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294年，春正月，二十二日。
再过很多年，假如，假如爱因斯坦“相对论”能从理论付诸实践，那时的人们乘“时光穿梭船”进行“历史漫游”，我想他们肯定在“回视”元朝时，会把飞船的时间设置在1294年春天的那一刻。设定地点：元朝上都。彼时，“历史游客”们躺在飞船舒适的按摩椅上，透过超广角大屏幕，可以观看神奇影像摄录机拍下的历史镜头：
紫檀殿内，香烟燎烧，三名金紫贵臣跪于病榻之前，分别是平章政事不忽木、御史大夫月鲁那颜，以及太傅伯颜。而躺在床上的，是个三百多斤的巨胖男人，他身前股后被厚实的锦被毛毡拥裹，很像一个巨大汉堡包夹着的一颗硕粗无比的香肠。
“历史游客”们见此情景，可能会笑出声来。但是，在场的三个重臣以及宫内角落屏息侍跪的太监、宫女们却愁容满面，彼时彼地，老胖皇帝那渐行渐远的微弱呼吸，几乎使在场所有人喘不过气来。
苍鹰，终于消融于蓝天之中。忽必烈，死了。
并不顺利的继位——元成宗之立
忽必烈死时，其太子真金九年前已经病死。依理，皇位应由真金的儿子来坐。真金有三子，分别是甘麻剌、答剌麻八剌以及铁穆耳。可以先排除一个答剌麻八剌，这个人在圣元二十九年已经病死。当然，蒙古人喜幼子，忽必烈嫡子中最幼者那木罕本来很有机会，但这个王子倒霉，先前他拥兵北去与北边诸宗王打仗时，被手下人捆起当成俘虏礼物“卖了”，地位自然陡落。真金太子死后，他的“进取心”又太盛，引起父皇猜忌，自然完全丧失了做皇储的机会。
元世祖后（察必）像由此，真金太子的长子甘麻剌作为嫡长孙，自然是皇位最佳的继承人——这种观点只是汉儒的观点。甘麻剌与铁穆耳皆由真金太子妃伯蓝也怯赤（又名阔阔真）所生，自小由忽必烈皇后察必抚养长大，封晋王，长期在漠北任方面主帅。忽必烈在真金太子死后，并没有特意立“皇太孙”，可他专门为甘麻剌专立设置“内史府”，似乎是倾向把这位孙子当接班人来培养。但是，真金太子妃阔阔真对长子并没多少感情，她更喜欢幼子铁穆耳。铁穆耳文才武略都不错，曾统军平灭北部诸王乞丹的叛乱。忽必烈死前一年，他“受皇太子宝，抚军于北边”。史书上这种记载，非常可疑。忽必烈生前并没有刻意讲明要立哪个孙子为帝，总体上讲更可能倾向于嫡长孙甘麻剌。所以，他似乎不大可能把“皇太子宝”这样有象征性的印玺交给铁穆耳。
元朝皇位继承如此周折，确实与蒙古人立储制度的不完善有关。蒙古“黄金家族”个个如龙似虎，每位大汗（皇帝）死，即使真有遗旨，也不完全以之为凭，还往往要经过“忽里勒台”这种奴隶制“民主”过程才能生效。由于缺乏“制度”，皇族以及关键大臣在新君推立的过程中就尤显重要。此外，忽必烈正后南必的态度，也很关键。忽必烈原来的皇后察必死后，又以南必为皇后。特别是老皇帝晚年，南必颇预政事。但这个女人似乎政治手腕并不高明，人也不是多么有心计，整本《元史》中，她的传记只有短短五十九个字：
南必皇后，弘吉剌氏，纳陈孙仙童之女也。至元二十年，纳为皇后，继守正宫。时世祖春秋高，颇预政，相臣常不得见帝，辄因后奏事焉。有子一人，名铁蔑赤。
忽必烈病危时，只有不忽木、伯颜与月鲁那颜三个人侍疾，这样一来，南必在老皇帝死后摄政的可能性就降低到零，因为她无法捏造忽必烈的临终遗旨。丞相完泽也对自己无法受顾命很不高兴，他曾对伯颜和月鲁那颜报怨：“我年纪职位均在不忽木之上，国家面临如此大事而不得预闻，真让人郁闷！”伯颜一句话把完泽噎回去：“假如丞相您识虑与不忽木相当，又何至于把我辈劳累成这个样子！”完泽向“准太后”阔阔真告状，这位姑奶奶大怒，召三人前来质问，因为她本人同婆婆南必一样，心里根本不清楚不知道要死的老公公立自己哪个儿子当皇帝。御史大夫月鲁那颜理直气壮：“臣受顾命，太后但观臣等为之。臣若误国，即日伏诛。宗社大事，非宫中所当预知也。”话说得有理有据，阔阔真“然其言，遂定大策”。这一大策，当然就是立铁穆耳为帝。为此，不忽木、伯颜、月鲁那颜实际上与阔阔真不谋而合。丞相完泽虽因不受顾命而气恼，但他本人是真金太子的老部下，只要真金的儿子为帝，无论立哪个，他肯定百分百支持。所以，立储之事，完全是几个大臣和准太后阔阔真导演，“太皇太后”南必反倒没什么事儿了。
说起这位阔阔真，她所以能成为真金太子妃，还有一出类似传奇戏曲的故事。忽必烈壮年时代外出打猎，途中口渴，发现路旁有一个蒙古包，便与从人下马，进去讨马奶酒喝。帐房内，只有一妙曼女子在整理驼茸。见忽必烈等人入帐，这姑娘不慌不忙，不卑不亢，表示说：“我家有马奶酒，但我父母兄弟却不在家，我一女子不能擅自把东西给你们。”忽必烈听此说深觉有理，转身欲去。姑娘又道：“我一人在家，你们自来自去，好像不太妥当，不如稍等一会儿，我父母就回来。”果然，话音甫落，姑娘父母回家，看见贵人到来，马上端上马奶酒招待忽必烈一行人。豪饮狂吃一顿，一行人离开。忽必烈在马上叹道：“如果能娶这样的女子为媳妇，该多好呀！”日后，太子真金到了结婚年龄，不少贵臣荐女，忽必烈皆摇头不允。一位老臣当日与忽必烈打猎，知道皇上意中所属，私下一番“调查”后，上报说那姑娘仍未嫁人。“世祖（忽必烈）大喜，纳为太子妃。”这位姑娘，正是阔阔真。入宫后，阔阔真深得忽必烈夫妇欢心，孝顺尽心，连察必皇后上厕所用的大便纸，阔阔真都会事先每张以面揉搓，“令柔软以进”，小事积成山，老皇帝夫妇不停称道她是“贤德媳妇”。相比之下，南朝皇帝萧衍与李后主亲自削制厕筹及以面揉便纸，他俩的“孝敬”对象是寺庙的大和尚们，难免显得“形而下”了。此外，真金太子病重时，忽必烈来太子宫探视，见床上有用金丝密织的卧褥床具。忽必烈恼怒，斥责太子说：“我一直以为你本性俭素，怎能用这种奢侈之物！”真金太子重病加惶恐，一时不能辩白。阔阔真忙跪下，大包大揽：“平时太子从不敢用如此贵重之物。现在他病重，怕湿气侵体，才用上这种东西。”为使公公消气，阔阔真命宫人立即撤换掉那床大金褥子。凡此种种，皆说明“这个女人不寻常”。
忽必烈崩逝消息发布后，蒙古诸王皆集上都，就等着开大会确立新皇帝人选了。万事俱备，“宣传”方面还有一点不到位：没有传国玉玺。于是，阔阔真又导演关键一幕：她指派御史中丞崔彧献玉玺。据崔彧自己讲，这块玉玺得自“太师国王”木华黎的一个曾孙世德的老婆处。拿到玉玺后，崔彧自己还假装不识字，遍示群臣，大伙传看，汉臣们立刻大叫：“受命于天，既寿永合，这是传国玉玺啊！”于是，崔彧立刻上交阔阔真。阔阔真又当着众大臣们的面，亲自授与铁穆耳，以示天意人望所归。史书记载中虚透这样一种消息：木华黎的曾孙之一世德是个放荡公子，死时家徒四壁，其妻卖家里东西时，正好把这块宝玺卖给了崔彧。世上哪有如此巧事，思忖一下，凡是稍有点智商的人都会想到，这不过是崔御史在阔阔真指挥下与世德老婆演的一出双簧：崔彧得官，世德老婆得钱，铁穆耳得帝位，皆大欢喜。
铁穆耳高兴了，他大哥甘麻剌甘心吗？对此，《元史》中记载矛盾：玉昔帖木儿传中，记载甘麻剌听从玉昔帖木儿劝告，表示说自己愿意对弟弟“北面事之”；但是，伯颜传中，却讲“诸王有违言，伯颜握剑立殿陛，陈祖宗宝训，宣扬顾命，述所以立皇太子（铁穆耳）意，辞色俱厉”，可见“诸王”中最敢最有资格表示异议的，肯定是甘麻剌莫属。上有母后，下有重臣，弟弟已经坐在宝座上，甘麻剌也只改叫“干瞪眼”了。那位手握宝剑吓唬诸王的伯颜不是别人，正是忽必烈时代灭宋的主帅伯颜。
此外，据《多桑蒙古史》记载，诸王大会时，阔阔真见大儿子甘麻剌与小儿子铁穆耳争位，就当即表示：“先可汗（忽必烈）遗命，后人能熟知成吉思汗遗训者，即以大位与之。你二人可各言所知，然后由与会诸王定夺。”铁穆耳善词令，“历数其曾祖遗训，语言详晰。”甘麻剌是个结巴，自然在这种“大专辩论会”上露拙，于是与会诸王一致推戴铁穆耳为帝。这种说法，虽有“参考”价值，但可信性不高，因为阔阔真并未摄政过，她不可能在诸王大会上当“主持”。如果主持，也应该由忽必烈正后南必牵头。
“（元）成宗承天下混壹之后，垂拱而治，可谓善于守成者矣。”从史臣的评价看，元成宗铁穆耳，确是一个无大过失又无大功德的守成之主。他统治期间，最大的“坏事”是对“八百媳妇”用兵，最大的“好事”是因海都死亡而导致北部诸王的乱平。二者相抵，功过相当。
“八百媳妇”——南方又一个陷阱
元成宗坐稳帝位后，几年无大事。大德四年底（公元1301年），身在云南的行省左丞刘深好利生事，上奏道：“世祖以神武混壹海内，功盖万世。皇帝继位以来，未有武功以彰显神武天资，西南夷有八百媳妇国未奉大元正朔，请允许为臣我为陛下征之。”
铁穆耳（元成宗）像虽然御史中丞董士选等人认为刘深出兵是“以有用之民而取无用之地”，可丞相完泽支持这一建议，元成宗本也想“开边”弄出件大功青史留名，因而“用兵意甚坚”，谁劝也没有用。于是，大德五年正月，元廷发钞近十万锭，作为军费支持用兵。
这“八百媳妇”国，位于今天的泰国清迈与缅甸掸邦一带地区，其土王有妻八百多，各统一寨，所以号称“八百媳妇”。听上去挺美的，八百个妃子比元帝还多，实际上是深山老林蛮荒之地上小土皇上的自娱自乐，想必那些“媳妇”们个个手脚粗大，绝非貌美如花。
刘深率大兵自云南出发，“取道顺元，远冒烟瘴，未战，士卒死者已十七八。”顺元即今天的贵州贵阳，元军数万，连“八百媳妇”黑牙都没见着一个，已经因疾疫和行军危路摔死等原因死掉百分之七八十。同时，刘深又驱民夫负粮食辎重辗转于西南热带丛林，“死者亦数十万人”，一时间中外骚然。不仅如此，刘深又威令水西（今黔西）土司之妻蛇节出马三千、银三千助军。蛇节惜钱，就与云南当地另外一个土司宋隆济联手，起兵反抗元朝。
这几拔土蛮联合一起后，熟门熟路，攻克元军据点杨黄寨，接着猛攻贵州，杀掉了元朝贵州知州，并把刘深所率元军包围于深山穷谷之间。幸亏元朝的宗王阔阔相救，刘深才没有被土人杀掉喂蚂蚁。
大乱之前，元军在大德四年征缅甸的远征军回军途中，被金齿部（今镇西）土著遮杀，战死数千人。“金齿地连八百媳妇（国），诸蛮相效，不输税赋，贼杀官吏”，西南一片动荡。
志大才疏的刘深率数千残兵往后撤退，被宋隆济所率的土蛮军一路邀击，毒箭陷井一起上，“（元军）士卒伤殆尽。”消息传至大都，南台御史中丞陈天祥上书，痛陈对“八百媳妇”的用兵之失：
八百媳妇（国）乃荒裔小夷，取之不足以为利，不取不足以为害。而刘深欺上罔下，率兵伐之，经过八番，纵横自恣，中途变生，所在皆叛。既不能制乱，反为乱众所制，食尽计穷，仓皇退去，丧师十八九，弃地千余里。朝廷再发四省之兵，使刘二巴图总督以图收复，湖南、湖北大发运粮丁夫，众至二十余万。正当农时，驱此愁苦之人，往回数千里中，何事不有！比闻从征败卒言，西南诸夷皆重山复岭，陡涧深林，其窄隘处仅容一人一骑，上如登高，下如入井，贼若乘险邀击，我军虽众，亦难施为。或诸蛮远遁，阻隘以老我师，进不得前，旁无所掠，将不战自困矣！且自征伐倭国、占城、交、缅诸夷以来，近三十年，未尝有尺土一民之益，计其所费，可胜言哉！去岁西征，及今此举，何以异之！请早正深罪，乃下明诏诏谕，彼必自相归顺，不须远劳王师，与小丑（指西南夷土著）争一旦之胜负也。为今之计，宜驻兵近境，多市军粮，内安外固，渐次服之，此王者之师，万全之利也。苟谓业已如此，欲罢不能，亦当详审成败，算定而行。彼诸蛮皆乌合之众，必无久能同心捍我之理。但急之则相救，缓之则相疑，以计使之互相仇怨，待彼有可乘之隙，我有可动之时，徐命诸军数道俱进，服从者怀之以仁，抗敌者威之以武，恩威兼济，功乃易成。若复舍恩任威，深蹈覆辙，恐他日之患，有甚于今日者也。
书上，元廷不报。虽如此，元成宗深恨刘深无能败军，下旨罢免刘深等人官职，收缴符印。同时，派出能将刘国杰率军征讨宋隆济和蛇节等人。刘国杰百战良将，在先战失利的情况下，诱敌深入，大败土蛮军，蛇节被迫投降。元军恨这位女蛮酋首先生乱，立即剐杀。宋隆济本来逃免，不久却被他侄子诱执献与元军，也被凌迟。至此，“西南夷”们总算消停下来。
元朝损兵折将加上民夫数十万条性命，也没干掉几个“媳妇”，得不偿失。悔怒之下，元成宗下诏杀掉带头生事的刘深。
其实，元朝对云南、贵州等地区一直倾力经营。至元十三年，即1276年，元朝就在云南行省设置大理、金齿等诸处宣慰司，特别是日后还开辟了从中庆（昆明）到车里（景洪）的驿道，目的在于加强西双版纳地区的统治。忽必烈时代，元朝在西南所使用的“土司”制度饶有成效，招降了不少当地土著，并允许世袭。土司职务也很齐全，设有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招讨使等职位，当然，元廷一般都会派“达鲁花赤”数员到任，监督这些土司向中央政府朝贡和交赋。刘深多事，兴军惹祸，死人耗物，很让元朝受了一把伤。观前顾后，远远不如用“加官晋爵”给大印的手段效益高。
南方虽败，北方却传来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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