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和人物画
一个人最早接触到的绘画当然是人物画。我幼年时候特别佩服班上一位姓田的同学，他比我大几岁，品学兼优，而且画得一手京戏人物画。不单戏剧知识广博，笔法简直洒脱到了极点。也有别的同学会画京戏人物的，但都不如他画的高妙。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珍惜别人的片屑只字，是从他开始的。
到了中学，又遇到一位高班姓郑的同学。那时在我的眼中，他已经是个大人了。他出手的往往是一件件大型的作品，在布或纸上，我第一次亲眼看见在一块白底子上浮出生动的人物来，熟练、轻松运行着画笔。这种美好的印象，在我的生平绘画生涯中，永远是一种不可及的境界，比我以后成年所看到的作品都要圣洁。我很少像对以前那两位熟人倾注过那么多的崇敬的热情，是充满童心和真挚的再也追溯不到的那种热情。
我有幸在故乡和异国重逢过这两位朋友，虽然相隔几十年，当我紧握他们双手时，不禁热泪盈眶。他们都久已放弃这个行当了。我感谢他们在最初给我终生受用不尽的那一点东西。
记得龚定庵的文章《记王隐君》中的一段话：“于外王文段先生废篓中见一诗不能忘，于西湖僧经箱中见书心经蠢且半，如遇箱中诗也，益不能忘……”
这点意思说到我心里去了。
1948年我和画家陆志库跟张正字在台湾生活了几个月时间。那时候，摄影家郎静山先生到台湾来拍照，和另外几位朋友（记得还有摄影家吴寅伯和出版家张沅痕）大家一起到阿里山去。火车上，从台北到台南有好长一段时间。整整横贯全省。张正字兴致来了，拿起了铅笔在一张小纸头上要给郎静山画像。说老实话，我那时才20岁刚出头，对于画人像速写这档子事是颇为自负的，而平时又从来没见过张正宇画过什么人像，心里有些瞧不起他，估计他不会画出什么名堂来的。
郎静山有一副飘逸的长髯，微笑而安静地坐着。张正字运用中锋写字似的将铅笔竖直着一笔一笔描绘着，那么慢，简直有点装模作样，我几乎想笑出来。画到一小半的时候，我开始发现这家伙出手还有一点道理。以后，每一笔的进展我都不能不紧紧地盯住，我仿佛从梦中觉醒，几十年的张正宇的形象一刹那高大起来。他那副有趣的胖脸已经成为庄严的将军，蒙昧变为深刻。面对这一幅小小的作品，我不免肃然起敬。画中的每一笔连系着对象的经络血脉。这是由于他那心手专注才得到的。我开始理解了“慢”的妙处。过去，一直以为“快”才见手上功夫的。这种认识的过程可真艰难之至。
那幅郎静山先生的像至令在哪里已经说不上来，见过的朋友是无有不说妙的。张正宁还曾给李铁大老人画过一张以“飞白”手法表现的“慢写”，那应该是1949年、1950年的事了吧！张正宇已经作古，要再见到这些作品也就不容易了。
这几年令我看了震惊的人物画是王子武的作品《曹雪芹像》，我是先看到作品而后看到作者本人的。于是，就连人也好感起来。
王子武的人物在于其中的深度。王子武没见过曹雪芹，我也没见过曹雪芹，但王子武对于曹雪芹形象的刻划是令我信服的。他的介绍我比较信得过。曹雪芹就应该是这样子。王子武的手艺固然好，别的画家也有的是好手艺，区别其实是在于塑造的功力。
你得去读书，去恭听尊敬的老人的见解，去思考周围你见到、听到的一切动人心弦的事物；由于你为人宽厚，谦虚，勤奋，免不了又引得周围的朋友们关心你，爱你，使你生活在一个值得为之献身的工作环境中。我很少去打听有关王子武的艺术生活，但肯定曹雪芹造像中有王子武自己的影子，是一种非常蕴藉的影子，有如我们最近偶尔见面匆匆交谈几句话之后所得的那点美好回忆一样，他给我一种年轻的极有实力的纯朴的印象。我没有听说他夸耀过自己与毁谤过别人；也不相信他心里对人和事一点都没有数。曹雪芹造像和杜甫像一些作品充分地证明这一点，对两位前人，他的看法是非常深刻的。
好友黄苗子家有一部“宝册”，是明清时候肖像画的底稿原作，大约百来二百幅罢，那时没有照像馆，画肖像画的人可比现在神气吃香多了，谁家死人都是请他去写生（死）留念。于是他俯在死人身上，面对面地将其当作活人“速写”下来，然后回去加上凤冠霞帔裱成一幅中堂，收回为数不小的酬劳。这种生动的社会生活场景可惜没有什么人在小说演义里写到过，眼前只能凭空遐想了。
一幅幅写生作品是的确了不起的，不单写生功夫过硬，那点俯在死人胸上速写的胆气也不能不令人佩服。你可以在里头发现凶残之极的恶婆婆，忠厚老实的油盐店老掌柜，可怜巴巴的小孤孀……在无数张脸上看到那个阴森森的时代……人物形象也具备新画家所讲究的形体面关系，有的作品简直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我相信这些画家们一定没有进过美术学院，不知怎么搞的居然弄起素描基础来了。我一直为苗子兄打气鼓吹，要他把关于这些画的研究论文写出来。他总是说：“好！好！”却一直没有兑现。弄几幅代表性的作品登一登，请大家评论评论，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画得这么好！
我也有一幅“宝贝”：200多年前的一幅中国仕女油画。买回来时是一包碎片，整整两个多月用胶水拼合成一幅年轻母亲奶孩子的作品了。当然，由于历史的局限，它不大雅观，是小脚，而且还露出不应该露出的胸脯。所以，因为收藏了这幅东西，仿佛我自己失礼露出胸脯和缠上小脚，而曾经被人告发和批判。不料，十年“动乱”之后居然以大致上还完整的面目“发还”给了我。经过几天修补之后，已经又挂在家里的墙上了。我很希望有一天能拍个照让大家看看，这年轻母亲的脸的刻划哪一点较之《蒙娜丽莎》有逊色之处？
说起中国人物画和它的法则，其实是有很多东西可谈的。我们有的是千百年的材料，只可惜有时候仅仅拘泥于某一些材料上；怪顾闳中没画素描，贾宝玉不是同志，猪八戒不忠实于取经队伍，宋江曾经是乌龙院的熟客之类……
速写与木刻
20岁以前，我大多活动在东南沿海一带，那时候福建的《东南日报》和江西的《前线日报》上经常发表一些使我神往的美术和文学作品。我几乎是在他们给我预备的摇篮里生活。第三战区有个“漫画宣传队”，叶浅予走了之后张乐平接手做了“队长”。记得一些能干杰出的画家都在那里呆过。如陆志庠、麦非、张何、叶苗、汪子美……几乎囊括了整整一代除木刻界以外的优秀美术大匠，我神往于他们。他们的作品大多发表在《前线日报》的星期日美术专栏上（名称可惜我忘了）。速写、漫画、外国进步的作品……
我细心地剪贴起来，细心捉摸其中的一点神情、精髓，随之五官的活动而引起的人物性格变化。我那么专注，诚挚的用功、体会，促使我认识到速写的重要性。抓神态表情，抓刹那即逝的、非常本质的那一点动态。那时，我还估计不到未来将为此受益不浅。狂热奔赴的动机只为了眼前的欢喜。
有人说，“速写”既云“速”，本事就显在“快”字上。于是“快”、“潇洒流畅”、“像”就成为当时工作的要旨。也可能在性格上有些讨人喜欢的地方，朋友都对我十分之好，在茶馆，在住处和记不起的一些场合里，大家都生活得很有朝气，热烈、真诚得像阳春三月一样。谈诗、谈小说、谈画、更指手画脚地妄谈哲学、辱骂政治。我不停地画速写，材料就是东南流行的大张草纸和毛笔墨汁。在那个“圈圈”里画画我当然第一，这是没有什么商榷余地的。好意的纵容和爱抚，相儒以沫，成为我创作的激素。
说到创作，是因为我早已自称为“木刻工作者”了。我已参加了全国性的木刻家协会。即使木刻因为幼稚不被人选，我也会产生一种安慰性的倨傲信心。我早已在为当时著名的流行诗人作木刻插画，并神气活现地在朋友们中轻描淡写地谈与其之间的信件交往。年轻的创作发情期是不需人原谅的，是不是？
我穷，穷到像秋田雨雀的徘句所说的和尚那样：“手里握着三粒豆子，不知是煮了好还是炒了好？”手边只有八角钱时却出现两个迫切的用途：理发或是买木刻板？我决定买木刻板！“管他妈的头长到三千丈去吧！”可爱的女朋友说：如果又买木刻板又理发呢？”
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跟一位女孩子搞“投资合营”。我觉得这个办法实在大好。我满脸排红，不让她跟我一齐上理发店，坐上理发椅心里又怕她说话不算数，到时候不出木板钱怎办？……
我们还刚刚“开始”不久，认真得很，不像我40多年后现在天天看着她那样无所谓。不料一走出理发店，她早已等在门口笑眯眯地交给我一块用粗纸包好的梨木板。
那块木刻刻出来之后，题目是“春天，大地的母亲！”
衔接“木刻”的功能，我必须在搜集形象时向“速写”用功夫。木刻上要有长进，必须加深“速写”的准确性。
一首朋友的诗里说到妓女的乳房，我就厚颜无耻地在住处附近的桥边去偷看一位年轻的母亲哺乳。发现原来在乳头边上围着一圈小小粉红色可爱的颗粒。
我研究牛、羊、猪、狗身上的毛的旋律，鸭子身上不同的羽毛的组合关系。
我画水流、云、烟和火焰。
从速写里认识到木刻中结构质感组成调子的重要性。
看一些速写参考都全心全意地为了木刻，令木刻在表现上显得丰富带劲。
后来在香港、上海和台湾，更惊愕地发现艺术天地的广阔。从书本画册、展览会、长辈和同道的谈吐，几乎是于渴者对于清泉的狂饮。为了自己艺术成长，却显然丝毫不是一个利己者。一、种投身，一种奔赴，垂暮之年想到当时的朝气，仍不免心潮澎湃。
雕塑家前辈刘开渠先生在北京一次便餐上对人谈起我少年时代画速写人像从脚画起的故事，但只是一次。因为跟版画家麦秆打赌，碰巧被刘先生看见了。可见到我那时的“狂”，那时能得到原谅的“放肆”。
恐怕基原于为木刻构稿的目的，当时的速写快也好，缜密也好，都缺乏很重要的绘画特征与更全面的讲究。虽然那时候自认为已经很“高”，是因为没有觉悟的缘故。
老子所云：“不轻初学，不重久习”，我两头都粘上了。
我几乎换了一个人。自觉长大了。像马克思吞嚼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之后成为第三只恐龙，周围原来是个可捉可们的新世纪。忍不住对这满布绿草鲜花的荒乡发出欢吼……
这一段时期我刻了许多有关台湾生活的木刻，可惜木刻创作的牵绊，失掉许多作画的机会。台湾那么美，风俗那么淳朴，离开它实在惋惜。
香港生活的节拍大紧，我又死咬住木刻不放。即使如此，还是画过无数速写。有的成为历史文物，令我颇为得意。风景如此，人物也如此。几十年过去了，年轻时代那些漂亮的女孩子都已成为漂亮的外婆和祖母。我希望大家都不要难过，人生就是按照诗的安排过下来的。
我原来靠投稿过日子，后来在一家报馆当非永久性的美术编辑。又为一两家电影公司写剧本，为他们的电影画报每期画四幅速写。有时人物，有时风景。叶灵风先生在《星岛日报》编“星座”副刊，间或有一两幅速写在那里发表。记得报馆不远处有间童子鸡很出名的餐馆，名叫“美利坚”，我常和朋友在这里小叙。一次吃到半中腰时才清楚大家口袋里都没有钱。匆忙地由我对着饭馆里饲养的热带鱼回了一张速写，用手指头醮酱油抹在画上算是色调，给了叶先生一个电话。不久，叶先生笑眯眯地来了。我们交上了稿，他预支的稿费付清了童子鸡钱还有剩余，宾主尽欢而散。料不到40年后的上个月，有位年轻的先生送来了这幅画，啊！苍黄之极，那么令我熟悉而亲切，仿佛这事发生就在昨天。叶先生、芃如兄、廷捷兄，都久已不在人世……我在画上题了许多小字，说清这段原由。
朋友们有个好习惯，随手带着速写簿，走到哪里画到哪里，然后凑在一块品评、欣赏。有时也找来位老头子或老太太做模特儿写素描。
常去的地方有各个离岛，长洲、大澳至今还有记得我们的渔人。那群朋友中现在还剩下陈迹、李国荣、李荦夫；曾(土育)在台湾，这小子我去信他也不回，令我东想西想猜测至今，不知是什么原因；李凌翰在远方，前几年见过一面，都星散了。
回北京我那时才28岁，很快被定在中央美术学院教书。院长徐悲鸿先生，书记江丰同志都是我景仰的人；美术信会正在酝酿成立，领导人蔡若虹、华君武在我心目中极有份量，我兴奋之极。
负责筹备版画系的是我所熟悉敬佩的李桦先生，真是一往无前的快乐和幸福。
36年过去了，不想在这篇文章中提到难受的事。当然，形成我的艺术整个形态少不了太多的痛苦，但，不说它了。
我进学院的时候，恰好徐悲鸿先生正贯彻他一个主张：所有的教授讲师都画一画素描，进行得认真。冬天还没有过，画室里生着大煤炉子。一位男裸体模特儿或女模特儿，老的和年轻的，轮流坐在我们的画室里。徐悲鸿先生由夫人陪着来看我们作业。我的天！他那时候才57岁，比我今天小多了。不久，他就逝世了。我们几个年轻的教师轮流在大礼堂为他守灵，夫人悲哀得令人震栗，使我不知如何是好。
悲鸿先生穿着蓝灰长袍子，很潇洒而朴素，一种天生的自豪感。在他的学生心目中有十足的威望，是很容易看得出来的。他把学院当作他的家，有什么得意的东西就往“家”里搬。U字楼中间有棵紫藤花是他亲手栽植的，好像现在还残破地活着。人们恐怕已经忘记把她和主人联系起来思想了，把她当作一株纯粹的“植物”了。生活中，成为“纯粹”的动物、植物、矿物，都不好；尤其是概念化了的“人”，没有名字、失掉性格，终于为人忘却，真可怕！
一次他来看素描，我站起来，他坐在我的板凳上，从容而亲切地告诉我：“靠里的脚踝骨比外边的高。”我第一次听到那么认真对待“结构”的关照，我虔诚地道谢。还谈了一些零碎的事，问我的家，我的这个那个……
这是我和悲鸿先生唯一的一次，也是最后的一次接触，不觉得什么宝贵。深深地遗憾是，他的学生、熟人们提起他的许多妙处，文化知识和趣味的广博，待人的温暖，都没等我有机会去体会。作为有趣的人常为受惠者津津乐道，却一篇形诸文字的东西都没有。人们那么深情地悼念他，却忘了对他用“人”的方式来纪念。
就是为我改善素描的这一次，模特儿是个裸体的70多岁的老头儿。这老头长髯，近干瘦，精神爽朗，尤其是他脸上的红苹果特别惹人好感。老人知道坐在对面说话的是徐悲鸿，有几分紧张。当徐先生说他像个希腊神话中的酒仙时，老头儿摸摸胡子呵呵笑起来。
“老人家，你高寿了呀？……请坐，请坐，不要客气，不要站起来……”徐问。
“好！好！74了，你家！74了……”
“喔！湖北人。您以前于什么活计的呀？”
“厨子！大厨房的厨子。你家！”
“喔！厨房大师傅啊！了不得！那您能办什么酒席呀？”
老头儿眼睛一亮，从容地说：“办酒席不难；难的是炒青菜！”
徐悲鸿听了这句话，肃坐起来。
“耶！老人家呀！你这句话说得好呀！简直是‘近乎道矣！’，是呀！炒青菜才是真功夫。这和素描，速写一样嘛！是不是？……”
他真是个做学问、用功夫的人。他多聪明！一个勤奋、敏于反应的脑子。
这一段对话几乎是一字不漏地记下来，廖静文女士想必还记得的，那是一番很精彩的对话。
为了“素描”，国画先生们是有看法的，而看法又因自己原来的风格有所不同。叶浅予的造型本领很高；李可染美专念书的时候早已学过，眼前是个超越的状态；李苦禅年轻时也画过素描，就他已经形成的画风，“素描”实无必要！蒋兆和所作，明显看出“素描”毛笔化的变体，早已形成自己的风格；刘力上是张大千的学生；黄均、陆鸿年是工笔的底子，都已自成一套格局。
“归顺”、“招安”于“素描”的形势所迫，“彩墨画科”（当时人们不喜欢听到“国画”这两个字），也画起“素描”来，用毛笔单线再加淡墨或淡彩。很勉强，无可聊奈。
于是热心人不免就说：你看！可见是要在素描上多用功夫才行。而国画家当时却什么话也说不出口。
国画家的办公室又是画室的地板屋子里，令天坐着个农民，明天坐着个少女。不几天，不知从哪儿牵来一匹驴，让这匹驴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怎么可能？于是踢腿、喷鼻、发情、大叫，甚至放肆到拉起粪蛋和尿来。
逼使国画画素描，好心令人感到迫害式的恶意，真是哀哀欲绝。
中国那么大，文化底子深厚，人的欣赏口味那么好，40年过去了，你看，没画过素描的国画发展得跟别的画一样蓬勃，有什么不好呢？
我没有国画家们的那种真诚的、使命式的烦恼。我衷心地投入，只是觉得学问太大，形态研究得那么精微，口味高了，将来如何面对正常食物？
几个月过去了，看起来对“素描”功大我基本上没有掌握。仍然用老办法继续我的创作。不过有变化，认识到绘画世界中几样“绝活”：“三面五调子”、“明暗交接线”、“形体”、“虚”、“实”、“反光”……尤其是“反光”让我着迷，我一直悬疑的那种暗部出现的光泽，原来是扣在“明暗交接线”的关系上……
我不是“虚怀若谷”，也不是“兼容并包”，是“饿”，一种实实在在的“饿”。只要能解馋的，我都吃。
江丰给了一个任务，让我到荣宝斋去学习传统的水墨套印木刻，他认为把最美妙的传统套色木刻技法赋于“创作木刻”的新生命而加以发展，是一个重要的方向。他说：“你年轻，不要花心，要认真学进去，扎扎实实掌握这门本事，教出一批真正具有民族风格的学生到社会上去。你是第一个，不要辜负党的培养……”我听到把学艺和党这个提法粘在一起，有些害怕，也兴奋得肝颤，不明白和党有什么关系？说祖国、说文化，我就明白得多。看起来，这种提法跟连长命令上兵去炸掉一个堡垒的意思相同吧！不过，我觉得江丰是个热心肠的好人，何况，认真地、耐烦地去学习对我来说是心甘情愿的。我就去了。
我学到了整个工序。荣宝斋那时还有老板，走路一拐一拐的王仁山先生，看起来他懂得不少东西，可是成天呵呵呵！一点不露。书记是侯凯，一个难以忘怀的好人。帮忙最细致的是田宜生老兄，教刷印的是田永庆。他一边教我，一边正精心刷印，后来世界闻名的周昉的《花仕女图》，记得是30多张，绢本。董寿平和好几位画家在那儿做绘稿工作，都老实巴交到极点。
厨房卖包子，又大又粗糙，里头的馅令人不易忍受，我拼命喝水。中午便匍匐在办公室桌上将就着打瞌睡，很不习惯，自以为在做一种忍耐和锻炼的工夫。
白石先生那里我去过几次，看他画画。第一次记得是李可染先生同去的，我有了一个给老人木刻一张像的念头，他同意了。
一个大早晨，他住在一个女弟子——其实是一位太太——家里，正吃着一大碗铺满鸽子蛋的汤面。
脖子围着“围嘴”，以免汤溅脏了衣服，正吃得津津有味。见到我们进来，知道不是生人，含着一口面说：“坐”。我们又和主人寒暄了几句，女主人说他一大早就等你们来，换了衣服……
“……你认得熊希龄——熊凤凰吗？”
这问的是我，我说：“他跟我爷爷，父亲有点亲戚关系，我小，没见过他——香山慈幼院是我爷爷帮他经手盖的——爷爷死在企江熊家，搬回凤凰的……”
不再说话了。
大家等他吃面。窗台上一盆花草，有榆叶梅、刺梅、三色堇、仙客来和粉紫色的瓜叶菊和几盆没有花的兰草。
我见几个人那么冷场不太好受，指着他那碗面，对他讨好地说：
“这鸽子蛋很营养！”
他缓缓抬起头来看我，再继续吃他的面。李可染怕听不清我的话，又补充说：
“他说，这鸽子蛋很‘补’。”
老人又缓缓抬起头来看看他，再继续吃他的面。
我想，可能老头儿吃的时候，不喜欢别人搅乱他的兴致吧？别再说话，让他吃吧！
五六分钟后，老头忽然朗声叫起来：
“喔！力量大！”
这句话可真令我们惊愕，原来他一直在思索鸽子蛋的意义。“营养”，“补”这些含义他可能不懂，也可能装不懂；也可能应该用更恰当的字眼来形容他对于鸽子蛋喜欢的程度；也可能用“力量大”三个字更切合齐白石的艺术思维法则。不过，“力量大”三个字用得实在精彩，合乎老头的文学模式。
吃完面，他首先问：“怎么画呀！”
我请他随便坐，就这么坐着可以了。
我画得很紧张而顺手。告诉他用木刻刻好，再给他送来。我不信他知道木刻是什么，完成以后见了自然明白。
一个多月后，在荣宝斋刻完主板和套色板，再一次次地刷印出套色，大功告成之后，首先送到老头儿那里。同行的有裱画师傅刘金涛，齐的弟子许麟庐，雕塑家郑可和李可染。
我带了三幅拓印品，老人见了笑得开心，用浓稠极大的湘潭话说：“蛮像咧！”我恭敬地奉赠一张，他接住后转身锁进大柜子里。
我请他在另一张上题字。他写下：
“齐白石像。永玉刻，又请白石老石（此字错，涂掉）人加题，年九十四矣！”
郑可的那张，老人也题了。这时，老人忽然把我那张拿走，大家相顾茫然。他的护士说，这张是黄永玉同志的，你的锁进柜子里了。看过知道所言非虚，交给我说：“拿去，这张是你的！”
后来，刘金涛向我要了一张，叮惜老人已经去世，他便请老舍先生题字。前几年金涛认为应该由我保存，还给了我，我认为该由老舍纪念馆保存，附了一封信给舒夫人，请金涛自己送去了。
了了一段因缘，看看手边这幅老人题过的木刻，甚得意自己近40年前的作品，用齐老头的话说，真是有点“蛮像咧！”不免小小得意。
以后这漫长的时间里，我去过森林，去过云南撒尼族搜集“阿诗玛”的木刻创作材料，都用功地画了比实际需要多得多的速写。
我仍然系统地读自然科学的书，森林学、地质学、气象学、动物学……了解它们共性和特殊性的规律，得益匪浅，我也鼓励学生这么做。做一个版画家，一辈子要和书籍打交道，爱书、受书的教益……
我让他们对形象的质感和结构发生兴趣，因为木刻艺术仅用平行线的光感来表现形象是单调而乏味的。
带学生下乡体验生活时（一次到了一个海边），要求他们反复地画船、缆绳、水罐、渔网、浪、波和海的规律，山的结构，纵深关系，云、烟……所有这一切看得见的细节，不仅是搜集素材，还为了“背诵”，为了“储存”。
我不欣赏学生模仿我的风格，但高兴他们赞成我的主张。几十年来见到或听到他们在国内和国外的成就，我会为大家当年的辛酸而欣慰、落泪。相当长一段时期我没有画画。10年、20年、30年……
“文化大革命”之后，全学院的教职员工被送到农村劳动，由解放军看管。每天扛着农具，排成队，来回于宿舍和农场走32华里。3年。
不准画画，也不可能画画。但大家见到北方平原的春夏秋冬、落日、晨雾、星空，见到春树上的芽豆、夏日泽地为风吹动的茂草，迎着太阳的向日葵、薄雾，镣绕的秋山，排成人字的、遥遥的秋雁……你不想画画？想，但不敢。于是心胸里一幅幅作品排列、重叠着，秘藏起来。跟知心的朋友讨论那一点点“将来”。
回到北京，“四人帮”被打垮之后，一股暖流通向全国。
人、山水、树木，一切突然地活跃起来，充满生机。
人们把灾难深重的痛苦，个人的遭遇彼此当作笑料宣述，因为有恃无恐。
我开始义重操旧业，画起画来。我老了，像“打渔杀家”的老萧思所说：“老了，打不动了！”决心不教木刻。
有空的时候出去画点“速写”和不太速的“慢写”。
北京、湖南家乡、泰山、黄山、太湖、巴黎、柏林、罗马、墨尔本、东京、京都、曼谷……现在的香港。
诸位见过黄昏的落日吗？见过。
见过咸蛋黄颜色的落日吗？见过。
见过扁扁的，仿佛流淌着红色液汁的落日吗？唔……不一定见过。
见过方形的落日吗？……你会相信的。我做农民的时候真见过。是一种从容地、微笑着慢慢隐退的平行四边形。
宋朝蒋捷有阕《虞美人》词，下半阕是这样的：
“而今听雨僧庐下，须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
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
我的雕塑
我一辈子想的就是搞雕塑。
如果年轻时有机会进美术学院的话，报考志愿首先就要填“雕塑”两个字。
我小时候有个难堪的名字，叫做“黄逃学”。逃学出名的原因虽并非全因为站在那些作坊门口看师傅们雕菩萨，只是我对这些工作醉心的心领神会和信心百倍，终生得益。
我逐步牢靠地熟悉工作的程序和步骤。从大体到细部如何着手，及至做眼睛、鼻子、嘴唇的诀窍也都一一掌握。有时找来一团黏土慢慢做将起来。泥土在手，十分自由，稍不合意，捏扁重做，只是不明白，做了这些东西，下一步有什么用处？大多都是丢了完事。长辈们见到孩子跟泥巴混在一起，不免总有些厌烦。
在集美中学读书，看见吴廷标先生做的泥塑，很受到感染和鼓舞。许其骏先生教劳作，我放手地做了一座女性中段，先生当面不说，倒是悄悄报告了任校董会秘书长的叔叔，叫了我去：
“你劳作做了什么雕塑？”
“人体。”
“你什么时间见过人体？”
“嗯——画报上……”
“胡说什么？以后老老实实做别的！”
1943年在“新赣南”教育部剧教二队当见习队员，没事的时候也找些泥巴来做人像。记得给同事殷振家大哥做了一个可以挂在墙上的高肉浮雕漫画像，又给画三毛的张乐平老兄做了一个同样的漫画像，大家见了发笑，称赞我做得好，心中十分高兴。
张乐平老兄在家里跟雏音大嫂阔气，举起棍子装着要打下来，不想碰断身后墙上我作品的鼻子，他十分后悔，我尝试修补，总因为湿泥巴粘不上干泥巴，永远修补无望。当我们都成为老人的时候（他更老），在北京相见，总难免要提到那个历史的遗憾，懊悔不止。
剧教二队有位对艺术有修养的赵越先生，他认为我的雕塑比我的平面美术要有前途，我听了十分惊喜震动，似乎说中我的心里。解放后在北京又见到他，“反右”以后他被划为右派，就失去了聆听教诲的机会。不久得到他逝世的消息，自顾不暇的际遇中，对他的逝世万分怅恫。
1947年在上海，上海有两个左派的美术团体我都参加了。一个叫做中华全国木刻协会，我是会员。木刻协会每年春秋两次展览；美术作家协会不定期举行展览。记得我参加美术作家协会展览的是两件雕塑作品，一件漫画家张文元的漫画像，一件木刻家章西囗的漫画像，很让人家看了发笑。张文元和章西囗都是大家熟悉的脸孔。
想想看，1947直到1991年，44年里，“文化大革命”我只雕刻了一个小小的、用来压塑料“纪念章”的列宁黄杨木浮雕像。也只是好胜，因为家人一致认为我根本做不出来。所以我十分满意而解气。
这次在意大利翡冷翠，我对雕塑毕业的女儿和女婿说要做雕塑，他们建议我用蜡来塑造时，我还不知道如何动手，且从未见过用蜡做出的坯子。
动手之前，我把游伴好友姚育山轰到罗马、那波里、庞拜那一带去玩，要他起码五天之后才准回来。他畅游五天之后回到住处，我完成了七件。接着做完最后的一件。他恍然大悟地说：“原来雕塑这么容易！”
把这八件送到圣石城的铸造工厂去时，女儿假说是她和她一起毕业的同学做的，冀以能在工料上取点便宜，因为工厂老板跟她的教授是老朋友。
不料这老板当着我的面把她训斥起来：
“看！看！蜡模弄成这么厚，若是教授在这里，不训你才怪！你看！这个，简直像个实心的，太不成话！哪里像受过训练的？”
我是第一次在雕塑学习上受到训斥。说老实话，还没有任何人胆敢在艺术上如此放肆地训斥我而令我如此心悦诚服。
唉！一辈子最喜欢的艺术行当，要在这样的暮年才得偿所愿。
弄这玩意真顺手，真痛快！雕塑艺术的确具有另一种神力，跟文学。绘画完全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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