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名人一起读书》在线阅读
夏立群 主编
阅读是一种生活习惯
徐城北：“品三做三”全靠“熏”
徐城北其人
徐城北，京剧编剧、学者。1942年生于重庆，长于北京。大学时就读于中国戏曲学院。青年时期曾在新疆和河北工作了15年，“文革”当中被迫在全国游走了22个省。粉碎“四人帮”后专业归口，37岁进中国京剧院当编剧，曾给著名演员李世济写过京剧《武则天》，获第一届文化部的文华奖。53岁调中国艺术研究院任研究员，一直到退休。
著有艺术专著、城市文化随笔70余部，代表作有《京剧与中国文化》、《老北京三部曲》、《梅兰芳三部曲》、《老字号三部曲》等。
京剧研究完了，老字号研究完了，京城文化也快研究完了，徐城北正琢磨着开拓新的研究领域。
“三”对徐城北来说，是个很吉利的数字，也是他成功路上一个不可缺少的至关重要的数字。
徐城北，住在城北。“读书声中的水岸人家。”这是徐城北居住的小区打出的广告语。“徐城北肯定是个真正的读书人。”记者心里这样想着，很准时地按响了他家的门铃。
“欢迎！欢迎！”随着两声热情的招呼，脸色红润、戴着一副大宽边眼镜的徐城北出现在记者眼前。
一进门，脚下的两块布在告诉我们：这儿的主人是很爱干净的。
徐城北是个有准备之人。和记者约好了十点钟采访，当记者进门时，桌上已摆好了散发着浓浓茶香的铁观音。客厅里摆放着的一排整齐的书架以及沙发边零散摆放着的几份报纸和客厅角落里的各种花，使这个家散发出一种迷人的香气。这一切都在显示着主人优雅的品位。
除了几杯茶之外，桌上还摊着几张写满了字的纸。“我给咱们今天的谈话定了个主题‘喜欢品三做三的徐城北’。我今天是反串了，哈哈……”徐城北话未说完，记者心里一愣又一喜：“嗬，都准备好了！”
问他最近在忙什么，他神秘地说：“有些事还没干出来，不宜过早地宣扬。”
一辈子离不开“三”
“三”对徐城北来说，是个很吉利的数字，也是他成功路上一个不可缺少的至关重要的数字，他的工作和生活中没离开过“三”。
他的书房起名叫“三不老书屋”，是艾青题的。
徐城北说，他这一辈子都比较闲，没坐过班，是一个散兵游勇式的文化人。他的行业是戏曲，大学学的是京剧评论，后来他自己跑到新疆、河北生活了15年。那是苦难的“文革”时期，尽管苦，但他却心存感激，“因为它给了我很多今天可以炫耀的资本。”“文革”时，徐城北正值青年，在应该大量读书的时候，他没能读到书。
徐城北学会了咀嚼这种苦难，以致养成了后来这种很闲适的性格。1979年调回中国京剧院后当研究部主任。那时他的活儿都是自己想，自己做。
“‘三’这个数字跟京剧有一种非常紧密的关系，《三气周瑜》、《三顾茅庐》、《三打陶三春》、《三打祝家庄》，这是戏名。还有，戏剧有三哭、三笑、三让座等等戏曲情节动作。”这些东西对徐城北工作有很大影响，他总是能想到“三”。
《梅兰芳三部曲》的第一部——《梅兰芳与21世纪》出版的同时，江苏的一家出版社找到徐城北，让他写一下老北京。第一部《帝都遗韵》出版后非常畅销。后来他想：“我这一本写老北京还没写完呢，没尽兴呢。”后来他又变换角度，写了第二部《巷陌民风》和第三部《透视前门》。
尽管已经出了七十多本书了，但使徐城北在业界最有影响的还是这套《老北京三部曲》。这，也成了他的一块招牌。之后，他又完成了《老字号三部曲》；近几年，他还要写《新北京三部曲》；将来，他会以《流浪三部曲》的自传做一个圆满的收场。
想到过不了多久自己也要“退休”了，徐城北就琢磨着尽量把自己的作品做成一个又一个的“三”。
张口必谈梅兰芳
和徐城北聊天，就算你不问，他也肯定会跟你谈梅兰芳，谈京剧，因为他是这个领域研究者中的顶级人物。
37岁回到北京后，他就研究京剧，读了很多相关的书籍，但更重要的是他从很多演员肚子里掏出很多比书本上还好的东西。老时的艺人是不读书的，都是口传心授，他却能从他们身上挖出很多书本上没有的东西，然后整理出来。他和袁世海、李和增、李世济等著名演员接触很多。剧团里的每一个著名演员都是小半本“梨园史”，这些“梨园史”被徐城北一整合，就成了一部最具权威性的、也是最完整的“梨园史”。
在他研究的每一个领域，他都是个带头羊。基本上是这个领域研究完了，他就不再接触了，开始下一个新的领域。
“当然，你做每一项工作的时候都是先做‘一’。比如我写梅兰芳，第一部写的是《梅兰芳与20世纪》，之前关于梅兰芳的书籍很多，但我是从文化角度切入，谈梅先生是怎么成长起来的，怎么发展的，甚至还斗胆谈了一些梅先生的不足。1995年的时候，庆祝梅兰芳百年诞辰，后来我又写了一部《梅兰芳百年祭》。到了1999年世纪末的时候，出版界的人说，徐城北，你怎么不写一部《梅兰芳与21世纪》呢？我心想，也是啊，为什么我不再写一部凑个‘三’呢？于是就有了这部《梅兰芳与21世纪》，组成了一个‘三部曲’。”
“三部曲”完成后，徐城北尝到了很大的甜头。“做‘三’挺好的。”以前看到前人有那么多的“三”，徐城北既嫉妒又羡慕，十年后，徐城北自己身上终于也有这么一个“三”了，他笑了。
饱读生活这本大书
“我读书是靠‘熏’。”徐城北语出惊人，这与他的身份多少有些不相统一。
徐城北生长在一个一生都让他很骄傲的家庭中，这个家庭的气质，以及它背后的大环境，都有一种倔强和执著。它使徐城北养成了对“书——人类文明”的尊崇，使他没被当时扭曲与恶劣的环境压趴下。父母是香港《大公报》的“名记”，家里书很多，但徐城北那时很少读，只是偶尔翻翻看。但在他身边，有一个由父辈知识分子组成的小圈子。
父母经常带徐城北走访冯友兰、向达、潘光旦、沈从文、汪曾祺、艾青等老一代知识分子，那时徐城北还是个孩子。这些人家里都是书香门第，书很多，说的也大都是和书有关的事。听得多了，见得多了，徐城北自然就被“熏”出来了。
父母把他写新疆的诗给艾青看，艾青读了说好，让这孩子来找我聊聊。没有人能强迫艾青去读别人的诗，徐城北绝对是个特例。
后来艾青把自己的书送给徐城北的父母，但他父母那会儿已经老了，读不了了，就让徐城北读。
“我跟这些老一代文人在一起玩的感情很深。我和他们都是经历过痛苦而相识的。我的‘文革’也不容易啊，在全国流浪了一年半，走了22个省市，这种漫游也是苦中作乐，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这也是读书啊。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李白在这儿遭遇过苦难，杜牧在那儿遭遇过苦难，想到这些，我心里豁然开朗，和他们相比，我遭遇的这点苦难算什么呢？这就读了书了。我这种读书是大多数知识分子所没有的。生活是第一位的，读书是第二位的。生活这本大书，我觉得我是饱读了。”小时候徐城北不是一个注重读书的人，但今天却不同了。他说：“今天的知识分子最可悲的就是只读书不注重生活，不注重从生活中找直接的感受，只会引经据典。生活是第一位的，书不过是生活折射的一个范围。后一代的知识分子应该用自己对生活的感受去完善以前的好书，修正以前不够尽善尽美的书，这才是读书的根本所在。”
如果你问他读了多少书？他不会正面回答你，他只会告诉你他读的很多书都是从生活中来的。比如他研究新北京，这方面的书没有，他只有从生活中去寻找，追着生活的源头去考察。
为改变知识结构而读书
“我要改变自己的知识结构，有意识地去读一些书。”说着徐城北走进里面的书房拿出一摞书，都是些知识分子研究城市文化的书：《三城记》、《阅读城市》、《现代音乐建筑》……
“读书比写作还累。”他又说。
徐城北至今仍保持着写信的习惯。他居住的小区没有邮筒，要寄信得骑车到几站地之外的邮局去寄，很不方便。楼盖的也是杂乱无章，发现了新北京存在的这些问题，他就读了很多书，想看看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是怎么建设起来的，硬着头皮读了一些他不熟悉甚至是排斥的东西。这些东西自然而然地改变了他的知识结构。
徐城北是个有心人。他平时读报，很注意剪报，搜集资料。每当看到报纸上有关新北京有用的信息，他都想方设法联系作者，然后再去深入采访，将其做大。
台湾的永和大王等成功人士都和他很熟，这些成功人士读过哪些书，徐城北都会去追踪。
可以说，徐城北的读书是跟着京剧、老北京、京城文化等这几项大的研究在走。研究什么，他就搜罗这方面的书，尽量地占有资料。差不多找齐了，他就一本本地读。不仅是读书，他还到生活中采访这些领域里的人。他经常去戏园子、饭馆、庙会等地考察。亲身体验、考察，然后提升他所读的书。
对于研究他是有计划的，对于读书同样他也是有计划的。“这辈子我还要干些什么事，还要读些什么书，我心里很有数。”一般谁都能干的他不干。京剧研究完了，老字号研究完了，京城文化也快研究完了，徐城北正琢磨着开拓新的研究领域。
“我把我全部的稿费都投在我这个房子上了，现在已经是穷得叮当响了，但我不着急，慢慢地一点一点地挣，我还有追求。”
徐城北现在每天工作都很勤奋，每天他爱人起来上班，他也起来，出去锻炼锻炼身体。吃完早饭后就开始在书房干活了，用电脑打字，一天最少要四五个小时。晚上的时间则读读报，看看电视。
“我的计划是写到100本书，就‘退休’了。”或许，徐城北追求的那种境界我们只可想象。
徐城北书语
生活是第一位的，书不过是生活折射的一个范围。后一代的知识分子应该用自己对生活的感受去完善以前的好书，修正以前不尽美的书，这才是读书的根本所在。
京味渝人
都以为徐城北是地道的北京人，因为他的许多著述都与北京有关，但细考察才发现，徐城北是重庆人，但他却好京剧，不仅学习京剧文学，还将自己的大半辈子都搭到了京剧事业以及与之相关的京味文化研究中，而且乐此不疲。他曾给自己做过评价，颇有意味：“初过花甲，漫忆平生。青春边地，中岁回城。玩是工作，闲处拼争。业不厌杂，微里求宏。心诚脚野，私能助公。云霄妩媚，万古流风。”看得出，徐先生对人生飘逸、洒脱，对学问也透着坚信与执着。
徐城北除了创作京剧，还先后出版了七十来本书，可谓高产作家。其书主攻民俗和京城文化，而且擅长写“三部曲”，正在操刀的是《新北京》三部曲，速度是每年一本，计划到2008年写一本《我的京城情结》作为“收摊儿”，那年他66了，开完了“奥运会”他打算真歇了。
徐先生对北京文化是真爱，他的态度是四个字：“喜新爱旧”。对旧东西一定要爱得很真实很持久，你才能懂得它的好处，慢慢地又懂得它的不足，同时学会如何克服它的不足——去追求新。他给北京文化提炼了三条，连正宗的“老北京”也不得不说是总结到家了：第一是它的“大”。一切都很大方，大气，大度。北京人就没有小小气气的和别别扭扭的。成就成，不成就不成。办事干脆利落，你在城里走路，拐弯都是走直角。第二条是它的“正”。正派，正经，正直。历来皇帝和最严肃也最有学问的大臣住在这儿，向全国颁布法度和政令也在这儿，久而久之，周围的人都受到感染，也都变成很“正”的了。第三条，或许是它的“稳”和“慢”。这儿是中央，做什么事都得想周到了，地方经验拿到这儿都需要再加工，颁布法令也得顾及到全国，一来二去办事就“稳当”与“缓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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