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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立群 主编
最爱经典中的力量与勇气
周汝昌：我为芹苦60年
周汝昌其人
周汝昌，著名红学家。本字禹言，号敏庵，又字玉言。1918年生于天津。燕京大学西语系本科、中文系研究院毕业。解放后任教华西大学、四川大学外文系。1954年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顾问、研究员。
周汝昌不仅是继胡适等红学先辈之后新中国研究《红楼梦》的大家、享誉海内外的考证派主力和集大成者，而且是古典文学研究家、书法家和诗人。他平生精力倾注于中国文化与诗文书画理论之探讨，博学强记。著述宏富，研究深广。曾评注校订过唐宋诗词、《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等名著。己出版著作三十余部。1953年版《红楼梦新证》为其第一部也是最重要、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以开创意义及丰富详尽在红学界享有广泛持久的影响，被誉为“红学方面一部划时代的最重要的著作”。其后的《红楼梦与中华文化》、《石头记会真》、《红楼夺目红》、《曹雪芹画传》、《红楼小讲》、《定是红楼梦里人》、《红楼十二层》等十几部红学著作，展示了他在红学领域不同层面所取得的创造性成果。
曹雪芹痴迷，写书用了10年；周汝昌更痴，研红用了60年。同是痴人，则有了性情上的相通，文学的研究不仅仅是技术活，更重要的是性灵的参与、灵魂隔世交流的能力。因此，也许没人能比周老更对《红楼梦》的文本敏感了。
采访周汝昌有些难度，先是他年龄已大，体能有限，他的女儿周伦玲替他挡了一回驾；再者是及至见到周老，发现他“耳目已坏”，几乎不能交流。但周老说：“你有问题可以对着我的耳朵喊！”本文就是用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喊”出来的。
如果没有在现代文学馆的数次演讲，也许我们会把周汝昌仅看成一个历史人物，他更像现代文化馆里供奉的人物群像之一，少了些现实的鲜活性。而周老在文学馆演讲的现场反应，却否定了这一点。周老讲《红楼梦》的时候，所获得的掌声是所有演讲者中最多的。
“我已不是红学界的人了”
周汝昌是当今最重要的红学家，是考证派红学的集大成者。不知道周老是否会觉得这个定位过于狭窄。他生于1918年，1947年即着手研究《红楼梦》，后人对于周老的了解，几乎就局限于“研红”一项事业。但记者在不止一个地方看到他说“我已经不是红学界的人了”。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表白呢？周老说：“我研究的其实不仅仅是红学，我主要研究的是诗学、书法、中华文化学。”有人曾抱怨周老将“红学”转变成“曹学”了，其实也与周老这个宽泛的研究范围有关。他认为研究《红楼梦》不仅是研究遣词造句，更要研究《红楼梦》所折射出来的所有历史信息，这些信息无疑都承载着传统文化。周老除了进行上述研究之外，还是一个外文教师。他说：“从去年到今年，我一直在用外文给外国客人讲《红楼梦》。”
这一层原因之外，其实还包含着其他因素：国内人对“红学”一词并不是都抱有好感。这也许与历史记忆有关，向来红学研究就与政治的联系过于紧密。再者，周老告诉了记者当今红学界的沉闷。这沉闷包括学术方面的沉闷：现在红学研究进展缓慢。“有时候会出现一些红学著作，但无论其规格还是品质，有价值的不多。”
另一方面的沉闷则是来自学术界的环境风气。“为什么我说一句话，大家亿万双眼睛盯着，议论，围剿？如果是严肃的批评我欣然接受，可是我遭遇的都是非学术的话，漫骂、造谣、攻击，所以我说，我最好还是离开这个所谓的界，我是界外人。我弄自己的学问不是很好吗？”
《红楼梦》抄本的两个线索
红学曾是显学，但研究者的生活却并不“显”。进入周老家中，发现家里的布局摆设，仿佛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面貌。旧沙发，旧桌椅，周老用的茶碗、茶托以及盖子是零散拼装起来的。非常简朴，但仍然古色古香，有一种“暖老温贫”之美。这种美自然是文化蕴育出来的，使人想起《诗品》里说的：“神存富贵，始轻黄金”。
这样的环境最适合扯闲篇。记者想知道红学研究中的实物考证有没有新进展，并无意中对周老说，不久前听朋友胡扯，说《红楼梦》的原稿抄本可能在四川资中县，晚清时候四川有个铁路事件，斩了一个北京去的满族官员，手抄本极有可能是他带到那里的。
“哎呀，你说的这个我还不知道！我跟你说实在的，我知之就知之，不知就不知，这个说法我一点都不知道。但我马上可以回答你，这个可能性是不小的。为什么呢？你说的那个人叫端方，满洲人，别人的记载就是他有一本真的《红楼梦》，你知道那个脂砚吗，那也是在四川发现的，我认为那都是端方带过去的！而这个抄本一直都没有下落，这是一个重要的线索！”
周老提到另外一个线索：当年重庆北醅西南师范学院的吴则虞教授亲自告诉过周老，李慈铭《越缦堂日记》里所见的那个80回以后完全不同的那个本子，也在四川，他对那个本子非常注意。“他亲自告诉我，他认识藏真本的人的儿子。那人当时做中学教员，而这人脾气古怪。吴教授的判断是，这部书还在这个中学教员手里。”
“闲篇不闲”与新书
“闲篇不闲”，其实是周老研红的一个重要特点。对奇闻轶事的提及与兴趣则无意中遵循了考证派红学的内在逻辑。现在有人说红学已出现学术危机，以海外的余英时为代表。周老说：“这种向外找材料的倾向在考证派红学中尤为突出。一旦新材料不复出现，则整个研究工作势必陷于困顿。”
历史上的红学可粗分为三派：索隐派、阶级斗争派、考证派。后者大致以胡适为开端，鲁迅也有参与，最后周汝昌将此学说推向最为丰满的阶段。考证派认为《红楼梦》是作者的自传，这也是有人说周汝昌“将红学蜕变为曹学”的原因所在。
搜寻曹雪芹的生命遗留成了考证派红学的重要命题。这里面也包含着文化心理学的重要因素，即搜寻遗迹是我们心灵的内在需要。而周老对曹雪芹的多年考证，几乎就集中在《曹雪芹传》里。实物考证对红学意义重大，这一点即使余英时也不能否认。比如，周老认为后四十回是高鹗的恶意制作，其低劣主要不是文辞的低劣，而是与前面的文字具有完全不同的精神境界，但也有人否定这个观点，认为高鹗基本上继承原意，若没有实证，这个问题似乎将成为永久性疑案。
余英时认为，红楼梦里面有两个世界：乌托邦的世界（大观园之内）和现实的世界。如果这个说法成立，那么周老多年将大观园“现实化”的考证工作似乎就失去了意义。其实，两种观点都退一步，则都可存立，小说笔法不可能完全写实，但即使想写一个理想世界，其中也必定有现实的影子，不必如此剑拔弩张，完全敌对。而记者发现周老新出的《红楼夺目红》里，有一篇《大观园哪里“理想”》，也许就是针对余说的反驳。
余英时还认为，以后研红的方向应该是注重对文本的研究。而《红楼夺目红》的出版，“字字紧扣文本”。有人说，“周汝昌什么都研究，就是不研究《红楼梦》。”此书的出版颠覆了这一说法。周老对文本的注重，也许不是随意的学术转向，也并非受谁的启发和鞭策，而是红学研究的内在逻辑性“逼”出来的。周汝昌已85岁高龄，竟仍有能力把握和引领红学研究最有生命力的一个方面。
也许是随着新材料的减少，周老年事渐高，体力精力都不允许他再去翻检、查阅、寻访旧迹，这反而使他从一切烦琐考证中解脱出来，回归文字本身。周老是离曹雪芹最近的人。曹雪芹痴迷，写书用了10年；周汝昌更痴，研红用了60年。同是痴人，则有了性情上的相通，文学的研究不仅仅是技术活，更重要的是性灵的参与、灵魂隔世交流的能力。因此，也许没人能比周老更对《红楼梦》的文本敏感了。
“研红务必先研心”
周汝昌是第一个将红学研究从文学研究上升到文化研究的学者。他写过一本书叫《红楼梦与中华文化》。这个命题令笔者产生疑问：中国文化正统是儒家文化，而曹雪芹似乎是反对它的，因为这些悲剧恰好是它造成的，而挽回这个残局的并不是儒家内部的力量，或者说，当世事让人极度痛苦的时候，书中往往会出现一些道家或者佛教的人物形象，这些似乎是《红楼梦》里的精神出路。曹雪芹到底是否认同中华文化呢？
“你的这个提问是自然的。我怎么回答呢？第一，他们说曹雪芹反专制，不可能！那时候没有这样一个概念。第二，贾宝玉也并不叛逆，《红楼梦》写的礼法、尊卑、主奴、等级，严格极了。贾赦让宝玉进来，进来以后，两个低辈马上站起来，迎春不动，因为迎春是姐姐。一个宴会谁坐哪个位，主次分明，最注重礼法。曹雪芹不是反，是说有‘伪’，说那都是假的，都是一个表面，那个礼都是应酬、巴结、借权势。而真正的礼是人与人的关系：怎么对待人，怎么看自己。贾宝玉说：我不值什么，我怎么都行。彩云说王夫人房里犯贼了，要发现了那可不得了，偷东西的就完了，这时候贾宝玉说，这个东西是我拿的。他处处为人，处处关怀。‘大旨谈情’，说的就是这个情。这怎么能说是反呢？怎么能说是叛呢？你要是把这个扣解开，你就会恍然大悟，啊，这才是中华文化的真精神。”
周老话语间充满激情，而他言简意赅所谈及的，完全就是李泽厚“情感本体论”所着重阐发的核心内容。可以断定他没读过这个概念，他也无须别的支援，这全是他以80余年的生命经验自然感知到的，只是他没有将之假以名目。周老基本不接触现代的文化产品，他家里的书无一例外，全是古书。他说：“我自己是在燕京大学西语系毕业的，对英语有很深的造诣，但我不喜欢现代那些受西方影响很大的作品。”
学者们从事传统文化与红学的研究，大多是一门职业，技术性的参与更多。而周老研红，不但有外在的索引考证，还有其生命本体的亲身实践。他不但是传统文化的研究者，还是它的载体，他身在其中，因此他从研究过程中获得的滋养将比任何人都多，这是他与现在以及以后更多的研究者相区别的一个地方。这是其有利的一面。而不利的一面也由此产生，因为身在庐山，不能旁观，对于传统文化的研究就会沉溺，批判少而包庇多，而感性对理性判断不时出现的僭越，也是周老研究文章中常有的现象。
正因如此，周老本身也将是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除了他的红学贡献之外，他身上携带着丰富的历史信息。据说，当他在现代文学馆做演讲的时候，听众特别多。大量的听众涌入文学馆，这不仅仅是红学的魅力，他们也是为了看一眼周汝昌，如同拜谒一段即将被时光拆除的古城墙。它是这个时代少有的古典标本。可以预设有一天，他也将成为被研究的对象。
周汝昌书语
自幼苦无书读。父亲“书斋”里所有的典籍书目是：一部《古文观止》、一本《千家诗》、一函石印的写刻本《郑板桥集》。谁知这么寒碜的条件，这么一点儿文化颗粒，竟然对我产生了影响。那些诗，尤其是七言绝句，令我入迷。
读书给自己划一个太严太狭的圈子，并不一定是良策。
“解味道人”以痴自况
周汝昌曾经自称为“解味道人”。“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这是红楼梦作者的自况，而周汝昌以“解味道人”自称，显然是认为自己可以作为曹雪芹的隔世知己，是知道“红楼”之真味的人之一。
能知道《红楼梦》之真味，并不是简单的事情，古典人文之气氛在如今越来越稀薄，谁还能解读古人的真情，古人歌哭中的真实意味？周汝昌能做到这一点，一是因为他痴。正是因为痴，所以能够一辈子都抱着一本书来解读，而且现在已经到了接近90岁的高龄，竟然会以每年几本书的速度频繁发表自己的作品，这种与古人的“隔世交流”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能做到这一点，还因为他是中华文化的真正嫡传人。古代的文化，古人的情态，都因为他在年龄上与古代的接近，以及他在早年浸润的古代文化，都使他成了最有资格的解读者。
从20世纪50年代初出版《〈红楼梦〉新证》以来，周汝昌就一炮打响，成了著名红学家。中国的“红学家”是一个特殊的词汇，因为中国的红学研究特别是在毛泽东时代，一直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红学研究不仅仅是一个学术工作，有时候还是一个政治现象。回想一下这个本来应该耐得住寂寞的红学界却出了一些风云叱咤的人物，就知道这其中的微妙。周老身在其中，自然受到不少事件的波及。而周老与胡适的关系，似乎也一直是周老传奇人生里的一个重要的章节。不久前，忽然看见书市上有一本周老讲述自己与胡适关系的书，这种书自然可以澄清不知情者对当年这一风波的误读，从中可以看出学术的政治化曾在这一代学人心中留下了多少波澜。
周汝昌老而有为，上半年竟然在书店里见到他的两本新书，而去年他也出了不止一本新书，这种写作速度让人惊讶，而他频繁在电视台上做演讲，也受到公众的欢迎。这些行为使我们感觉这是一个为传统文化张目不遗余力的思想家。他作为一个传统文化的继承人，一旦驾鹤西归，谁还能再解传统文化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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