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二
我每个星期回城一次,在家里呆两晚一天。每星期天晚上从老板手里接了钱,搭丹尼的车回城去。第二天早早地到银行把钱存了,然后坐在一边,看存折上计算机打出来的数字,心里计算着这个月又能存多少,什么时候可以存到一万块。把存折看上半天也是很大的快慰,看完了小心收好,还暗暗在心里嘲笑自己一番,没料到在加拿大自己变成了个钱迷。到葛老板那儿工作以后,积蓄的速度大大加快,每个月能存一千多。每次这个存折上满了一千,我就把这一千转到另外一个户头上去,在那儿凑成一个大数。看着那大数一级一级跳上去,我就在心里对自己扮了鬼脸儿偷偷地笑。
(以下略去400字……)。
和思文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我又写了一封信给舒明明。不敢说吵架的事,只说自己处境不好,心情也不好。她回了信到历史系,要我不要去赚那些“要命的钱”,尽快回去,还有一些疯疯颠颠的话。我看过以后舍不得撕掉,藏到哪里也不安全,就放在衬衣口袋里。这个星期一思文叫我去学校游泳,脱衣的时候我想起那封信,一摸竟不见了,翻遍了口袋也没有,我想可能是掉在餐馆的楼上了。到了游泳池边我还在想,思文穿了游泳衣过来问我想什么。我说:“没想什么。”怕她再问,抓了她的肩往水里一推。那天思文态度特别好,缠缠绵绵又有点恋爱时的意味了,这使我心中都有点不知所措。游泳回来我把挂在壁橱里的衣服都摸了一遍,又在床上翻找了,都没有。我确信那信是掉在餐馆了,就不再去想这件事。
中午我在楼下厨房里淘了米准备煮饭,思文站在楼梯上喊我:“高力伟来,有一封信。”一边向我招手,脸上神神秘秘地笑。我心一沉,马上想到了那封信,但看她的神态又不象。我放下锅跑上楼去,一看她手上捏的那信的纸样,就明白糟了。思文说:“有一封信,在椅子底下捡到的,可能是老宋的女朋友写给他的,他昨天到这里来过。这上面写的是宋志,老宋又是叫宋志明。”宋志是我给自己起的化名,舒明明来找我,就在门外叫“宋志”,我去找她,就在她家楼下叫“范娟娟”。我连忙说:“那肯定是的。别人的信你不要看,宋太太知道了就不得了。我下午正好去找老宋一下,带了给他不让他太太知道。”思文把信递给我,递了一半又往回一缩,我伸手一把抓没有抓到。我的动作引起了她的怀疑,她说:“那不,我还看一下。我还只看了开头几句。”我说:“要不得,别人的私信你看什么?”她说:“又不是我拆他的信,他自己掉到这里的。你知道我是最好奇的。”她把信打开,我突然伸了手去抢,她有准备,一让我没有抓到。她已经意识到了什么,把信折了放到口袋里,说:“你先出去,我自己先看。”我说:“一起来看一起来看。别人的私信你最好不要看。”她说:“别人是谁?我看这个别人就不是别的人。”说着使劲把我往门外推。我知道没办法了,被推到门外说:“你看吧,你看吧。”门砰地关了,我反而平静了下来,下了楼去煮饭,心想,你总不会忘了打我把钢丝发梳的橡皮都打得翻出来的事吧!我甚至感到了一种压抑的轻松,一种带恶意的快感,一种把一切都豁出去的力量。
我把饭煮上,刚准备切菜,楼梯“咚咚”一阵响。思文站在楼梯上,把信捏成一团向我扔来,“老宋的信,你自己看去吧!”说完又“咚咚”上楼去了。我把信塞到口袋里,继续切菜,体会着这风暴到来之前的平静。初春的阳光从窗外射到脸上,有一种柔和的温热,鸟儿在树枝上欢唱,我切着菜,刀在塑料砧板上发出空洞的声音。我想着思文也许在等着我去给她一个出乎意料的说明,使这一切都得到虽然奇怪却合情合理的解释,我偏不去。过了一会楼梯上又一阵响声,思文走下来问:“信呢?”我很平静地说:“你不是看过了吗?”她提高声音说:“信呢?”我说:“你自己丢在哪里,我怎么知道?”她转了身子在地上看了一圈,突然向我扑过来,伸手去搜我的口袋。我用力挣开,她又扑上来说:“信呢?你不给我,我今天就要你拿出来。”她以拼命的姿态抱了我的腰,我挣了几下没挣开,只好说:“你拿去,你拿去,跟个恶婆娘一样。”她搜我的裤口袋,摸出一张纸说:“不是的。”正想塞回去,又看一眼说:“咦,这又是一封。”这话提醒了我,可糟透了!这是我写给舒明明的回信,写了一半塞在口袋里,我都忘了这件事了。思文拿了这封信,那封也不要了,又“咚咚”跑上楼去。楼上传来门砰地一响。我也没心思做饭,关了电炉,坐到客厅的沙发上发呆。不一会听见房门一声轻响,思文慢慢走下楼,平静地走到我面前,把信递给我说:“收好了,你去寄给那个女人吧!”我接了信,慢慢折好塞到口袋里,也不做声。
思文站在那里说:“怪不得,怪不得。”停一会她说:“怎么不做饭,肚子饿了。”我说:“我懒得吃呢。”她说:“你不吃我还要吃,气得饭都不吃,我没那样蠢,伤了身体是自己的。”说着就去做饭,做好了端到客厅说:“吃饭。”我端了碗闷闷地吃完,说:“瞌睡了。”就上楼去。她跟了上来关了房门说:“高力伟我跟你谈谈。”我说:“谈什么谈,我要睡午觉了,累了一个星期盼星星盼月亮才盼来一次午觉。”她说:“好骄傲!搞半天是我没道理。”我说:“道理从来都在你手里。”她说:“怪不得你对我这样铁冷冰冷的,原来你在国内还有个情人。”我说:“什么情人,情人这个词可不是随便可以说的,我跟别人怎么样了吗?是朋友,朋友!”她不容反驳地说:“情人,就是情人!”我说:“你要说是情人我也没有办法。”她轻笑一声说:“我心里想的是你,做梦也梦见了你,这是写给朋友的话吗?”我说:“我不想骗她,也不想骗你,我就是这样的心情。我原来没有这样的心情,有这样的心情我就不会出国了。但到了这里我心情变化了,你自己知道是为什么。”她说:“我昨天还在想,这样下去我们的关系很危险,今天还叫你去游泳,看起来我是自作多情白费心思了。”我说:“既然话挑明了,我就说几句。游泳什么的,不能解决我心里的问题,我早就跟你说过,我不能接受一个压倒我的女性。这一点我想骗自己也骗不过去。你说这是封建思想也可以,批判了也不能解决我心里的问题。没有了感觉你有什么办法,连我自己都没有办法。”思文激动得有些结巴起来。“好,好,高力伟,好。你倒还嫌我太能干了,我……难道……我懒得讲。”我说:“那我可就睡了。”说着躺了下去。她说:“你坐起来。”我故意想转移话题,说:“我这么歪着听也是一样的。”她就让我那么躺了,说:“难道我愿意这样?我是被逼出来的,逼出来的!我还想做个贤妻良母呢,什么事你都包圆做了,我正好难得劳神,在家里坐享其成,别操心把自己操心老了。”我说:“那好,你真的就不劳神了,倒是你我的福气了,只怕你舍不得放权。第一件事我就说思华不要来了,来了没有意义,你愿意不?”她说:“你又逼我!”我说:“说了你做不到,还要说自己不想操心,想做贤妻良母。”她说:“形势逼得人没有办法!想来想去我就是想不通自己哪里错了!”她伏在桌上哭起来,“我好不甘心啊,心里好委屈好委屈啊!妈妈,妈妈!你女儿心里好苦命好苦啊!”她哭着肩一起一伏,象有一只无形的手压下去,放松,再压下去。我坐起来,观察她究竟是撕心裂肺的痛哭呢,还是感情的夸张放纵。过一会我叹口气,心中那柔软的部分又占了上风。我躲避着这种柔情,在心里对自己说:“人啊,有时候得狠心一点,没有办法!被那同情的感情支配了,到头来害了自己也害了她!她都设计好了,去游泳制造浪漫气氛,然后,把头无力地靠在你胸前,然后……但是,有了那样许多以后,这可能吗?我应该有勇气告诉她,我已经不爱她了,自从那次挨了打以后,那样的感情在我心中就再也没有办法恢复了,那是一个临界点。人不应该回避心灵的真实,尽管这种真实那样残酷。”这样想着我几乎有了勇气把这种想法说了出来。我意识到了这也是一个机会,既然揭开了伤口,就不能再回避,要痛就做一次痛了。
我站了起来,在那一瞬间似乎更有了勇气。我深深吸一口气给自己一种鼓励,说:“思文,你听我说。”她抬起头,一声不吭望着我,目光透出一丝哀怜。我害怕这样的目光,面对这样的目光我没有勇气说出那种残酷的真实。在那种狂暴的对抗面前我有力量坚持到底,但在这样的神情面前,我坚持的勇气在迅速的瓦解。站在那里我感到了内心力量的消逝。思文见我不说话,平静地催促我:“你说,你想说什么你就都说出来,我听着呢。”我在心中告诫自己:“不要回避现实,今天回避了明天还是回避不了,说出残酷的真象不是卑鄙,不诚实那才是卑鄙呢。”我感到生命那沉重的帷幕又一次在拉动,展示真象的时机到了。我又深吸一口气,象是要吸入一种勇气,说:“思文,你听我说。”她显然注意到了我神态中有什么特别的东西,睁大了眼紧张地望着我的脸,象准备接受某种的宣判。我的勇气一下子又消失了,说:“思文,你听我说。”
我延宕着想重新鼓起勇气,深吸一口气,却看见她眼睫毛一眨一眨地,就机械地说下去:“你听我说,这件事是我的不对。”鬼使神差,我竟说出这样的话来了!我心中感到一种隐痛,但还是继续说下去:“这件事是我不对,我前一阵子心里太苦恼,没有人说,就写了一封信,心里有苦恼总想找个人说。”她紧张的神情松驰了,平静地说:“按你说你倒是对的,不对的是我。心里有苦恼,想找个人说说,谁又能说这不对呢?说起来倒不是你错了,是我错了。”我说:“我又没有说是你不对。除了动手打我,别的我都可以理解你。在这个陌生的世界里,自己不能干又怎么办,有谁会来可怜你帮助你?只有自己救自己。但是理解是一回事,接受又是一回事,你说是不?我理解你,谁又来理解我?让我把自己闷在心里闷死?”她说:“高力伟你别把话说偏了去,你跟那个范娟娟有不正常关系在前,我动手打你在后,是不是事实?”我急了说:“什么不正常关系,你没有根据不要乱猜。”她说:“我到什么地方去找根据,隔了千山万水还有一个太平洋,谁知你们两个一年都干了什么!信上写的就够了,等你一年,这是什么意思?”我说:“那你再看我一年会回去不?会回去就是真的,反正一年已经过了一大半了。”她说:“那还可以又写信说等两年呢。”我见她步步紧逼,心中的反抗情绪又开始涌动,就想着是不是干脆倔一下转个弯,把对话拉回到感情已经破裂的话题上去。正想着思文说:“以前的事我也不计较了,哪怕你跟这个范娟娟有过什么……”我连忙说:“没有,没有,真的没有。”她不听我的解释,说下去:“哪怕你跟这个范娟娟有过──什么事,我也算了。你自己说,现在怎么办?”我说:“我写封信给她,说清楚我们远隔万里,前途未卜,有太多的想法也不现实,就此不要再来往,这可以吗?”她说:“可以,但是……”我打断她说:“好,好。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我写封信你去发,这总可以。还要怎么样你也说出来,总不至于逼我写信骂她。说起来都是我不好,她小孩子不懂事,也挺可怜的。”思文说:“小孩子不懂事?别让我笑了。别的也许真的不懂,挖墙脚她可懂。”我说:“不说了,不说。”她说:“那你写。”我说:“今天来不及了,下个星期写。”她说:“随你,你不写也随你。”
一直到晚上思文再不提这件事,我也没料到这么轻易风暴就平息了下去。我猜想她是算计好了放我一马,这样就平衡了自己对我动手的事。吃过晚饭我说:“外面天气好,我出去走走。”她说:“我也去,在家里都憋一天了。”我说:“监视我吧,我在这里找谁去!”她说:“在这里我倒放心,你找不了谁。”我说:“那你也别小瞧了我,下次放颗卫星给你看看,还不惊得你蹦跳。”她笑着直摇头。
我们信步走到一片草坪,在长凳上坐了。春风带着潮湿的暖意在人的周身温和地抚慰,天穹发着淡白的微光。在夜色朦胧中,有人在低语,却看不见人影。花儿在某个隐秘的角落散发出淡淡的芳香,树梢上泛着银光。沉寂中有一种隐约的浠浠之声,象微雨飘洒在草地上,又象无数小虫在草丛中跳跃穿行。沉默中我感到了一种压力,于是说:“到了春天纽芬兰还是很舒服的,冬天真的太漫长太可怕了。”她说:“到明年买一辆车,冬天就没有那么怕人了。”我掐下一根多汁而肥大的草茎,用手揉碎了,把那汁挤下去,又把手凑到鼻子前去闻那草茎的清香。思文大概也感到了沉默的压力,说:“我有点冷了,回去吧。”我说:“走。”在路上我信口提到葛老板说:“要我象葛老板那样过一辈子,我也不愿意,有钱也没意思。”她说:“不知道你要怎样才有意思,好象有什么大事等着你去做。一个人能那样也就可以了,还要怎么样呢。”我说:“没有意思。”她说:“没有能耐做到那一步倒是真的,自己做不到也不要说别人没有意思。”我说:“又嫌我无能了。”她说:“你这么多心叫我怎么说话?到处是地雷,走一步就踩着了,轰的一声爆了。也许我和你只能说与你和我都无关的话。”我心想,怎么回事,随便说句话就对上了,这怎么得了?
晚上睡觉的时候思文说:“想起那年刚结婚,胡大鹏的妻子对我说,高力伟长那么嫩相不好呢。要我有机会了寻事跟你吵,把你磨老了才能够放心。我当时还奇怪她怎么会这样想,谁愿自己的丈夫老呢?结果真的出问题了。想起来她倒是对的。”我说:“这半年多我起码老了三年。”她说:“可惜还是不见怎么老。”我伸了胳膊去搂她,她一甩让开了。我说:“你不喜欢老子老子自己喜欢自己。”她说:“你讲错了,我不喜欢你还会有别的人喜欢你。”又说:“有件事我实在忍不住要问你。”我说:“又要问那件事了,终于忍不住了。”她笑一笑说:“就让我好奇一下可以不?你老实告诉我,那个范娟娟到底是什么人呢,长得特别漂亮还是怎么的?我就不相信她能够比我强到哪里去了,还能强到哪里去呢?”我几乎想说:“就是比你弱到哪里去了才有了味道呢,还敢比你强?”怕又会引起不高兴,忍了没说。她催促我:“你说真的!我不会怎么样!”我想,你不会怎么样?你真的是不吃醋的人!我可没那么傻!我说:“那些多余的话就不必说了吧!”她说:“哼,我不知道?那些故事还不都在你心里。”
三十三
思文说得不错,那些故事都在我心里。
跟舒明明认识,是我自己也没料到的。那时思文刚刚出国,我们欠下了一些钱,我心里很不安。朋友介绍了一个晚上教自考学生的机会,我就答应了。授课的时候,我发现坐在靠窗位置的一个姑娘总注视着我,我敏感地觉得这种注视有着某种不同寻常的意味。那姑娘一停止笔记,目光就停在我身上。有一次我把目光转向别处,然后突然朝那边望过去,她就很羞涩地低了头去记笔记。这种羞涩使我觉得很有意思,讲着课不时将目光扫过去并停留一下,她竟不敢再抬起头来。她的长相并没有激起我心里的某种特殊体验,我只是觉得这样有点好玩。下课的时候她站起来,我甚至有点失望,她身材矮小。另外两个漂亮的姑娘带着含蓄的媚人微笑对我点头,从讲台边经过,她们神态沉着,举止从容大方而有分寸,显然相当老练,对自己的风采有着深刻的理解。
我收拾了教案准备走,一个男学生拦了我问一些问题,那姑娘也站在几个人中间听着,闪避的目光中含着几分稚气的崇拜。不久好象是突然发现讲台边只剩下自己一个人,而我正用询问的目光望了她,便羞红了脸悄然离去。讲了几次课以后,我收到一封信,是一个叫舒明明的女孩写来的。她将自己描绘了一番,我就知道是她了。她的信中流露着自卑,希望得到我的特别帮助,并请求我借几本书给她。我猜想着这中间也许有着别的意味,一种好奇心顿然产生。把信收了起来也没有再去多想。
谁知有一天中午,我刚准备睡午觉,有人敲门。开了门一看是舒明明,吃了一惊,她见我有些惊讶,马上申明说自己是来借书的,又问我肯不肯。我总觉得借书是一个借口,但还是借给了她,心里笑着:“小姑娘你还是太嫩了一点。”她拿了书停了一停,见我不说什么,就说要走。等她站起来准备走,我忍不住好奇心,问她现在做什么,家住在哪里。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种好奇心中也潜藏着不自觉的动机。她告诉我,她前年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痛哭一场之后决心用三年时间通过自学考试。已经考过了几门,我教的这门课她感到最没有把握。她现在在一个公司当出纳。她说着这些的时候,语调平静又略带着点羞怯和哀愁。我想着她的胆子真是很大,居然敢找上门来。但她的神态又是这样淳朴,毫无矫饰,也不掺揉半点媚惑。我说话时望着她,她又微微红了脸,低了头不敢迎了我的目光。这种神态大大地激发了我心中的某种情绪,深心不由地一动。我问她对我讲课的意见,她用了尽可能好却不太精当的评语,其中包含着掩饰不住的热情。我笑了笑,出乎自己意料地大胆说了一句:“我哪讲得这么好,你的评价带了点感情色彩吧。”这种大胆连我自己也吃了一惊。她马上绯红了脸,低了头瞧着地上,鞋尖在地上前后摩擦。我沉默着,使气氛变得沉闷而让她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在这种温和的窘境中,我感到了一种快乐。她终于抬起头来说:“高老师,我走了。”我觉得有必要消除了那种压力,又把话题转向她的生活种种。原来她是工程师的女儿,两个姐姐都考上了大学,她自从高考失败以后,就生活在一种无形的阴影之中。她的话激起了我的爱怜,却没意识到这种爱怜已经悄然地和不自觉的情欲纠缠到了一起。她出门的时候突然问了一句:“你是一个人住在这里吗?”我说:“是的,现在是一个人。”一种诚实的愿望促使我想告诉她,我妻子出国去了。但一种专横的内心力量阻挡了自己说出这句话来。
下一次去讲课的时候,我一进教室就看见舒明明坐在中间第一排,我猜想她是早早到来占了那个位置。讲课中我偶然望她一眼,她就会意地微笑。她不再低了头回避我的目光,显然我们之间已经有了某种默契。下了课我擦干净黑板,转身看时学生都走光了,舒明明也不见了。我若有所失地停在门口张望了一下,失望的感觉在心中弥漫开来。这样的姑娘我不知接触过多少,却从来没有这样的感觉,我觉得她们都不能和思文相比。但今天是怎么了?我明显地感到了今天的情绪有些异样。我在心里对自己说,这不过是寂寞中的幻觉罢了,过几个月就要去加拿大了。这样想了,那若有所失的感觉仍没有消除。我推着单车出了那所中学的校门,正准备骑上去,黑暗中一个拘谨的声音在叫:“高老师。”随着声音,舒明明从黑暗中闪了出来。我说:“你躲在这里!”她说:“高老师,我想问你几个问题,又怕别人笑我,这等在这里了。”我推了单车和她一边走。我说:“舒明明,你的胆子很大。”她吃惊说:“大家都说我胆子小。”我说:“这么晚了你不怕我?”她说:“你是老师,我怎么会怕你?”我说:“你别以为你老师前老师后,我们就只是学生和老师了。”她说:“反正你我是不怕的。你我就是不怕。”她问我几个问题,也没怎么问到点子上,我回答了她。走到一个十字路口,她说:“我要从这边去了。”却站着不动。我说:“你走回去,不搭车?”她说:“都走有一半了,走回去算了。”我说:“送送你吧。”我上了车要她跳到后座上去,她说不敢跳。我又停下来让她扶了我的肩在后面坐稳,骑了起来。我提醒她坐稳,她两只手怯生生地抓住我的衣服。到了她家楼下,她说:“高老师,到我家去吗?”我说:“那怎么行?”她说:“怎么不行,我爸爸妈妈都很好的。”我想告诉她思文的事,又觉得太突兀,说:“今天晚了,下次去吧。”她指了楼上的阳台给我看,告诉我她家在四楼,又说:“没事来玩吧。”我说:“星期六请你跳舞去,去不去?”她不做声。我说:“不想去就算了。想去就说去。”她说:“去。”我说:“我怎么叫你?”她说:“我在家等你。”我说:“我怕你爸爸妈妈。”她吃惊说:“那怕什么,他们真的很和气的。”我说:“你爸爸知道你跟别人去跳舞,会打你的。”她说:“那你在楼下叫我。”我说:“叫你你妈妈还不跑到阳台上来看。我叫范娟娟,你就下来,好不?”她答应了。化名所具有的神秘色彩显然使她感到兴奋,她默默地念了几遍“范娟娟”,说:“那就这样,你自己别忘记了。”她口中轻轻念叨着那个名字上楼去了。
这种带有秘密性的约会使我有着特殊的感受,我想舒明明更会有这样的感觉。星期六傍晚,我在楼下叫一声“范娟娟”,她马上从阳台上探出头来向下面挥一挥手,两分钟后就下来了。我注意到她今天化了妆,比平时漂亮一些,走过来时也显得特别轻捷。她走过来要搭我的车,我用手势阻止了她,要她跟在我后面走。到了没人的地方,我扶着她坐上去。她问:“怎么要到这里才搭我?”我说:“那边有你的熟人,看见了不好,天还亮着。”她说:“那怕什么,又没做坏事。”我说:“别人要说闲话的,明天又会告诉你妈妈。”她说:“想告诉我让他告诉去,又没做坏事。”
她不太会跳舞,但身子轻盈,很容易带起来。跳了几曲,在闪闪烁烁的灯光的刺激下,那些歪七歪八的念头在我心中闪闪烁烁。跳完一曲,我拉着她的手回到座位上去,她顺从地跟着我。她坐下来,我说:“舒明明,给你说一件事,听不听?”她说:“是不是好事,好事我就听。”我说:“不是好事呢?”她说:“那我也听。”她把脸转向我,神色紧张又充满期待。我说:“我们算不算朋友?”她说:“你是老师。”我说:“这里谁跟你说老师学生那一套,问你算不算朋友?”她说:“当然。”我说:“算什么朋友呢?”她说:“好朋友。”我被她逗笑了,想说的话说不出来。又跳了一曲回来,我把心一狠说:“你刚才问我,为什么要走远了才让你搭车,这中间有个原因。”她疑惑着望了我。我说:“你是小孩子,很多事不明白。对不明白的小孩子说不明白的话呢,那就太心狠了点。”我把思文的事简单地跟她说了。还没说完,她就“哇”地一声哭了。这时一曲完了,对面几个人回到座位上来,我捏捏她的手说:“别哭,他们过来了。”她止了哭,脸转过去对了墙壁抽泣。我想,怎么回事,至于吗?想分散她的注意力,又拉她去跳舞,她转过脸来,可怜地望着我说:“等会再跳好吗?”我说:“别跳了,我们走吧。”她轻轻抓住我的衣袖跟我出去。把她送到她家楼下,我说:“明明,我们以后还是朋友,对不对?”她不做声点点头。我说:“你上去吧。”她说:“你先走。”我说:“我看了你上去。”她说:“我看你先去。”我说:“那我走了。”骑了车头也不回走了。骑了很远看见她站到了路中间,在幽微的路灯下看着这边。我在心里叹一口气,又往前骑,心里觉得失去了什么,又觉得一种轻松。
我再去上课,舒明明坐到后面去了,下了课也就走了。每次出门我在校门口停几秒钟,似乎等待什么,又希望那个声音出现,又怕那个声音出现。过了几次什么事也没发生,我想这件事也就这么完了。谁知过了几天,她又来找我了,一进门就说:“高老师,还书给你。”我想,怪了,还书怎么不带到上课那里去呢?我接了书说:“还有一本。”她说还要看看,下次再还。她还了书并不走,坐在那里不做声。我说:“最近还好?”她点点头。我说:“上班忙不?”她摇摇头。我说:“不说话,舌子被猫叼走了。”她一笑说:“没有叼走。”她说着站起来,悄悄向我靠近一点,委委屈屈地低了头,一只手下意识地摆弄着我的衣角。我心里冲动着,手抖了几抖想把她拉拢过来。我终于忍不住抓了她的手说:“我看看你几个斗几个箕。”看完我说:“再看看那只手。”她又把另一只手伸给我。我说:“你是两个斗八个箕。”她说:“那又怎么样?”我说:“算命的人有个说法,我也不清楚。”说着在她手背上抚摸了一下。她双手紧紧抓住我一只胳膊,我搂了她的肩,又在她额头上抚摸了一下。她突然一把抱住我的腰说:“高老师,我来晚了是不是,我是迟到的第三者是不是?你为什么结婚结那么早?”说着哭了起来。
就这样我们开始了偷偷摸摸的交往。她来得太频繁,简直一点也克制不住。我怕邻居说闲话,要她在窗外喊“宋志”,开了门她一闪就进来了。我进一步,她就退一步,从来不反抗。这种信任反而使我觉得不能做得太过分,那太对不起她了。她什么都不懂,把我当作能够解答一切完成一切的人物。渐渐的我对这种柔顺着了迷,几天不见她,心里就悬悬着怪想的。我告诫自己不要越陷越深,不久以后就要去加拿大了。我也告诉了她,自己不久之后就会出国,暗示她对这件事的前景不要抱太大的希望。她说:“高力伟,能不能给我一点希望,给我一点希望。只要有一点点希望,我愿意等。我还不老,是不是?”我不敢给她任何肯定的回答,一个含糊其辞的应允也会被她当作郑重其事的承诺,那样就把她害了。而且,我在心中暗暗将她与思文比较时,感情更多地还是倾向于思文那一方面。我说:“明明,我可真的没你想的那么好,你还以为我真是个什么人物呢!我也没那么大的勇气去离婚,那伤害她太多了点是不是?出国以后会怎么样,我也不知道。”她说:“那你不爱我?你从来没说过你爱我。”我对她从不敢说爱,我觉得这个字份量太重了,那不只是一种感情的趋向,而且是一种承诺一份责任。我说:“我喜欢你,我心里喜欢你我又怕,这对你不公平。”她没察觉我的回避,说:“真的不公平,但我也没有办法,是我自己来晚了。”又说:“我还有点希望没有?那我就没一点希望了是不是?”我含糊地说:“慢慢看吧。”
那天她走的时候有点不高兴,以后好几个星期没有来。这时课上完了,我也没去找她,心想事情就这样过去了,理智毕竟在她心中占了上风。几次想去找她,我内心也有一个声音警告自己:“慎勿造因!这样完了也好,再往下就真会有一场伤心了。”可我心里又总是期待她来,每次出去都觉得她在窗外叫我,匆匆赶回去,怕错过了。到了屋子里什么也没有发生,又惘然若失。有天晚上,她在门外叫“宋志”,我开了门,看她站在黑暗的楼梯上,怪可怜的。我见上下没人,示意她进来,她一闪就进来了,说:“我还是想来看看你,我自己也没有办法。”这天晚上她在我屋子里呆了很久,我们和平时一样用很低的声音说话,笑了两个人就都捂了嘴。我床头有一张画,是个执网球拍的少女,她指了那张画羞羞怯怯地说:“拿下来好不?”我说:“怎么呢?”她不好意思地笑,又指指那张画说:“换一张。”我明白了,笑得喘气说:“画片上的人又不是人,怎么就碍着你!”她说:“就是!”外面有人敲门叫:“高力伟,高力伟!”我和她坐着不动,不做声。外面的人说:“有灯怎么没人。”又敲几下去了。我和她相视一笑。快十一点钟我说:“你该回去了,再晚妈妈会骂你。”她说:“好,你送我。”我打开门又关上说:“今晚不回去了好不?”她点点头。我说:“开你的玩笑呢!那你爸爸妈妈还不会骂死你!”(以下略去130字……)我站在门边犹豫一会,说:“还是走吧。”探头看看上下无人,示意她出去,骑了车送她回家。
以后舒明明几乎每次见了我都说:“给我一点希望。”我理解她心中那种没归宿的漂泊感,不安全感,但又哪敢承诺什么?躲躲闪闪的次数多了,她也就不再提这个问题。在一次分手之后,她没有任何暗示就突然不来了。我开始还想着,再有半年就出国了,不来也就算了。渐渐的心中变得焦躁不安,不能静下心来做一点事。终于我忍不住,骑了车到她家楼下去叫“范娟娟”,也没人应,去了十几次也是这样。我作了种种猜测,又都推翻了。有几次我在楼下徘徊很久,希望能够偶然遇见她,但总是失望。我变得越来越焦躁,想见她一见的愿望也越来越强烈。我这时知道自己是动了真感情了。忽然有一天,我在屋子里枯坐,一个声音在门外叫“宋志”,我激动着去开门,却不见人影,脚下放着几本书,是我借给她的。我用脚把书往屋子里一扫,关了门就追下楼去。只见舒明明在前面走得飞快。她没回头就察觉我在后面,就小跑起来,跑到汽车站那里站住了。很多人在那里等车,我不敢走上去,跑回去骑了车赶来,人已经不见了。我一直追下去,快到她家了,看见她在前面走。我骑上去把龙头一拐,拦住了她,喘气说:“怎么就不理我?”她不吭声,绕过我一直往前走。我又拦了她问:“天天在楼下喊你,听见没有?”她说:“都听见了。”我说:“好狠心啊,你!”她说:“是谁狠心?”我怔了说:“你这样对我!”她说:“你已经够了吧!”说着瞪我一眼。我惊呆了,发怔之间,她已经走了。
我也只好算了。春节那几天我心里很压抑,骑了车到江边去迎着北风吼几声。初四晚上,我鬼使神差又骑车去了。黑暗中我在楼下徘徊,也没有叫她,叫她也没有用,我只觉得这样离她近一点。我在冷风中瑟缩着,看见她家阳台上几个人出来放焰火。看不见人影,我听到了她的声音。我忍不住叫了一声“范娟娟”,有人伸了头出来看一下,等一会仍不见人下来。一会放焰火的人都进去了,我失望着昂了头呆望着上面,用口哨哆嗦地吹出费翔的“风啊风啊,请你给我一个说明。”我看见又有人在阳台上探了一下头,我把那首歌反复地吹下去。最后我失望了,推了单车想走,浓黑中一条人影闪过来叫道:“高力伟。”我说:“明明,你到底还是下来了。”她说:“看你挺可怜的。”我说:“你倒是来可怜我了。”她不做声。我说:“我也不怪你,只想看看你就够了。你知道跟我这样下去不是长久之计,是不?”她说:“嗯。”我说:“你是对的,谁再痴心也不能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一个没有希望的地方,是不是?”她说:“我是这样想的。”我说:“你上去吧,我看看你就够了,我走了。”冷不防她一把抱了我的腰说:“你别走。”哭了起来。我摸她脸上湿湿的一片。我扶她站好说:“明明,我自己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你不理我,我又想你,你理我,我又好怕,我怕自己会害了你。我不想骗你,要跟林思文分手,我也没有勇气。”她说:“我知道,这我早就知道了。”我说:“那我们还是做个朋友吧,真正的朋友。”她笑了说:“不可能!”我说:“以后叫我高老师,别叫高力伟。”她说:“让我试一试吧。”
以后她就叫我“高老师”,我心里觉得可笑,太可笑了。但我又不敢笑出来,一笑就失去了必要的距离感。她眼中总是游动着一丝幽怨,使我不敢正视。这样过了几个月,我从北京签证回来,她晚上来看我,进了门问:“签到了没有?”我点点头。她说:“要到西方去了?”我说:“是。”她说:“好幸福啊,你,就要看到你的那个了,祝贺你啊,高力伟。”说话声音也变了,一手捂了眼睛,开了门就往外面跑。我在一条小路的树丛下追上她,抓住她的肩膀,她就蹲下来呜呜的哭。我蹲在她前面,也不知说什么才好,反复说:“明明,别哭好吗,咱们别哭好吗?”她呜咽着:“我还想着你会签不到呢。”我说:“别哭,怎么就哭了呢,我们不是说好是朋友吗?”她说;“那是骗自己的。”(以下略去50字……)我们在树影下蹲下好久,最后她站起来一擦眼晴说:“高老师,我去了。”我说:“今天别叫我高老师。”她说:“就是,你就是。高老师,我这就说最后一声再见了。”我说:“我送你。”她说:“不要,我还是认得路的。”突然用力把我一推,朝大路上跑去。我看着她的身影在黑暗中晃动,渐渐消失,一拍脑袋想,这一次可真的完了。谁知在我离家的前夜,她又来了,进门说:“作为一个朋友,我想我还是该来送送你。”可说着就哭了。
三十四
思文要我写信给舒明明,我并不着急。当然我不能伤害了舒明明,我有我的办法。星期天晚上我回到家里,思文说:“刚才威尔逊教授打了电话来,说历史系有你两封信。肯定是那个范娟娟写来的。”我说:“肯定是我家里写来的。范娟娟刚写了,怎么会又写?”她说:“你家里写信怎么不寄到这里?”我说:“那也可能我家里对我进行个别教育,你最好别看。”她说:“就算是你家里写的,明天我反正要到学校去,顺便去历史系帮你拿了好吧?”我说:“可以呀。”她说:“如果是那个范娟娟写来的,我可以拆开看吗?”我说:“那你要拆我有什么办法,你要做什么,什么时候我说不就不啦?”她说:“那你答应了,别说我私拆你的信。”我想那两封信可能有一封是舒明明写来的,也不会有什么新的秘密,她实在要看也只好让她看。我说:“最好你别拆我的信。”她说:“是你家里来的我就不拆。”我说:“都不应该拆。”她说:“你刚才答应了我,怎么又打反口。”我说:“你要拆我也没办法,我说最好是别拆。”她说:“反正你已经答应了。”
第二天早上她去学校,出门时说:“给那个人的信你写了没有?”我说:“我这就写,我上午就写,你中午回来检查。”她骑车去了。我想,那两封信还是别叫她看了为好。也骑了车往学校去。到历史系门口,我看见她的单车停在那里,心想,动作好快,我还以为她做了别的事才来拿呢。我把单车藏过一边,进了门从另一条过道包过去,看见她在往回走,一边在看信。我只好摇摇头,等她走了,骑车回家。
中午她从学校回来,问我:“给那个人的信写完了没有?”我说:“刚写了几句,下午再写。”她说:“好难写呀!”我说:“也容易呢。你上午去历史系拿信没有?忘记了就害得我下午又要去跑一趟。”她掏出两封信一扔说:“都是那个人写来的,热情很高啊。”我说:“那证明你丈夫还不是一堆狗屎。”我拿过那两封信说:“瞎想那么多,有什么秘密?”我把信抽出来,匆匆看一遍,内容和上次一样,口气却更急切,还说有别人在追求她了。我在电炉上把信连信封点火烧了说:“说了没什么就没什么。”她说:“她还在等你呢,等到十月份。”我说:“过几个月就回去,不可能吧,想那么多!”思文说:“打算怎么办?”我说:“写封信给她吧,要她等不是害了她?”她说:“这倒是句人话。你对那个人也要讲点良心。”吃了饭我从书本中翻了没写完的信给她看,她说:“把名字改了吧,范娟娟,哄谁呢。”我说:“改,改。其实我写信给她是用这个名字。”说着我把“范娟娟”几个字划掉,写上舒明明。又觉得不好,扯了一张纸重写。思文说:“来来去去用的都是化名,跟地下工作一样,搞的什么花样,捏白捣鬼!无赖!”我说:“总共三封信你都看到了,还有什么呢?别瞎猜猜,猜过来猜过去把没有的事无中生有都猜出来了,还以为我们怎么的呢。讨嫌!”她说:“别人讨你的爱,我讨你的嫌。其实你们怎么的,我也懒得猜,值得吗?你们爱怎么的就怎么的。你们的事不关我的事。”我说:“人嘴它妈的要那么厉害干什么?”她说:“你少骂人。”我说:“你天天骂我无赖骂了多少。”她说:“那是骂你吗?那你的意思是自己还不是无赖。”我点头说:“是无赖,是无赖。”我很快写一封信给她说:“你看可以不?”她看了说:“可以。”我说:“我没骂她你没意见吧?”她说:“好象我叫你骂人了?”我说:“你去发了吧。”她说:“你写信封。”我把信封写好了给她。她说:“就是这样?”我说:“是这样。”她说:“再检查一下看写错了没有?”我说:“不会错的。”她说:“检查一下地址什么的。”我心虚起来,硬了头皮说:“不会错的,我记得。”她把信往地毯上一丢说:“五号楼,哄谁去呢,你?”舒明明家是住三号楼,我故意写成了五号楼。我说:“记不清了,记得大概就是五号楼吧。”她说:“这么好记心的人,刻骨铭心的事都不记得?高力伟你太会装了!”她说着从书包里拿出几张复印纸说:“不骗你,今天连信带信封我都复印在这里,就是看你诚实不诚实!”
我站在那里呆了,她这一手我万没料到。我恼羞成怒说:“林思文,你好厉害!你以为厉害了对自己有好处!实话跟你说了,这样的信我不会写,你说怎么办呢,就怎么办!”她说:“倒是你不写呢,我也就算了,可你写了,你来这一套,我更怀疑你们了。”我说:“我写信给她本来只想说说自己的不愉快,也没想到她说等我一年。你看我这样一事无成,到十月份回去可能吗?到时候不就自然了结了,还要逼我写信,你知道我最恨的就是别人逼我做什么事。还把信复印了,好聪明个人!你越聪明就是越糊涂,越是被聪明给误了。”她说:“那我就该装个傻瓜,让你哄过来哄过去的!天下也有你这样的人,让我开了眼界!”我说:“那你是嫁给坏人了!”她说:“不能骗自己嫁了个好人。以前是听故事,现在是现实。”我说:“没有事的事都被你挑大了,屎不臭挑起臭!到时候就这样过去了不好些!”她说:“我倒是相信你十月份不会回去,那你更是害了那个人。过去的事也就算了,到现在你还不承认错误,到头来道理都还是你揽着!”我倒在床上不做声,她又说:“我自己在这里呆一年,心里好寂寞,这里男的多女的少,多少机会,我做过这样的事没有?说句不好听的话,我还是个女人呢。我总想着,这个世界上还有两个人,我妈妈和你,把我放到心上。靠了这一点自我安慰,再寂寞再痛苦也熬过来了,好容易盼了你来,带给我的都是痛苦。早知道,你留在国内和那个人去扯我还好些。”她说着又带着哭声了。我心里内疚着,赌气不做声。她说:“我相信西方的原罪说,一个人不犯罪是没有犯罪的机会。街上的叫花子总不会犯这个错误。男人成功了就有了机会,怎么压也是压不住的,可怕。你还谈不上多么成功呢,也这样了。”我说:“原罪说只是针对男人的吗?”她说:“你嫌我能干,也亏了我还不那么傻。女人不能干点,自己挺不起来,只会被男人欺负。世界上的男人,有几个好的!”我说:“谢谢你还没把我排到倒数第一,除了那几个好的都是我的同志,我也不孤独了。”她说:“别跟我逗,你以为逗逗又含含糊糊拖过去了?”我说:“含糊什么!十月份我回不去,这肯定吧?回不去跟她就不可能有什么,这也肯定吧,这不就完了!想那么多干什么呢,你!”她说:“随你,你要跟那个人去结婚也随你去,对你,我也没那么多想法了。”又说:“碰了你这个鬼我只有两条路走。第一,──”我马上接口说:“第一,自杀;第二,──”她忍不住一笑,马上又沉了脸说:“谁跟你打哈哈!第一,无所谓;第二,自己也这样。”我说:“你绝对不会,林思文绝对不会的。”她“嘿”地笑一声。
对舒明明我真的没有承诺什么。到了加拿大我特别想念她,她的来信也使我感到惭愧感到不安。但我也并没有决心就收拾了东西回去。至少,我得到多伦多去试一试自己的运气,来一趟北美不容易,这我明白。回到龙-88,我给舒明明写了一封信,告诉她很快就回去的可能性不大。发信的时候我犹豫了一下,这样拖泥带水的,也不是个办法。把信放进邮筒,又抽了出来,反复三次,把信搁在邮筒口,站在那里把牙齿磨得霍霍的响,最后抱着试一试她的决心的想法,一跺脚把信扔了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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