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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华

第21章

  我被他让进屋,让了座,屋里一股药味儿。想起来了,刘峰过去的体嗅就是淡淡的药味儿,身体某部位在贴膏药。他五岁开始翻跟头,二十岁开始抄跟头,总是这里那里发生莫名酸痛。这座宿舍楼是八十年代末的,而屋内装饰简直就是从八十年代直接搬过来的,塑料地板贴膜,带玻璃拉门的五斗柜,一对米色的布沙发,靠背和扶手上盖着工艺美术商店买的挑花饰片,茶几上放了个茶盘,上面有个凉开水瓶子和六个玻璃杯。茶几下还放着一个稀罕物,铁壳暖壶,上面印的字迹被年代剥蚀了,但还看得清学雷锋标兵什么的。我拿出一盒西洋参,一小袋虫草,放在茶几上。我不知道这些补品对人有益还是有害,当礼物送,也是瞎送。我的皮包里还有个信封,装了三万元,我会在告辞前悄悄塞到哪里。这年头,阔气的人都生不起病,漫说刘峰这样的老北漂。刘峰从厨房提来一壶刚烧开的水,给我沏上茶。又拆开一袋瓜子,倒进一个不锈钢小盘。他一只左手做事比人家两只手还利索。

  他看我眼睛不老实,往各处溜,就说,她不在家,去老龄大学教西藏舞了。

  我想,原来他女朋友跟我们还不隔行。

  到底病得怎样了?好点儿了吗?该问的话我一句也问不出。刘峰给我沏了茶,还拿出一个苹果,扎在桌子上的一个固定铁签上,用刀细细地削,果皮儿像是给车工车下来的,又薄又匀地从刀刃下流出。他一只手削水果强过我两只手。铁签仿佛一个台虎钳,他把写字台变成了工作台或者机床。我说刘峰对付什么都有招。他笑笑说,可惜当年早早辍学,到剧团翻跟头混饱肚子,没受啥教育。我说不然了不得了,他这辈子光吃发明专利都吃不完。我们就都笑了。

  我说起上次在郝淑雯家的聚会。我,郝淑雯,林丁丁,喝了两箱啤酒,原来只买了一箱,半夜又出去,到日夜服务的便利店又扛了一箱。刘峰问,林丁丁现在怎么样。他问得自然轻松,看来有了新女朋友那块旧伤愈合了。

  “你没去,丁丁挺失望的。”这种情形指望我说什么?说什么都无关痛痒的。也许,该恭喜他,终于无关痛痒了。

  刘峰笑了一下,眼睛里有缅怀和幻想。

  “春天我在王府井看到你,刚要叫你,又找不着了……”我说。

  “我躲着你呢。”

  “为什么?”

  他还是笑笑。我已经不期待他解释了,他倒突然开了口:“人得了大病,跟过去的熟人都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应该珍惜这个时机——是他自己把话头扯到病上的。但说什么呢?会好的,现在很多肠癌患者都治好了……听说你在化疗,效果怎么样?……没有转移扩散吧?……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吗?……

  都显得不合时宜。

  “医生跟我说了,没有复发,也没有转移。挺到第五年,应该就算安全了。”他好像怕我受惊吓,安慰我呢,“现在是第三年。就是化疗的一个礼拜不好受。其他也没啥。”

  “那次在王府井大街上,我看你还挺精神的。”

  “这次你看我气色差是吧?刚化疗完,下水都吐出来了。一礼拜,生不如死。养一阵子能恢复。”他继续安慰我。

  “听说虫草炖鸭子有抗癌作用……”

  “干吗破费?虫草齁贵的。”

  我笑笑,“能贵哪去?又不当饭吃。”

  话题转开,他提起前些时有老兵乞讨的事。

  “那几天我跟着老兵乞丐,想劝劝他们,算了,别给国家现眼,也别给自己现眼。一个国家这么大,跟一个大工厂似的,产品总得改换,机器也总得更新,咱们就算是些老机器老零件,老螺丝钉,给换下来了,扔了,不换不扔工厂就得关门。不是好些工厂都关了门?工人不都得下岗?咱打完仗也就下岗了。哪个国家都一样,当兵的嘛,仗打完了就都是换下来的废零件,旧螺丝钉。不能说螺丝钉旧了,没用了,非不让扔,那会行?不讲道理了不是?我说咱别跟美国退伍老兵学,当叫花子,满大街出丑,倒是出了国家丑了,不更出自个儿丑吗?”

  “你这么劝他们的?”

  “嗯。”

  “他们怎么说?”

  “他们揍了我一顿。他们正没处撒气呢。我这只假手救了我的命。”他把戴白线手套的胶皮手从衣袋里拿出来,晃了一晃,又揣回去。那个破了洞的塑料手大概被淘汰了,它可比旧螺丝钉更没用,“他们看到我一样也上去过,下来都不齐全了,就算了,不揍了。”

  以这样的思路让他自己想开,我无语。

  刘峰突然又问:“小林现在一个人?”

  我说是一个人。

  “过得咋样?”

  我记得刚才告诉他了,过得还行,给富豪看守空房子,活儿轻,挣的不错。但那番介绍似乎没让他满意。也许他想听我说,丁丁过得不好,寂寞,异乡异客,老无所依。也许他想听听细节,有色彩,生动点,比如她穿什么戴什么,胖了瘦了眼睛是否老花了。我拿出手机,打开聚会时拍的照片。

  我用手指划拉着小屏幕,喏,这是丁丁,这是我,这是小郝……刘峰静静地看着,脸上带着静静的微笑。

  我没有等到那个教西藏舞的沈老师回来,看见刘峰神情钝了,想到化疗的损耗我们健康人不可估量,所以赶紧起身告辞。临走我给他写下我家住址,他掏出老花镜,辨认一番说:“离这儿不远。”其实我们都住在同一条发臭的干枯河道旁边,他在北头,我在南头。我发现他老花镜的度数极高,把他的单眼皮眼睛放得老大。

  他送我到门厅里。我看见门口右侧有个放信件和报纸以及钥匙的木头挂箱,红色油漆,还雕了花鸟,工艺细致,带点乡村情趣,刘峰的左手也被他训练得这样灵巧,瞧这番雕刻手艺。我趁他给我开门,把装着三万块钱和一张慰问卡片的信封放进了红色挂箱。

  我开着车,想到那个红色雕花的小木箱。它去除了刘峰生命的灰白,证明他还有那份兴致,那份闲心,给日子添点亮色,给他的女人添加一点意外。我想到四十年前,那个刘峰,为我们修这个做那个,不停地做一堆无成就的琐屑事物,而做本身就是成就,日积月累,一大堆的无成就就是他的成就。他是个当今谁也不需要、谁也不尊重的人了,这种人就叫好人。

  再一想,我醒悟到,他那么高度的老花,一定看不清我手机小屏幕上的照片。他当时为什么不戴老花镜?他不想看清楚林丁丁吗?他难道不好奇曾经让他爱得剧痛的女子几十年后变成了什么样子?我想,只有一个可能,就是他不想看清现在的丁丁。他不来参加聚会,首先是参加不动——身体和精力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他不要看见一个多了许多肉、少了许多头发的林丁丁。因为他当年那么爱那个小林,他不愿意她变,不愿意她老,不愿意她不好看;他不看她,是为了自己好,也是为了小林好。不看,那个年轻的林丁丁,好看的林丁丁,就永生了;至少永远活在一个人的心里,梦里。此刻我发现自己看见的红绿灯像是掉进了水里;我哭得那么痛。刘峰对林丁丁的爱使我也多情了。

  我在香港开会的第三天,手机上来了一条短信:“刘峰先生于2015年12月23日凌晨4:26分于北京武警总医院病逝。”

  刹那间我不知道这个刘峰先生是谁。跟我战友了一场的刘峰一辈子也没人叫过他先生。短信并不是他侄子发来的。我把电话打给发短信的机主。机主却一直呼叫转移。我给刘峰的侄子打了个电话,他也刚刚接到同样的短信。三小时之后,我们与会者正在晚餐,又收到追悼会通知。我拨通郝淑雯的电话,她连刘峰逝世的短信通知都没收到。她只说:“这么快呀!太快了!”也不知道她指什么,什么是她快和慢的参照,跟什么比“太快了”。

  两个月前我去看望他的时候,他真的是怕吓着我,没跟我说实话。要不就是他那个姓沈的女朋友没跟他说实话。但前一种可能性更大,他的淡泊和幽远,他那静静的微笑,是来自一种全盘的接受,接受了一切,也包括接受了不久即临的死亡。

  夜里十二点多,我接到一个女人来的电话,对方自报家门,姓沈,是刘峰的朋友。但我马上觉得,这个姓沈的女人对于我绝不是个陌生人,我们一定认识,而且不是一般的熟。那种亲熟从遥远的少年时代散发而来,如同动物间神秘的生物电,如同难以捕捉的气息。于是我的直觉比分析判断快得多,就在她简短报告了刘峰病故前的状态,以及感谢我捐助的钱——那钱每一分都使上了劲儿,她在此附加了一句;就在她跟我再见的刹那,我平淡地说:“是小曼吧?”

  “……嗯,是。见了面我再跟你细说。不是你想象的那种……”

  我想象的哪种?挂了电话,别说想象,连思维都停了。怎么了,小曼和刘峰?他们最后是怎样相伴的?谁先找到了谁?刘峰最后是个谜,但他的谜跟小曼比,太简单明了。小曼怎么成了沈老师?唯一的推理结果是小曼的亲父亲姓沈。刘峰为什么不告诉我,他的女朋友就是小曼呢?而且不是我想象的那种“女朋友”。

  我以为活到今天,已经没有让我吃惊意外的事物了。而刘峰和小曼,真沉得住气,用了四十年来向我、向人们揭示这份意外。我坐在酒店的落地窗前,窗外的香港灯红酒绿。小曼对刘峰生命终点的叙述,我此刻才顾得上回想。她告诉我,他没有痛苦,没有留恋和不甘,他在进入弥留的昏迷前睡眠很多,那种死沉的药物睡眠。弥留的昏迷持续了两天,没有醒过来,直接走进死亡。

  追悼会前一天,我跟小曼相约,先到她家见面,然后我请她到附近的“鸭王”吃晚饭。小曼在楼下迎我,裹着一件米白羽绒衣。我惊奇地发现老了的小曼比年轻时好看,也许因为有关好看的标准变了。她的黑皮肤、小脸盘、曾经被看作奇葩的浓密纱发,现在都被认为是好看的。那时候我们说小曼坏话:她能演什么呀?脸比脚后跟大点儿,脑壳比拳头大点儿,上了台她是哭是笑观众都看不出来。小曼本身话少,我和她在电梯里都沉默着。我们之间几十年的疏离随着楼层的升高而上升为陌生,陌生又上升为压力。开电梯的妇女换成了个老头,也一句话没有,三双眼睛都盯着显示灯,电梯却爬不动似的。

  在小曼的两居室门厅里,置放了一张写字台,布置为灵台。写字台就是刘峰曾安装了根铁签,把苹果固定上去为我削苹果皮儿的那张。灵台上刘峰的照片是四十年前的,我们巡回演出到西藏,在澜沧江边拍的,右手握在冲锋枪的枪把上。那时我们不知道澜沧江一直流淌,最后就流成了湄公河,而刘峰会去湄公河入海的国度作战,失去他给我们做过甜饼的右臂。他那结实灵巧的右手,为我们抄过跟头、修过地板、掏过下水道、补过军装……澜沧江边的岩石上,同一个景点,我们每人都留了影,也摆出跟刘峰相同的Pose,端在胸前的冲锋枪是跟汽车兵借的。那时候追求林丁丁的摄影干事还没调到大军区,还在昌都军分区当干事,我们沾丁丁的光,每人照了一张江边留影。因为照片质量好,用在灵台上的十二寸照片虽然是用当年120胶卷的底片放大的,还是非常清楚。照片里的刘峰好年轻啊,那么老实巴交,嘴角有种深深的谦卑,而深明大义的光芒就在眼睛里。那时他最得意,最红,年年当标兵,全军区的宠儿,连军区首长来审查节目,都要先跟刘峰握握手,说:“小刘啊,这帮唱唱跳跳的小鬼不好管,好好给他们带头!”但他从那时就明白那都不是看家本领,自己终将无为无成,因而谦卑。他被我们每个人麻烦,还找来“括弧”那样的残废孩子麻烦他自己,时刻准备着帮我们的大忙小忙,琐碎到被絮里捞针的忙,他都那么当真地帮。我们麻烦他就是需要他,被人需要着是他最好的感觉,使他发现自我价值,让他抖擞起活着的精神。他最早那毫无来由的自卑,终于露出了根。不能不说是一种英明吧?在他二十岁的照片上,眼中的深明大义正源于此。

  我看着照片,为自己流不出眼泪而焦虑。其实小曼也没有哭。也许她的眼泪是逆向地流淌,往心的方向。小曼在我身边说起话来,话是重要的,不过有些上年纪女人的絮叨。当年她的病(精神失常)不单单是被当英模的压力诱发;在那之前她就有点神志恍惚。仗刚打起来,野战医院包扎所开进一所中学时,教学楼前集合了一个加强团士兵,从操场奔赴前线。第二天清早推开楼上的窗,看见操场成了停尸场,原先立正的两千多男儿,满满地躺了一操场。小曼就是站在窗前向操场呆望的那个女护士。她站了多久,望了多久,不记得了,直到护士长叫她去看看,万一还有活着的。她在停尸场上慢慢走动,不愿从躺着的身体上跨越,就得不时绕个大弯子。没风,气压很低,血的气味是最低的云层下的云,带着微微的温热,伸手可触。她这才知道满满躺了一操场的士兵是那个军的。刘峰那个军。再走慢点儿,万一还有活的,万一活着的是刘峰……

  小曼侧过脸来看我,“穗子呀,我是拿起尸体袋子上的牌子一个个对号的,个别没有名字和番号,我就怕得要死,打开袋子,看一下他的脸……”

  就那样,一个操场头一天还操练,立正稍息向右看齐,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第二天一早,立正变成卧倒了。卧倒的,个头都不大,躺在裹尸布和胶皮袋子里,个个像刘峰,个个都像她新婚的丈夫。小曼的神志是那时开始恍惚的。

  小曼还站在刘峰灵台前,满腹心事纺成线,不断往外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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