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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营

  在外国念书的时候,不同国籍的男朋友多,不算稀奇,但是回来做事,身边仍然跟著英美法苏四大洲的男人,就不算是那么好笑的事了。

  我知道他们背後说得难听之极,叫我的办公室为「国际营」,我就名正言顺的做了国际女郎。虽然自问清白,而且性格开朗,也为这件事烦恼不已。

  妈妈很为我抱不平。

  她常常在亲友面前解释:「……也许性格明快,回儿的外国朋友特别多,其实他们之间很平常。」

  我往往阻止她,「算了,妈妈,越描越黑,随别人怎麽说,别去理他们。」

  「有些事是不能太大方的。」妈妈说:「你不澄清,人家的话就多。」

  「你越澄清,人家的话更多。」我提醒她。

  妈妈气,「我同他们打官司。」她说:「管他们的嘴。」

  「官吃饱饭没事做,还理这些琐事?人家担心香港前途问题还来不及,你为芝麻绿豆的事儿烦恼。」

  「回儿,可不可以转一份工作?」

  「我就快要升级了,而且就在这一两个月间公布,你叫我在这个时候转什麽工作?

  「-避一避那些外国人。」

  「避不开的,香港高度华洋杂处,每间公司都有外国人。」

  「你别跟他们太亲热。」

  「在同一机构内工作,大家兄弟姐妹一般,难道板著面孔做人不成?」

  「你就是笑得太多!」

  「妈妈,你别先入我罪,我有我做人的自由。」

  「就是太自由了,你不知道外头的人说得多难听。」

  「外头的人?我又看不见,我又听不到,管它呢。」你不管我还得管。」

  「妈妈,我劝你同那些长舌妇少来往。」

  妈妈真可爱,「我自己亦是个长舌妇,我不同她们来往,同谁来往?」

  「那么你也攻击她们的女儿,说她们是千年老妖精。」

  「回儿!」

  「为什麽不呢?四十多岁的女人,一个个作小白天使状,面孔化妆得似大殓入棺模样,还充其拥有弱小心灵,想假冒廿九岁零十一个半月……算了吧。」

  「你当心进拔舌地狱。」

  我不在乎,「要拔大家拔,陪我的人多得很,我顶多轮在湾仔,不知多少人在宵湾。」

  「上班去,我说不过你。」

  我笑一笑,回公司。

  公司里的人也不可爱,一个个明争暗斗,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尤其是几个拍马拍得进的小瘪三,时常超级踩人,不好应付。

  我并不是宠将,说我特别会做,我不见得,特别不会做,当然也不是,反正我会混,嘻嘻哈哈胡调,老板你不满意吗?无所谓,再做一次,反正时间是公司的,早受收买,心里不舒服,想想比上不足,比下有馀,也就算了,外头还把我当女强人呢,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谁没有苦水,吐个屁。

  可是在公司同这班牛鬼蛇神,贩夫走卒混,月底还能发下薪水来,辞了工又该作啥?搓麻将、逛街、吃茶?几时到老?

  不可能的事。

  这份工作实是无选择中的选择。

  国际新闻社里,当然有各式人等,包括美籍日本人、中印混血儿、法国马赛人、美国德州人、葡英混血……单单少中国人。

  这也是母亲担心的道理,没有中国人?她深深害怕将来的女婿不是黄炎子弟!怕得要,再安慰她也不管用。

  但是要我到哪儿去找好的中国男人来一嫁了之?

  真头痛。

  慢慢来吧,我也向往结婚,希望像俗话形容的「嫁得好」,但此事不能强求,我连密友都没有。

  法国小子法朗索娃推门进来,「那份香港前途的报告做好没有?」

  「单是楔子已经做死人,」我说:「全香港的报纸社论都有不同的方向,怎麽办?」

  法国人笑:「下班去喝杯酒吧。」

  我想起母亲的叮嘱,「不去了。」

  「怎麽了?」

  我看看他,微笑,「我头痛。」我指指头。

  「你这个家伙,怎麽忽然小家子气起来?」

  我不响。

  过一会儿我说:「法朗索娃,找别人去。」

  「我喜欢同你闲扯。」

  「人家玛歌很喜欢你,又是你同乡。」

  「你自己不去就算了,别跟我乱推荐人。」他生气的走出去。

  我叹口气,总会得罪人,你总会得罪人。

  没到一会儿,又有人进来,我抬头,是中葡混血儿亚方素。

  「嗨,蜜糖儿,」他说:「今夜有空?」

  「头痛,没空。」

  「拒人千里之外。」他说。

  我说:「你的中文没有进步呀。」

  「有没有帮助?你会不会对我青睐有加?我学中文都是为了你。」

  「别灌迷汤了,我已经三十岁,不受这一套,对外头打字员说去。」我摆手。

  「颜回,别恃宠生娇。」

  我说:「真的头痛。」

  他耸耸肩,「下午,我再来约你。」

  我关上门,燃枝烟,打开报告,刚预备做,那个日本人踢开门。他是我上司,我不得不

  敷衍他,同他混。

  我说:「早,今天心情如何?」

  「坏。」他一屁股坐下来。

  我连忙扯一个笑脸。

  「你那篇报告写得坏透。」

  「是是是。」我笑著说。

  「你是一个有才华的人,为什麽不施展出来?」

  「老板,你对我估价太高了。」

  「别找籍口。」他板著面孔。

  我仍然挂著假笑,假得像真的一样,心里想:小人得志,你这个混账王八羔子,有机会我把你切成八块,你这只乌龟。

  「是真的,你要求太高,你自己太能干,事事要一百分,所以我们这些八十分的伙计,你都看不入眼。」我张开嘴,滔滔不绝的假话一直流畅的吐出来。

  我不理他的反应如何,我只为保护自己。

  「我不管,你这报告写得不好的话,我会叫你一直写下去,写一千次!」

  「可以可以。不过下一次一定好。」

  「你是怎么搞的?一点都不专心!」

  「没法子,六年来一直是这样,也不知道别的老板怎麽想,居然做下来了。」死鬼,就是你特别爱找碴,你又不是老板,薪水又不是阁下发的,陪你混就混,我比谁不会混。

  「今夜有没有空?」正题目来了。

  先吓唬我、批评我、伤我自尊,把我说得一文不值,然後约会我,算是提携。

  我说:「我头痛,山本先生,我不想出去。」

  「约了别人吧?」

  「晚上打电话来查我,我会向你报告我头痛的最新状况。」

  他哼一声,不出声,我也看著他,不出声。

  而我们的母亲以为我们坐在办公室,只是听听电话,说说笑的优差。

  把山本打发走了,我才用心看了一下报告。

  最近工作效率很差,功夫上错漏百出,大概是时间到了,要嫁人才解决得了这种大问,那也得看嫁的是谁,弄得不好更加水深火热。

  很多女孩子希望有王子骑著白马踏踏而来,然而这王子若果养不活你,又有什麽用?

  我颇有点心灰意冷,单身女人如果没有一份工作,那是不行的,凡工作都有倾轧、排挤、斗争——除非阁下一辈子被压在最後一层,被压的滋味更不好受,故此只好向上爬,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我把头理在桌子上,在江湖太久了,咱们像定了型似的,很难走回家庭去。但我是这么累,我叹息,除却天边月,没人知。外表看上去,也还是一个焊强的时代女性。

  我刚安定没多久,美国人森姆探进头来,「怎么,颜,又郁郁不欢?」他是国际营中最公道的一个人。

  「你想我怎麽样?」我反问:「跃上办公桌跳肯肯舞?」

  「别拿我出气,访问杰出国际科学家一事,是否由你负责?」森姆问。

  「不是!怎麽推到我头上来?」我气愤,「那两个新丁为什麽不做?」

  「嘿,新丁得宠,你不得宠,总之你支老丁的薪水,做什麽工作有什麽关系?」

  「我要是跟日本人唱歌跳舞去,又自不同。」我说。

  森姆讶异,「值得吗?他的薪水才比你多一两千,他又不能捧你上天。」

  「可是他能叫我受闲气。」我闷闷不乐。

  「谁不受气?」森姆说:「别说我阿Q。」

  「不会,我比你更Q,我乾脆姓Q。」

  「这是联络的地址电话,你好自为之吧!」森姆出去了。

  我无奈,背上相机,出发。

  那科学家年纪很轻,是中国人,长得很端正,一表人才,十分出色,姓陆。我为他做了一个很短的访问,便打道回府。反正写什么都会被日本人批评得树叶都落,他咬定了我不行,渐渐连他自己都相信起来,此刻,恐怕就算我答应与他出去吃饭跳舞,都来不及了,他仍然认为我是小学程度,人在上,我在下,除了忍无可忍,重新再忍之外,别无他法,每一间公司,每一个机构,都少不了这样无理取闹的人。

  管伙计合理、听话,持大学文凭,有十年经验,他还是爱踩就踩、一只臭皮鞋压上面孔来。

  每天早上,我在搽五百元一罐润肤霜的时候,就同自己说:这麽好保养为的是什麽?又没有丈夫儿女来吻别,不过是回公司去贴上司的冷屁股罢了,唉。

  可是天天还得做下去。

  习惯了。

  德国人议斯问我:「你不舒服?」

  「吃不下饭。」

  「看开点。」他笑。

  我坐下来,匆匆忙忙写好一篇访问,没有什么精粹可言,平平稳稳,普普通通,交上去。

  日本人出来说:「为什麽不自己交进来?别老叫信差走来走去好不好?」

  「好好好,我以为你关着门,不想人打扰你。」我仍然息事宁人,怎么都不同他摊牌。

  他拿著访问,看都没看仔细,「这开头不好,谁会看这样的句子?重写过。」用铅笔一笔勾销。

  我心想笑,又觉得不是笑的时候,从是挂上一个愁眉苦脸的面具。

  「你明白我说什麽?我猜想你不明我说什么。」他吼。

  我仍然一丝火气都没有。「我明白,我当然明白你说什么。」

  他进房去关上门。

  我耸耸肩。

  法朗索娃走过来,「干嘛?他跟你是耙上了。」顶关心的,「你什麽地方得罪他?」

  我问:「你真想知道?」

  他点点头。

  「三个月前,我前任老板临走之前同他说,颜回的稿子最好。这一下子赞坏了,如果我前任老板对他说,我简直可以代他的位置,我早就变成八块。谁想害死谁,就在他老板面前夸他你明不明白?」

  「我完全相信。」法朗索娃点头。

  「下了班去喝酒吧!」

  「好。」法朗索娃问:「你头不痛了吗?」

  「债多不愁,虱多不痒。」

  借酒浇愁,难怪中环酒吧,到下班时分挤满了酒客。

  大冢江湖混饭吃,谁当真救国救民?得过且过,但日本人偏偏日日跟我闹,他是想我辞工吧!但是我不会那麽做,不是不想争一口气,而是无处可去。

  喝到第三杯的时候,有人同我说话:「颜小姐?」

  我转过头去,「咦,陆先生。」是那个高温物理专家,心里有些高兴,我难得见到一个公司以外的人。

  他温和的笑,「下班来轻松一下?」

  「麻木一下。」我更正他。

  「不介意我坐你身边?」

  「欢迎之至。」我喝了一点酒,活泼起来,用手撑著头,微笑,「请坐。」

  法朗索娃说:「喂喂,这是我的位置。」

  「滚开,」我说:「别吵。」对陆说:「那是我的同事,不必理他。」

  「你们那里外国人很多吧。」

  「简直没有中国人,只我一个。」我笑。

  陆说:「不过像我这样的中国人,也同洋人差不多,我在多伦多十三年了。」

  「那麽久?不过普通话还说得很好哇。」

  这时议斯过来拍拍我肩膀,「不是说头痛吗?」

  「去地狱。」我说。

  陆笑,「你的中洋外交法很特殊。」

  「外国人,不必对他们好。」我懒洋洋的说。

  陆看看我,「从没听过这样的论调。」

  「如果你像我这样,天天受著洋气,你也会学我。」

  「真的有那麽多气受?」他笑。

  我凝视他,「你们这种顶尖专门人才是不会明白的,像我们这一行,任何人三个月就可以上手,人才过剩,老板才不在乎谁去谁留,况且各人学历又杂,学徒出身的瞧不起大学生,大学生又不喜欢学徒。」

  他点点头。

  「不好意思,认识才三小时就吐苦水。」

  「大家同胞,有话不妨说。」他幽默。

  忽然之间我很感动。

  没有人关心我已有三四年,忽然之间我有向他倾诉我的一生的冲动。

  三十岁的女人,前半生的故事长过一本书,说不胜说,也无必要说,我忍下来。「吃过饭没有?」陆问。

  「没有。」我盼望地看著他。

  「我们一起吃。」他站起来。

  议斯与法郎索娃,还有亚方素也在,都齐齐叫出来,「喂喂,颜,你到什麽地方去?」

  我说:「我与中国人去吃饭,请大家记得我也是中国人。」

  如果妈妈听见,一定认为我放浪得离了谱。我也费事多讲。

  到了餐馆,酒意去了一半,有点窘,只好继续喝酒遮丑。

  再下去我会醉,我知道大事不妙。

  「别喝了,明天还上班呢。」陆温言的说。

  我放下了杯子。从来没有人劝我不要喝,第二天头痛是一回事,同事们至多抱着头欲仙欲死,但少有人觉得我会受不了,每个人都觉得我受得了一切——拿男人的薪水,做男人的工作,男人受得了,她也该受得了。

  我感喟。

  他说:「我会在香港留下来。」

  「那很好,」我说:「你是反潮流的,现在大家都嚷着要走。」

  他说:「找到工作,就不想离开。」

  我一味点头,他替我叫了清淡的菜式。

  我想:妈妈要是看见他,那才高兴呢,准把他当乘龙快婿。这样的华籍男子是吃香的。

  我默默吃完饭,由他送我返家,这也是崭新的经验,通常我们在酒吧外分手,一声呼啸,便各散东西,哪有送到家这种事,不可能。

  送到门口,居然有点依依不舍,中国男人就是这点细心与含蓄,他双手插在袋里,等我开口。

  我说:「今天晚上很高兴。」

  「我也是。」他说。

  我补上一句衷心话:「很久没有这么高兴了。」

  「我也是。」

  我笑。「再见。」

  「再见。」他说。

  我又补一句,「有机会,大家再见面。」

  「好的。」他摆摆手。

  那夜我虽然疲倦,但却没有入睡。

  在床上辗转反侧,不知恁地失眠。我不大失眠,通常回家便看电视或武侠小说,把公司里的事忘得一乾二净,痛痛快快人睡,然後第二天起来再捱。

  当下我想:那麽好的男人,永远不再,不会有第二个了。他会不会约会我?

  我长叹一声,唉。

  第二天眼睛怖满红筋,像小白兔,也只得去上班?

  我有什麽奢望?什么都没有,但愿地铁有空位,但愿日本人不要骂我,於愿已足。

  越活要求越低,不知是可恼还是可笑抑或可悲。

  我说不出话来,心里面觉得很闷。

  今早日本人迟回,我往往希望他迟到,最好迟到十二点才回来,下午吃完饭就不要再上班,也让我们有个轻松的时间,做小职员往往就是这麽可怜。

  有什麽要求可言?

  我伏在桌子上想。还有什麽要求?

  女秘书来说:「今天山本放假。」

  我如得了什麽甜头似的,大喜,像是释囚,又像猴子除了紧扎箍。

  怎麽会这样?心中有一阵空虚,原来与日本人斗也是一种娱乐兼寄托,这个人不上班,就乱成一团,不知何去何从。

  真是生成一条贱命。

  我伏在桌上太息。

  真不知说些什么才好。

  因没有他进进出出弄得同事们鸡飞狗走,这个国际营立时安宁下来,大家拿看杯咖啡百般无聊地阅读、聊天。

  印度人阿简跟我说:「听说你找到男朋友,而且是中国人?」

  我摇摇头:「谁说的?」

  「亚方素、法朗索娃他们,说你对那中国人的态度完全不同,客气与女性化得不得了。」

  我默然。有这种事?旁观者清。

  阿简说:「以你这种人才,颜回,为什麽不出去找一份工作?省得在这里净受气。」

  「你高估我了,我也不是净受气的,有薪水可支。」

  「我们有家累,没法,走不动。」

  他太太是中国人,有两个可爱的孩子,雪白雪白,并不似他。阿简是幸福的,做死也有个大前提,不比我们这些女人,赚了来赶紧花掉,拚死命的赚,又拚死命的花,如果不做,时间又怎么打发。

  花地玛走过来,「跟颜回说些什麽..」

  「颜回心情不大好,你同她说说清楚。」

  花地玛坐下点根烟,「心情为什么不好?」

  我反问:「心情为什么要好?」

  「为公为私?」花地玛喷出一口烟,「为公为私都划不来。」

  「我是你,我也这样说。」

  「为了日本人对你不好?他对每个人都这样,你管他呢,他要压你也压不死你。」

  「压得坏的。」我说。

  「这里谁都不好过。」花地玛说。

  我微笑:「大家都是百折不挠的人了。」

  「嫁了吧,中国男人对太太好,常常请佣人来服侍妻子,其馀的男人没有这麽好。」

  「他会不会讨厌我?」我问花地玛。

  她睁大眼睛:「我不知道你说的是谁,日本人?」

  我不响。

  「他讨厌你有什么关系?他爱上你才糟糕呢。」

  我苦笑。

  「找个男朋友是正经,去年一年嫁掉了施美美,还有玛运达。莉兹生了个女儿,你知道吗?」

  她还没有结婚。

  「我不同,」她自嘲,「有几个中国人肯娶印度人?还有,本地又有多少个印度人?」

  我不出声。想想又是,比我们更难。

  「叫我回印度去嫁?开玩笑了。」她说。

  我看见她的香烟喷出来,喷得一办公室都是,有时候觉得办公室似只臭烟灰缸。

  我仍然不语。

  「下了班去喝一杯。」她怂恿我。

  「不去了。」我说:「想早些睡,天气这麽冷,被窝真可爱。」

  「听说你有中国男朋友?」

  我摇头:「十划都没有一撇。」

  「别不高兴,日本人的白眼,当伊是死的。」

  「不是他。」

  「又不是他?颜回,你说话越来越文。」花地玛伸个懒腰:「这几天才觉得自己老,你知道吗?竟起不了身,想当年十多岁的时候,别说是熬夜,三天只睡两个晚上,也闲事。」

  我也觉得精力大不如前。

  英国人纽卡素很少搭腔,但闻说,转过头来一笑。

  花地玛反问:「笑什么?能帮忙就帮忙,别叫颜回跟著日本人吃苦。」

  纽卡素举手投降:「这是大老板的主意,我哪里晓得那麽多?咱们这些小豆子,跟你们一样,听人调派。」

  我说:「花地玛,别乱代我求情,真的做不下去,可以不做,难道还会饿死不成?」

  花地玛看我倔强得不领倩,便讪讪的说:「我开工了。」

  我就是不会打蛇随棍上。

  我脾气并不好,但偏偏不肯同人吵架。不是不会,而是不肯,谁也别想逼得我开口翻脸。怪来怪去,当然怪自家学艺不精,干嘛跟这些贩夫走卒在一起,日子久了,难免人家不把我当同类。

  我用一枝笔在纸上乱画。

  日本人的秘书又过来,「山本有电话找你。」

  「嗯。」我去听电话,这叫做遥远控制。

  日本人在电话中大骂我,说我把统计数目抄错,会累他受责。我去翻出底稿,果然错了,心中懊恼,不能宣之於言,怎么搞的,心思到什麽地方去了?多年工作,从未出过这种小错,一向无瑕可击,这是怎麽搞的?难道运数已绝?

  我说了数十声「对不起」,倒是由衷的。

  平时丝毫不错,他还鸡蛋里挑骨头,如今手中有芝麻绿豆的证据,他能把我开除。这般诸多为难,是否叫我知难而退呢?

  挂了电话,我脸色更苍白,伏在桌子上。

  电话铃又响,我接。「是颜回?」

  哇!

  我顿时精神一振,好比美人被困铁路轨上,遇超人来救。

  我说:「是我,什麽事?」

  「中国人想约你吃晚饭。」

  「几时?」我问:「快说!」

  「今日明日与後日以及大後日。」

  我自心中乐出来。「不过你的耳朵可苦了,我有大把苦水,要对你倾诉。」

  「有什麽苦?都是细节而已。」他笑。

  「这个国际营内的生涯不好过。」我立刻开始。

  「整个地球上的生涯都不好过,今夜开始大家交换心得。」

  我哈哈大笑起来。

  阿简、花地玛、亚方素、纽卡索、法朗索娃他们一起转过头来看我,我朝他们眨眨眼。

  他们摇头说:「神秘的中国人,情绪波动得这麽厉害。」

  我按住电话筒,大声朝他们说:「去死吧!」

  大家一起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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