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
殇毁容面目全非，探伤者泪洒省城
自从马立忠说了刘见旭受伤的事情，春连续几个晚上都梦见刘见旭。一次梦见他面部血肉模糊，嘴是一个深深的血窟窿，轮廓不明显的双唇一张一合，牙齿看不见，但嘴里发出的声音却清晰：“疼死了！把我疼死了！疼死了疼死了疼死了……”还有一次，刘见旭一下扑上来把春紧紧抱住，“呜呜”地哭，哭够了就大声叫喊：“我要入红卫兵！我要入团！我还要入党哩……”
春焦急等待着马立忠给他捎来刘见旭姑姑在西安的地址，但是好多天没有消息。一直过了半个月才收到马立忠捎来的纸条条，上面写着刘见旭姑姑的地址，并且向他说明，前一时期刘见旭父母都到西安陪护儿子，只留见旭妹妹在家看门，说不清姑姑的地址，只知道在陕西人民广播电台工作，前天刘见旭父亲回来，马立忠问了地址，就赶快托人给春捎来了。
第二天，春征得父母同意，决定骑车子去西安看望刘见旭。家里没有自行车，父亲给他借了何拴牢家的永久牌加重车子。
“你路上千万要小心。一天不得到就两天，慢慢骑。黑了早早歇下，到村里寻个年龄大的人家借宿，嘴要甜些，甭叫人讨厌……”春临出门时，母亲千叮咛万嘱咐。
春全身上下穿的基本是老布衣服。下身是老布夹裤外头套黑色的老布单裤，上身是白色的老布“背搭”套老布夹袄，只有外套是学生蓝军便装。脚上倒是流行的黄胶鞋、草绿色尼龙袜子，好像是为了进省城故意时髦一下。自行车后架上夹着一个家织家染深蓝色老布缝制的兜子，里面装着母亲给他准备的干粮——油葱花锅盔馍。蓝布兜背带上拴着搪瓷茶缸，准备路上喝水用。
从雷庄到蒲城县大约50华里路程春是熟悉的，乡间土路，有上坡下坡。秋季多雨，大多路面被弄得坑坑洼洼。从蒲城县向西继续行进，他就只知道富平县在蒲城西南，具体的路线靠一路走一路问。已经是初冬，路上行人稀少，有时问路还要特意走到村里去。春想起村人经常讲的一个版本不同但内容大同小异的故事：有个小伙是“瓷嘴子”，见了人不懂礼貌。小伙出门在外迷了路，遇见一位老年人，他就喊，“哎，老汉，往××村朝阿达走呢？”老汉眼皮不抬，下巴努了努，说，“嗯！”小伙按照老汉下巴指引的方向前进，结果越走距离目标越远。等回过头来再看见老汉，小伙就懂得礼貌了：“叔哎，麻烦你老（人）家给侄儿说一下，往××村子到底朝阿达走呢？”老汉说，“你要是早早叫一声‘叔’，阿达还能跑冤枉路？”于是春问路，见了男的就依据年龄大小先甜甜地叫“哥”、“叔”、“伯”乃至“爷”，遇到女的就喊“大姐”、“婶婶”、“婆”什么的，从而保证自己基本上没跑冤枉路。
一路上，渴了就到村里要一碗煎水，饿了就啃一块母亲烙的锅盔。在富平县境内一位善良的老太太家里，老人非要让春吃一碗干捞面，春再三推辞，只要了一老碗面汤，泡上锅盔，就上老人家腌的萝卜缨子菜，美美吃了一顿。天快黑时，春已经走到高陵县境内了。加重自行车让他越来越觉得沉重，屁股已经让车座磨破好长时间了，锐疼变成了木疼。实在走不动了，他在一个庄户人家歇了下来。他对那个明显处于家长地位的老大伯说：“伯，你的叫我住一晚夕，我给你掏一块钱店钱。”结果惹得老大伯生气：“你再说给钱，就给我赶紧走！”老大伯发一通脾气，反叫春心里热乎乎地无限感激。
第二天中午时分，来自B县的十八岁少年赵春昂然进入省城西安。这天阳光灿烂，春骑车子热了，上身的深蓝色军便服被他卷起来夹到车子后架上。于是，一个满身老布中式衣裤，留着锅盖式“洋楼”头发，骑着加重自行车，满脸汗迹的小青年，成了西安市大街上引人注目的一员。
你的看啥呢？没见过？城里人是人，难道从农村来的人就不是人？管你的看不看，我就是这样子。咋呢？谁把我多看两眼半，能看出花样来？春也发现自己吸引了比较多的眼球，而且那目光中很有些鄙夷的成分，于是他在心里给自己壮胆。他的表情因为故意作出满不在乎的样子，所说显得滑稽。
啊呀，这就是新城广场？那么北面的建筑就应该是省革命委员会了？在陕西全省产生巨大影响的许许多多大事就发生在这里？啊呀，我竟然骑车子跑到这地方来了！新城广场这么大呀！春一边骑车子穿过新城广场，一边想。再朝左拐个弯，就到北大街了。
啊呀，那不是钟楼！一提起西安，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钟楼和大雁塔，这两个著名建筑是古城西安的标志，就像一提起北京人们就会想起天安门、人民大会堂一样。十一、二岁时候，随父母来过一次西安，也曾经看到过钟楼，但是过去了六、七年时间，脑海里的印象已经模糊，而眼前的钟楼却实实在在，而且自己跟这个伟大建筑的距离正在不断接近！可惜呀，要找的地方已经到了，今天看来走不到钟楼跟前去了，明天或者后天，一定要到钟楼底下看一看，有可能的话，上去参观参观。
春打问着走进了陕西人民广播电台的大院，放下自行车，进了一座楼房，上到二楼，找到刘见旭姑姑的房子。他很礼貌地敲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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