定不拔了。原因是，正当她拿着医疗器具在我的嘴里观察的时候，她的小儿子蹿进治疗室里来抱住了她的腿。她大喝一声“别闹”，我以为在说我，吃惊地睁眼看时，发现她已抽出左手来拨弄孩子，而右手还在继续操作医疗器具。我无法肯定今天如果在这里拔牙，她儿子是否会始终抱着她的腿，这让我想起母子合力拔萝卜的图景，到时候我没准会笑出声来，影响她的工作。
　　回到上海后去看巴金先生，他愿意听听成都的事。说到牙科医院一节时巴老说：“那是你去了家庭诊所。”我说那可是家国营大医院，但巴老总是为成都辩护。
　　第二天去上海一家医院拔牙，当时医疗室正好没有其他病人。—位年轻的男医生在病历上看到我的名字后大感兴趣，不断地上下打量着我，然后他坐下来，问我读书的诀窍。谈了一会儿，他抬手看了看手表，对我说：“不急，还要等一会儿。”我点点头，不知触要等什么。
　　忽然，他又看了一眼手表之后站了起来，要我上手术椅，开始为我拔牙。我这是平生第一次拔牙，完全没有发觉他在一个关键程序上出了严重差错：没有给我打麻醉针。原来，他平日给拔牙者打了麻醉针后都会聊一会儿天，大约十五分钟后麻醉奏效，开始拔牙，今天他先和我聊上了，然后很习惯地按照平日程序看手表、算时间，时间一到就开始动手，结果可想而知。
　　我最能忍痛，从不叫喊，但他还是从我无法控制的生理反映冲产生疑问，并且立即惊醒。大牙齿已经血淋淋地被他拽下来了，他先惊慌地四处一看，想知道有没有别的医生和护士发现这个事故，然后立即按我的脉，按了不一会儿又快速而又隐蔽地给我补打了麻醉针，然后轻声地关照我：“你可以休息一会儿，休息一会儿。”
　　我怕继续看他这一系列掩掩掖掖的动作，起身要走，他说： 。“那就开点止痛药和消炎药吧。”话音刚落，药方已递了过来。我浑身；冷汗未干，疲软地摸到药房窗口，两个一直在嘻嘻哈哈说笑的护士接过药方，很快就塞给我一包药。等我回到家里，脸部产生一种奇怪的感觉，一摸，麻劲到了。打开药包，发现全是眼药水，是药房护士拿错了。

我哭笑不得，拿起电话给李小林说了刚才发生的一切，不仅她，整个《收获》编辑部都笑歪了。他们都劝我写一篇《拔牙记》，我也答应了，但过后一想，这篇文章所写的事情太离奇，只有点出什么医院、什么时间才能让人相信，但这样一来，那位粗心的医生不就麻烦了吗?于是决定不写。
　　“那篇((拔牙记》写出来没有?”过两天李小林又来电话了。
　　“这件事情给我的最大感受，写不到文章里去。”我说。
　　“最大感受是什么?”她问。
　　“不上麻药都可以把一颗大牙齿拔下来，哪有辞不掉的职!”我说。

10
　　拔牙之后不久，真生病了，是输尿管结石。这仍然不算大病，但很不好受。发作时，血压也不正常。本来，我家就有高血压的遗传病史。
　　医生要我住院排石，我觉得，既然住了院，就获得了夸大病情的机会。
　　从院长办公室和学院医务室传出来的消息，都是说院长医I病住院，但是谁也没有说什么病。这些消息传到北京的国家文化部，就变成我的身体垮在病床上了。
　　我想高茵局长是容易识破真相的，但很快传来反馈，她居然在文化部的一次会议上专门谈到了我生病住院的问题，大意是，我们真不该让烦琐的行政事务把优秀的专家学者拖垮。我一听就想，高局长真够朋友。
　　胡志宏先生也顺着高局长谈话的意思继续帮我，到处说：“当年我动员余秋雨教授出山做院长的时候，猛一看他还是翩翩一少年，几年下来，他却那么疲惫地躺在医院里了……”这些话，正好遇到一些年轻数学家英年早逝的事件，极有感染力，我想，离辞职成功不远了。 还要加一把火。我打听清楚当时文化部最有实权的是常务副部长高占祥先生，就以不可劝说的生硬语气给他写了一封信：高占祥常务副部长：
　　这是我写的第二十三封辞职书，辞职的理由不再重复。由于一直未获批准，我决定在这次养病结束后不再上班。为此，我愿意接受一切处分，直至开除公职。
　　我知道这样的语气太不礼貌，但我又想，如果高部长是一个善良之人，一定会从这种语气中看出我的真诚；如果他是一个霸道之人，一定会从这种语气中产生对我的反感。但我既然已经决意辞职，还怕什么反感呢?我不认识他，但在脑海中已经多次设想着他读到我的这封信后的情旦．皱着眉头把手一挥说，这样的人，去了也罢。
　　有趣的是，高占祥先生收到我的这封辞职书后没有丝毫批评，只是催促文化部的教育局和人事局尽量按照我的意愿办理。后来，我和他同时被上海交通大学聘为兼职教授，聘任仪式结束后他一把拉过我的妻子耳语，说的是：“你丈夫是个汉子，我如果是个女的，也会嫁给他。”
　　我听妻子转述后大笑，说：“就嫁了?也不问我同意不同意?也不问你同意不同意?”
　　总之，在文化部一些领导人的支持下，我的辞职成功了一大半，接下来是逐个地与上海市委有关领导谈了。他们都能理解我，
但都劝我三思而行，后来知道文化部的领导已经点头，也就勉强同意了。

11
　　不久，我接到新任国家文化部副部长陈昌本先生的电话，说部里经过郑重研究，决定同意我暂时辞职，接受我推荐的胡妙胜常务副院长接任院长，并任命我为名誉院长。
　　我说：“胡妙胜院长的头上再顶一个名誉院长，他们工作起来多么憋气!”
　　陈昌本副部长说：“这正是胡妙胜教授和其他副院长强烈要求的，据调查，多数教师也有这种建议。”
　　我说：“我不是元勋名臣，不存在保留名誉职位的丝毫理由。如果保留了，就表示我的这次辞职打了一个大折扣了。”
　　陈昌本副部长说：“名誉院长不必上班，你可以集中精力从事文化考察。再用一下你的名，一是为了支持新班子，二是为了工作的连贯性，三是为了学院的社会声誉。”
　　我说：“陈部长，让我和学院，都离开惯性走一走吧，这会更好。”
　　陈昌本副部长非常热情，答应把我的意见转告其他领导，再作研究。研究的结果是他直接飞到上海，来主持我的辞职仪式了。
　　那个仪式上，还来了上海市政府教育卫生办公室的负责人胡绿漪女士。两位领导人都对我作出了长篇幅的高度评价，使我坐在台上惴惴不安。但我深知他们的苦心。按中国官场规则，许多撤职是以辞职的形态表现出来的，许多排斥是以颂扬的方式搭建出来的，因此这天，他们要用大量最诚恳的语言来消除此间有可能存在的哪怕一丝疑惑。陈昌本副部长特地向大家介绍了部里准备任命我为名誉院长而被我拒绝的具体过程，胡绿漪女士甚至很生动地说了她在访问东南亚时当地学者对我的评价。他们两个都成功了，谁也没有疑惑我是不是被变相撤职。
　　在他们和学院各位领导一一演讲之后，该我致答词了。现在还能找到我答词的记录一
　　感谢文化部和上海市委批准我的辞职请求。但是，刚才几位领导对我评价实在太高，就像是把追悼会提前开了。(众大笑)
　　这些年我确实做了不少事，而且天地良心，确实做得不错。(热烈鼓掌)但是，这不应该归功于我，而应该归功于“势”，也就是从社会到学院的大势所趋。我，只是顺势下滑罢了。
　　想起了一件事。前些年云南边境的战争中，一位排长以身体滚爆山坡上的一个地雷阵，上级决定授予他特等英雄的称号。但是，他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那次不是有意滚雷，而是不小心摔下去的。记者说，特等英雄的称号立即就要批下来了，提拔任命的一切准备工作也做完了，你还是顺着“主动滚雷”的说法说吧，这样彼此省力。但是，这位排长始终坚持，他是不小心摔下去的。
　　结果，那次获颁英雄称号的是另外两个军人，现在他们都已经成了省军区副司令。但那位排张艮快就复员了，仍然是农民，在农村种地。有人问他是否后悔，他说：“我本是种地的，如果摔一跤摔成了大官，那才后
悔呢!”(鼓掌，笑声)

我做院长的顺势下滑，与那位排长的摔跤下滑，差不多，因此，他是我的人生导师。(热烈鼓掌)
　　我的另一位导师陶渊明说：“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
　　所不同的是，我没有田园，连荒芜了的都没有。(笑声)因此，我不如陶渊明，也不如那位排长，无法回去，只有寻找，去寻找我的田园。
　　找到或者找不到，我都会用文字方式通报大家。(热烈鼓掌)
　　谢谢! (长时间地热烈鼓掌)

12
　　会议结束后，我到院长办公室清理抽屉。新任院长胡妙胜教授和几个副院长都想来帮忙，我说你们先在外面这间会议室休息一下，我很快就完了。
　　胡妙胜院长说：‘‘不急，不急，你东西多，这间办公室晚几个星期搬也不要紧，不搬也不要紧，我还是在原来的地方办公。”他还没有说完，我已经提着一个手提包走了出来，说：“搬完了!”
　　原来，我从开始辞职的时候起，就已经在天天清理办公室，文件也已一一归还档案室，最后只在抽屉里剩下一些小零碎了，往手提包里一塞就成。
　　大家拉我在会议室里坐下，非常客气地交待几项“后事”。
　　首先，他们说：“学院司机班还继续为你服务，随叫随到。”
　　我说：“过一会儿回家还用他们的车，从明天开始就不用了。坐公共汽车方便，可以摆脱监控。” 他们笑了，又说：“为你保留一间办公室。” 我说：“我不是不办公了吗?” 他们说：“看书、写作也行啊。” 我说：“那都必须在家里。在这里，互相干扰。” 他们说：“还想给你配备一名学术助手。” 我说：“我的学术思路天马行空，找不到这样的助手。” 他们说：“你外出考察时也可以陪同嘛。” 我说：“那很苦，他们吃不消，也跟不上。”
　　 说完我站起来与他们一一握手。虽是情同手足、天天笑闹的 同事，临到正式的告别还是彼此红了眼圈。让我内心一恸的是，直到现在我还无法向这几位好友解释明白，我这次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退位，而是一种真正彻底的离开。 我从此不会再来叨扰学院了，这一点现在说出来很难让他们接受；我至今还不明白以后到哪里去，这一点现在说出来很难让他们相信。 那么，就少说一些话吧。我举起手来大幅度地向他们挥了挥，然后转身，以最快的速度腾、腾、腾地冲下楼梯。他们赶下来送，却追不上我。门口，司机班的最后—趟车，正等着我。“砰”的一声，车门已关。我对司机小周说声“走吧”，就走了。
　　看了一眼车窗外面，微雨中，校园的树丛似有烟岚朦胧。我是十六岁的那个夏天，踏进这个院子的。
　　每个人都会对人生中最重要的地方、最重要的人物一一告别，却无法预想告别的方式。 母校，我就这样向你告别。
车轮快速地碾过湿漉漉的落叶，悄然无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