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文化与商业结欢，起先耳鬓厮磨，随后肌肤相侵，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在中国，古往今来，就属知识分子活得最累，他们酷似两千多年前那位坐在家里担心天穹会一朝倾塌的杞国人，总是疑虑重重，忧心忡忡。姓“商”的财大气粗了，姓“文”的就害怕自己有朝一日会被贬为丫环仆妇，连姬妾的地位都将不保，从此要低声下气，摧眉折腰，殊不知，这般诚惶诚恐纯属庸人自扰。姓“商”的固然大名赫赫，威风凛凛，豪迈得脱口就“秀”。“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广，但他同样也有软肋，即所谓“寡人有疾，寡人好色”。若单论姿首，“文”家有女，堪称尽态极妍，无人能出其右。淡扫蛾眉的文化被纵情声色的商业视为尤物，这是可幸还是不幸？他们究竟是陌路怨偶，还是良缘佳配？
某些智者认为，表面看去，文化之冷艳与商业之热和冰炭不同炉，然而，冷艳者说不定更喜欢热和者的体贴，喜欢有人来托举她，让她唱云间之歌，作掌上之舞。当今时代，万千行业都已纷纷委身于商家，硬要蒲柳弱质的文化守身如玉，道理何在？余秋雨是真正的高手，一旦商机乍现，他就能像优秀的守门员那样将大力射来的皮球牢牢地抱在怀里。他曾在公开场合不只一次地讲过：妨碍文人极限发展的最大死敌是其自身性格中根深蒂固的清高。此言曾让不少读书人如食苍蝇，深感不快。必须承认，余秋雨的目光的确湛亮如斧，在“流氓文化”（好厚黑学）占主导地位的中国现实社会里，只有像他那样虎虎生风的土类，才能吃通和通吃。一部分“马作的卢飞快”的中国文人率先抛弃“崇高”和“清高”的辎重之后，好不舒爽，但可疑的是，这些如虎添翼的智者正在奔向何方？
照例，商家一通热闹的开场锣鼓，引出文化登台亮相，具体到人，这戏是由张三唱，还是由李四唱，或是由王二麻子唱，效果截然不同。即算商业包装做得美轮美奂，也不过帮衬帮衬而已，若是唱戏的人没有足够的底气，仍难免穿帮。
千年学府岳麓书院不甘落后于大时代，基于学术交流和文化普及两方面的深谋远虑，挺身与湖南经济电视台合作，在南宋大学问家朱熹和张(木式)会讲的忠孝廉节堂专程辟出讲席，春夏秋冬接引海内外学界巨子来此剧谈我见我识，迄今已办两期，率先升坛的是大陆的余秋雨，继而登墀的是海外的余光中。近年来，文学界有些喜欢侈谈“大文化散文”的高蹈派分子常饶有兴致地将“二余”相提并论，这种过于热心的生拉硬扯似乎并未使当事人感到多么愉悦。真要客观地评价，先须撤清水面上的“油层”，两人的才华、学识和成就究竟是在伯仲之间，还是相去甚远？这回天赐良机，我可以近距离好好打量一番了。
文化洗礼与人文关怀
七月流火，大地上燥热的身心都在期盼凉秋的到来，适逢其时，余秋雨恰如施洗者约翰自远方翩翩而至。老实说，我起始就为他捏了一把冷汗，作为50年间在忠孝廉节堂公开布道的第一人，他的文化底蕴究竟够不够深厚？这是一个问题：嗷嗷嘈嘈的听众期望甚高，他能不能满足他们则是另一个问题。不过，我很佩服他敢作出头鸟，敢向“枪口”上撞的这份勇气。
天公有心凑趣，无意搅局，主讲者既然是秋雨，天公便以夏雨应之，湖湘学人露天而坐，虽然被浇了个周身透湿，倒也随遇而安。400人的场面，多出百多个空位，可谓美中不足，事后，有促狭鬼搬照书院中的那副名联（“惟楚有材，于斯为盛”），嘲之为“于斯为剩”，只易一字，尽得噱头。
毕竟是资讯发达的现代社会，这场别出心裁的讲学不仅湖南经视台直播，还上了互联网，只要是有心人，纵在万里之遥，也可听到余秋雨的高谈阔论。
从电视荧屏上，我看到西装革履的余秋雨信手抓起一个名为“走向21世纪的中国文人”的缥缈话题，仿佛耍大蛇的艺人绰起一根草绳，挥了个风雨不透，颇有公孙大娘一舞“剑器”动四方的架式，让人目之为神。可是待我倾耳细听下去，其言却水邈山重，云遮雾罩，越来越让人不得要领，越来越令人浑身沙痱子起爆。他说，中国文化有四座桥：一为经典学理之桥，二为世俗民艺之桥，三为信息传媒之桥，第四座桥最玄，尚有待于下个世纪去建构，他阐释其精神内涵为“真正揭示中国人之为中国人的艺术气韵”。与我同看电视的朋友终于捺不住性子，狠狠地调侃了一句：“余秋雨何时摇身一变，成了桥梁工程师？开口闭口都是文化的‘四座桥’，却没有一座桥讲清了来龙去脉。依我看，他这四座桥并不比綦江坍塌的那座彩虹桥更让人放心。”“四”也许是余秋雨的幸运数字，他还曾在别的场合将北京、上海、香港和台湾定为下世纪中国文化的四大中心，其中他对香港的前景尤为看好，称它是现代文明最敞亮的窗户（此前的惊人之论则为：深圳是中国文化的桥头堡；深圳有条件建立深圳学派；深圳最有资格做总结20世纪文化的大事——掌握20世纪中国文化的结算权）。如此高见，却没有多少学人乐于苟同。余秋雨为何不讲自家饭碗里的戏剧理论，也不讲自家茶壶里的文化散文？这恰恰说明他心虚气短，故意藏拙。讲别的讲砸了没什么大不了的，倘若将自己的长处暴露成短处，将自己的亮点暗化成盲点，那就等于搬起石头来自砸金字招牌，太不值得，太不划算了。他脑袋瓜子那么灵光，又怎会犯傻？
在这场纯商业炒作的讲演活动中，余秋雨充分表现了新新学者知恩必报的名士风范，他对于出资的湘财证券公司和开机的湖南经济电视台推崇备至，投桃报李，回赠了大量库存的溢美之辞，为此还不惜以开碑裂石之掌推翻历史定论，抛吐惊爆人脑的海外奇谈：“五四运动最大的功绩就在于普及了白话文”——而非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的横空出世——“这种成就又主要在于承揽了教材印刷权的文化企业商务印书馆的积极参与。”这就是大学者余秋雨苦心孤诣的创见。听了他的高论，我辈处江湖之远的读书人真格一愣一愣的，久之才缓过神来，心想，以余秋雨的醍醐灌顶，或许只有木偶的脑袋才不至于化脓。
那天细雨霏霏，原是识相的好雨，润物细无声的化雨，然而露天而坐的听众是人而非物，淋雨岂能好受？余秋雨兴酣意饱地自说自话，对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的那档子事儿全然漠不关心，对台下听众落汤鸡似的苦状置若罔顾，也许是他将平日曲不离口的人文关怀匆忙问忘在了上海的家中，才显得如此之“酷”吧。
九月授衣，正是湘中民谚所谓“八月半，看牛讶子缩日(土勘)”的中秋时节，远程接力的余光中乘坐现代铁鸟飞渡海峡而来，这是他首度湘行，在岳麓书院讲学则是其中一站。若说天公不作美，未免有点冤枉，平心而论，天公并没有耍半点后爹的作派，无论是对大陆的余（秋雨）先生，还是对台湾的余（光中）先生，他都一视同仁。余光中却不肯敬领天公的这份盛谊，他调谑道：“余秋雨先生名秋雨，下雨合情合理；我的名字是光中，今天只见镁光，不见阳光，上天多少有点个配合。”紧接着，余光中以由衷之情赞美台下近四百位身披雨衣的听讲者：“我现在就好像面对一座花园，满目都是白色蓝色的花朵！”在余光中演讲和答问的一个半钟头时间内，他对淋雨的聆讲者多次表达关怀，十足体现了仁者爱人的古道。他先是借用林语堂的妙喻来安慰雨中的聆讲者：“演讲也像迷你裙，同样是越短越好。我今天的演讲不会太长。”没过多久，在引用朱熹的诗句“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时，他又说：“今天从天而降的活水太多了，已经供过于求广好一阵风狂雨骤，真好似鉴湖女侠临刑前所言的“秋风秋雨愁煞人”的实况，倘若换在平日，演讲者的魅力和感召力偏弱，只恐怕树还未倒，湖狲（仅就其喻义而言）早就散尽了。余先生在谈到现代诗歌的兴味时，郑重补上一句：“我希望老天爷少点诗兴，多点同情心，雨能下小一点。”演讲的结尾部分，谈到“与永恒拔河”，余先生仍不失时机地感叹道：“今天与天气拔河，诸位是真正的胜者广隽语一出，台下听众久久鼓掌，为之欢笑。整堂演讲，余光中向饱经苦雨之灾的听众三致意焉，又岂止三致意？这样心心相系的仁蔼使疾风飘雨的凉秋也陡然增添了亮丽的暖色。
余光中的演讲题目为“艺术经验的转化”，谈的是文学与姊妹艺术（诸如绘画、音乐、建筑、雕塑、摄影）之间互为借鉴互为启谛的关系。其演讲内容既旁征博引，又深入浅出。首先，他强调了“知识”、“经验”和“想象”在文学创作中三位一体的依存关系，知识得于学习积累，经验来自亲历亲为，艺术家的想象则视天赋的厚薄而有强弱之分，因人而异；继而他谈到自己置身子横流的沧海之上，不改古典的立场，“我所以在诗中狂呼着、低吃着中国，无非是一念耿耿为自己喊魂。不然我真会魂飞魄散，被西潮淘空”。文化是因人而存，无所不至的，为此，他特意引用了托马斯·曼在二战时期说过的一句名言“凡我在处，即为德国”，以强调文化对政治的消解作用；终焉他敷陈了英国唯美主义作家王尔德曾极力倡导的“人生模仿艺术”的观念，以说明艺术对人类的深度影响早已入骨三分，刮磨不去。余光中的演讲淋漓尽致，内容非常结实，信手拈出许多生动的例证。比如，何为“同情的模仿即创造的想象”？他标举了李白的诗句“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和辛弃疾的词句“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为例，还标举了古代男性诗人所作的“闺怨诗”为例，都很有说服力；艺术家的想象为何彼此迥异？他说：《圣经》题材入主西方古典绘画，圣婴与圣母可胖可瘦，实与画家所用的模特儿有很大关联；如何使古典精神与现代意识浑融一体？他以自己的诗作《与李白同游高速公路》为解剖对象，调侃李白驾照被扣，酒债未偿，要是坐王维的“宝马”就好了，由他驾车，绝对稳稳当当，可王右丞已去开会——是辋川污染听证会。
余光中的精彩演讲为时一个钟头。会后，也有为数不多的湖湘学人将他的演讲晒之为“给高校二年级学生上了一堂生动的语文课”，不买涨可以，这正是他们的权利。更多的人则认为，余光中递给大家的确实是“茅台”和“五粮液”那样芳冽而饶有回味的醇酒，配方并不复杂，酿术却是一流，绝不是余秋雨先期端出的那等寡薄而多含杂质的村醒。
单就演讲而言，“二余”无可比性。
名家与大家
只要全方位考察一下余秋雨与余光中的著述、学问、才智和其他功夫，我们就不难获取一个明晰的印象。
论成就。余秋雨可划入被“文革”耽误的一代人中，历年以来，他出版了学术专著《戏剧理论史稿》等四部，散文集《文化苦旅》、《文明的碎片》、《秋雨散文》、《居笔记》和《霜冷长河》等数部。这些单行而又风行的散文集内容多有交叉，读者按全价购买新旧参半的拼装品，读者吃亏了，余秋雨则赚了个满怀。以猛火大锅疯炒文学著作，风险明晃晃地摆在那儿，正所谓“成功我幸，失败我命”，这无可厚非，然而买一半搭一半的做法与奸商的公然行诈又有何异？文学评论界已形成较为一致的看法：余秋雨的散文集一蟹不如一蟹，整体水平呈极为明显的滑跌趋势。余光中则在诗歌、散文、评论和翻译的“四维空间”里纵横驰骋逾半个世纪，每一方面均卓有建树——他自称为“艺术上的多妻主义者”——迄今已出版诗集20种，散文集10种，评论集5种，翻译集12种，共计40余种，选本除外，单行本中所收的作品绝少交叉重复。余光中以其多方面斐然的文学成就享誉海内外。
论学养。余秋雨中学尚可，西学薄弱，即便是在尚可的中学方面，也有许多贻笑大方的破绽和纵漏。例如，在《洞庭一角》中，他眉毛都不皱一下，就斗胆将娥皇、女英由舜帝的床头二妃强行降格为膝下二女；在《十万进士》中，则将“会试”和“殿试”混为一谈，尤为逗趣的是，晚唐的风流才子杜牧居然成了金榜上的“第五名状元”。纵然是时下的选美，再怎么滥，也只有“第一亚军”，“第二亚军”，尚未听说过有“第五冠军”。如此伤肝伤肺，低级错误愈演愈烈，愈烈愈演，皆出于常识不备，真让人头摇十下，齿冷三天。余光中积学深厚，中西贯通，其长达5万字的比较文学论文《龚自珍与雪莱》便是用中、英两种文字写成。他多年从事中、英文的教学和研究，治学十分严谨，要在他的文章中找到硬伤，难乎其难。
论才力。余秋雨的“大文化散文”有的篇什（如《风雨天一阁》）能化腐朽为神奇，文思绵密如锦，可谓才识俱胜；有的篇什（如《苏东坡突围》）则化神奇为腐朽，败笔累累如尸，简直不堪卒读。反观余光中的诗文，则元气淋漓，才华横溢《乡愁》《民歌》《当我死时》和《逍遥游》《登楼赋》《听听那冷雨》等代表作都流播天涯海隅，令人齿颊噙香。余光中敢给朱自清改文章，给闻一多改诗句，兼具霸气和霸才，这在当代作家中，尤为鲜见。平心而论，余秋雨的才华是雪浪三丈，乱石穿空，如钱江之潮；余光中的才华是断崖千尺，惊涛拍岸，如东海之潮。同具壮观之美而高下立判。
论诗外工夫。余秋雨是炒家中的顶级高手，其自我炒作在紧抓“反盗版”这一凑手题材方面表现得十分抢眼。他自始至终痛恨和谴责的都是那些躲在阴暗处食脑吸髓的文化盗贼——在《山居笔记》一书的序言中，甚至不惜动用两万多字的篇幅痛加挞伐——而对孳生这种“文化白蚁”的漏洞百出的现存体制却不敢公然表示一词一字的愤慨。细细推究一番，我们不难发现其动机只在耸动读者的视听，而不是引起官方的警觉：他的书销得好上了天，被群贼剽掠正说明他的“家底”厚实。这就给那些盲目从众、缺乏主见的读者一个假像和错觉：余秋雨的书就是牛溲马勃吧，也都是香甜可口的饮料和蛋糕，绝对多热量够营养。论沽名钓誉的诗外工夫，余光中不只是瞠乎其后，简直就是望尘莫及。起初，湖南经视认为他的演讲题——《艺术经验的转化》过于雅致，便托人劝说他往“乡愁”上靠得更近些，那样子收视率会更高，节目也可以做得更好看，但他婉言谢绝了。他说，现代人受电视的侵害很深，他对电视的炒作手段不感兴趣。演讲之后，有位读者拿着一本盗版书让他签名，他瞅着自己被拐卖的“孩子”，报以苦笑。他能斥责谁呢？难道也为此在下一本文集的序言中动用两万多字的篇幅狂泄其愤吗？
论机智幽默。余秋雨的辩才出乎其类拔乎其革，张嘴就能滔滔不绝，满机灵的，但时不时拿腔捏调，矫揉造作，而且总喜欢绕弯子，闪烁其词。在岳麓书院演说时，台下有聆讲者提问，问他如何评价自我，是否有过深刻的反思。这话问得很唐突很敏感。余秋雨略一沉吟，便语惊四座：谈过去，难免要揭伤疤，揭伤疤就要脱衣服，当着这么多人脱衣服，不雅观嘛。他郑重许诺将来会写一部自传，给大家一个交待一一说到写自传，美国幽默作家威尔·罗杰斯曾挖苦道：“当你记下自己本来该做的好事，而且删去自己真正做过的坏事一一那，就叫回忆录了。”余光中早就撰文表示他“不敢写自传”，却是为何？“其实一生事迹不高明的居多，何必画蛇添足，——去重数呢？又没有人勉强你写，何苦‘不打自招’？”很显然，余光中同罗杰斯一样唱的是反调，泼的是冷水——随后，又有一位聆讲者问余秋雨如何看待博大精深的湖湘文化，他照旧虚晃一枪，答日：这样宏大的课题，一言难尽，真要讲，得在湖南大学的大礼堂讲够四小时。余秋雨这番貌似幽默机智的表达，分明显示出黔驴技穷的窘困，让人看了为他难过十分。反观余光中，任谁提出天大一个伤脑筋的刁问难题，他都绝不敷衍，总要解答得丝丝入扣。他手中始终握着阿基米德的神奇杠杆，兼具张三丰的太极真功，除非不出手，出手就能四两拨千斤。有人问他中、西文化的差异何在，他借用自己现成的文句调谑道：“当你的女友已改名玛丽，你怎能送她一首《菩萨蛮》？”此语耐人咀嚼。有人问他如何才能写出好作品，他说：“只有一个办法，趁神松懈的时候，赶快下笔。有人问他何为“与永恒拔河”，他一语破的：只要天天追求美，就是与永恒拔河，未必不能胜出。在谈到诗歌、散文与评论的关系时，余光中以一首打油诗调侃道：“如果菜单梦幻如诗歌／那么账单清醒如散文／稿费吝啬如小费／食物中毒，呕吐吧，像批评。”他语出机到，诙谐风趣，令人解颐，妙在其言雅，其味正，嘻而可喜，谚而不虐。
论表演才能。余秋雨独擅胜场，毕竟他曾是上海戏剧学院的教授和院长，对舞台表演深有心得，煽情是他的拿手好戏。演讲演讲，一半是演，一半是讲。演起来，余秋雨手挥日送，眉飞色舞，遇到关碍处，则王顾左右而言他，聆讲者就算堵住耳孔，不听不闻，仍能看到天花乱坠。余光中不玩花招，气定神闲，谈吐精粹，纯以语言的盛宴款待聆讲者，虽无繁复的手势惹眼，也不在眉宇上巧做文章，但不表演是为大表演，其语言艺术令人心折。
有人说：余秋雨表演的是花里胡哨的猴拳，余光中表演的则是炉火纯青的太极拳。论内蕴的功力，论外在的观赏性，两人都不在同一个档次。
无疑，余秋雨是名家而非大家，余光中则既是名家，又是大家。
风度与气度
余秋雨风度翩翩，身上颇有股子海派名士味，一目了然，他显得既聪明，精明，还很高明，实属社会活动家中那种顶尖尖的“三明治”，意为，他有了“三明”，仿佛上天有了“三光”，你就拿他没“治”。称他为大学者，当然也会有人肯相信，如同相信木鱼也是鱼，木鸡也是鸡一样，只不过用它们做菜，就有点邪门。余秋雨还像一位商人，算不算儒商？大家可以举牌亮分来评定，既然是圈内人说圈内话，这事有得商量。余秋雨智商够高，要不然，他不可能在任何时代都成为弄潮儿和幸运儿，值得刮目相看的是，其人气一直很旺，如今仍在不断飙升。
余光中吐属清雅，雍容平和，童颜鹤发，道骨仙风，彬彬如也，谦谦如也，真学者之典范。借用余光中赞美大诗人叶芝的话说：“老得好漂亮！”
说到气度，余秋雨的风度再好，也罩不住了，他对自家的短处护得太紧，根本听不进饶具药石之效的逆耳之言，所有的批评者——不管对方的出发点如何，究竟是恶意还是善意——都一概被他贬斥为专与“文化盗贼”沆瀣一气的“文化杀手”。殊不知，他在“文革”期间作为“石一歌”的主要成员，才真正是捉刀的行家。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更何况是特殊时期的失足落水，但他从未作出巴金、韦君宜和邵燕祥那样的锥心忏悔，其人格魅力因此七折八扣，所剩无多。曾有聆讲者踩到他的“痛脚”，问他对来自文学界越来越强烈的批评有何感触，余秋雨稍加沉吟，没再把“文化杀手”这个已要弄得很顺溜的“血滴子”从口袋里掏出来，而是以一种漫不在意的语气说，他一直欢迎大家批评指教，只可惜至今还没有一篇批评文章能让他刻骨铭心。这话无疑透露出一个重要的信息，评论界人士想从余秋雨身上收集‘太阳能”，或者想令他坚闭的内心为之震落梁尘，不仅“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而且极可能此生无望。
余光中的气度如何？从他与李效的恩恩怨怨，我们可以看个分明。六十年代中期，李敖主笔的《文星》杂志遭国民党政府封杀，这位飞大蜈蚣一时生计大窘，遂毅然决然地向报界宣布，文坛已成伤心之地，他要投笔下海，卖牛肉面去。为此，他致函余光中，仍时刻不忘自我标榜，真是绝妙文字：
“我九月一日的广告知你已经看到。‘下海’卖牛肉面，对‘思想高阶层’诸公而言，或是骇俗之举，但对我这种纵观古今兴亡者而言，简直普通又普通。自古以来，不为丑恶现状所容的文人知识人，抱关、击拆、贩牛、屠狗、卖浆、引车，乃至磨镜片、摆书摊者，多如杨贵妃的体毛。今日李敖亦人贵妃裤中，岂足怪哉消足怪哉！我不入三角裤，谁人三角裤？”
余光中见李大侠执意要玩下三路，恐其灵气为秽气所挟，便急人所难，立即挥就一篇意兴酣畅的广告词，为其张帜：
……今之司马相如，不去唐人街洗盘子，却愿留在台湾摆牛肉摊，逆流而泳，分外可喜……我们赞助他卖牛肉面，但同时又不赞助他卖牛肉面。赞助，是因为他收笔市隐之后，潜心思索，来日解牛之刀，更含桑林之舞；不赞助，是因为我们相信，以他之才，即使操用牛刀，效司马与文君之当垆，也恐怕该是一时的现象。是为赞助。”
李敖搞出一个噱头，抖落几朵枪花，已觉过瘾，并未认真去卖牛肉面条，倒是在文坛开了一家大涮活人的“李氏火锅店”。余光中何幸，又何其不幸地成为了李老板涮汤的“主料”之一。李敖直斥余光中“文高于学，学高于诗，诗高于品”，定性为“一软骨文人耳，吟风弄月、咏表妹、拉朋党、媚权贵、抢交椅、争职位、无狼心、有狗肺者也”，一如当年鲁迅痛斥梁实秋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余光中受此大粪浇头的辱骂，本可奋笔还击，却始终保持缄默，他坚守的是古典的儒家准则：“君子绝交，不出恶声。”诚不愧为梁实秋的入室弟子。从这桩公案，我们足可见出余光中的气度超逾常数。
论风度，“二余”各有千秋；论气度，余秋雨逊色何止一筹。
结语
在这座千年庭院，并不是每一次“文化洗礼”都让人受益匪浅，也并不是每一位“文化大师”都使人心悦诚服。揭破了挑穿了说，演讲者实际上是在拿自己多年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声名冒险，弄不好就会将自家那口“上海造”或别处造的“文化砂锅”在这讲坛上砸得稀烂，徒然落下个“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话柄，直让人冷笑三声，虫牙掉尽。诚然，炉火很旺，焰色也很美，但把并非铁打的屁股搁上去，做“韩国烧烤”，烤出的很可能不是啧啧的内香，而是肉臭。
电视追求名人效应，他们绝对不会吃亏；商家出资赞助，小小手笔，也是稳操胜算；而名人，被镜头狠狠地瞄准着，像被迫击炮瞄准一样，一巳“炸”成了碎片，可怜的名人呵，还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除非像余光中那样已炼就了“金刚不坏之躯”，否则，登台前，千虑一失的智者还是先想明白为妙。
余秋雨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只给湘水余波添加了一串串貌似文化的啤酒泡沫，有人说他“余勇可贾”，有人却说他“愚勇可贾”。往昔，清寒的士子只有一条光明的出路，那就是“将身货与帝王家”，余秋雨早已脱下了殿前御用的袍服，其选择面已天宽地大。不管是“余勇”，还是“愚勇”，想必今后他对文化散文和戏剧理论都只会作有限的感情投注，他的成功将更多地体现在浸透了商业气息的文化推广和营销方面，在那片广阔的天地里，他将大有作为。
与之截然不同的是，余光中去意徊惶。在岳麓书院，他题写了四个字：“不胜低徊！”可谓寄慨良多。余光中许多年前就曾深情款款地说过“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这绝非空口白牙说出的门面话，他真就抽身去朝圣了，“圣者”便是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所说，在屈子词的屈原像前，余光中低心俯首，向自己敬仰已久的夫子献上了一束美丽的鲜花。这颇具经典意味的场面，在屈子怀沙自沉的汨罗江边，并不是经常能够见到的。我们尽可以大胆预计，湘行之后，余光中远未涸竭的文思定将更加风发泉涌。“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广我乐于相信，他“要做屈原和李白的传人”，是痴情，而绝非妄念。
余光中悄悄地走了，正如他悄悄地来，但他“咳唾落九大，随风生珠玉”的演讲仍将绕梁三日不绝，又岂止三日，三月，三年，将更久更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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